儿子从上海回来，老子病情更加恶化(2)

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当然是长子杜维藩个人的安全问题。当初，杜月笙派徐懋棠回上海而他不敢去，他多一半是动了气，小一半也是实逼至此，无可奈何才把大儿子送进上海滩的，在杜维藩是父命不可违，自己和全家上下何尝不是硬起了心肠？倘若杜维藩真有个三长两短，不但对于病中的杜月笙是一项严重的打击，他将又何以对他九泉之下的妻室，和都在跟前的媳妇、孙儿、孙女？所以，杜维藩人到香港，杜月笙可说是披襟当风，如释重负，忍不住地脱口欢呼，当日，他精神一震，把一别半年的杜维藩喊到了房里来，嘉勉慰劳了他几句，父子两人随即开始一次极关重要的长谈。而杜月笙对于新自上海来的长子，他所问起的头一件事情，便是：“我拍给黄国栋，叫他转给你的电报，你收到了没有？”杜维藩一听，便晓得他父亲要问的是什么事情：黄金荣的正室夫人，杜维藩的寄娘，杜月笙尚未出道以前对他一力栽培提拔的林桂生———“桂生阿姐”在１９５０年春病逝上海。杜月笙在港惊闻噩耗，至感悲悼，他立刻打电报给留在上海的杜家账房黄国栋，转知杜维藩前去料理丧事，尽哀成服。林桂生自从黄金荣另娶露兰春，她“提得起，放得下”，翩然离了她相帮黄金荣建立起来的声势赫赫、钟鸣鼎食的黄公馆，便是杜月笙不惜开罪金荣哥，替她在西摩路备下了一幢住宅，搬过去定居，林桂生从此闭门不出，不问世事，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里，历经北伐、抗战，战乱，哪怕上海滩炮火连天，打得稀烂，她仍不避不走。上她门的只有一个炙手可热、步步高升的杜月笙，而杜月笙一生一世惟独视林桂生为他的大阿姐，总是在说永远报不完她的恩。林桂生之死，使杜月笙以未能亲自送终为憾恨，他叫杜维藩去吊孝治丧，一再关照必须由他负担所有丧葬费用。杜维藩禀告他父亲，他在上海时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嘱咐，妥善办好了林桂生的后事，杜月笙听后犹在不胜欷嘘，他说了些林桂生的为人和性格，对于她的“硬气”赞不绝口，以一个孤老太婆在上海关起大门，渡过了刃兵时起，动荡不安的二十五六年的艰苦岁月，她不但不要共金荣给她一文钱，帮她一点忙，而且绝不告贷求借，或者接受任何人的馈赠，上海人所谓的“白相人阿嫂”，林桂生可以赞得上是“代表性”的人物，她是“白相人阿嫂”的“开山祖师”，同时自从她瞌然去世，这一类典型的人物就此永远绝迹。接下来杜月笙便问杜维藩自己徒子、徒孙恒社子弟的近况，以及他们留在上海，处境有否危险？对于这一个问题，杜维藩惟有摇头苦笑，他说根据他的统计，恒社弟兄滞留沪上不会逃出来的还有五六百人，而在他离开上海的前夕，共产党早已开始清算斗争，五六月间上海被捕的清算斗争对象为数在万人以上。这其间有多少恒社分子，他无从打听。不过。有两点极堪注意的事，可以预见恒社分子的前途一定是凶多吉少。杜月笙则闻言嗒然不语，他的神色一变而为愁惨悲痛，２０年来他对恒一帮帮会流氓加意培植，呕心沥血，其用心之苦，不是一般朋友师生的情谊所可比拟。杜维藩的报告可能是他预料中事，但他内心对于留沪恒社分子的安全犹存一线侥幸之望，杜维藩的一番分析使他这最后的希望也归于破灭，于是，杜月笙陷于深巨浓重的悲哀之中。杜维藩无恙返来来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杜月笙力疾而起，一连和他谈了几天，然而所听到的都是恒社分子怎样危险，留在上海的老朋友们各种不同的悲惨下场，这许多消息使杜月笙刺激颇深，于是，杜月笙犹未痊可的一场“喘大发”，又变本加厉，病况极其严重。他每天一阵接一阵的急喘，喘得他汗出如浆，神志不清，半人高的氧气筒用完一支又接一支，情况最紧急的时候，所有的医生不约而同摇头叹气，他们向杜公馆的人强烈暗示：应该有所准备。因此，杜公馆上上下下乱成一团，几个成家立业的儿子，和三楼孙太太都住在外边，惟恐临时生变赶不及到坚尼地来送终，孙氏太太、杜维藩、杜维屏、杜维新，再加上住在坚尼地的杜美如、杜维善、杜维嵩，嫁到金家的杜美霞，所有杜月笙在港的太太、儿女、孙儿、孙女，每天都到坚尼地守夜，以防万一。杜月笙这一次病情恶化连续一个多月，自１９５０年５月中发病到同年６月下旬，他躺在床上用氧气，仍旧喘个不停，身上的小褂裤一转眼就被淋漓大汗濡成透湿，侍候他的人忙不及脱下揩干身体再换穿。好不容易在盛夏时分喘势渐渐地被止住了，杜月笙等于在鬼门关口打过了一转，大病初愈后的杜月笙形销骨立，面容憔悴得令人不忍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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