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琴
1928年，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化，我的父亲刘少奇和母亲何宝珍也要转移，只好把我寄养在汉口的一位工人家里，养父母迫于生活艰难，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直到1938年，党组织用几百块大洋把我赎回来。所以，我一直记住父亲对我说的两句话：“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买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受苦人办事。”1939年，父亲把我和哥哥允斌送到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9年父亲率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我才随父亲回到了祖国。
父亲总是嘱咐我：“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
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事实上确实如此，当时我对祖国的了解，还不如国内成长的中小学生。爸爸和光美妈妈把我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让我一边教学生俄语，一边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中文。爸爸对我要求很严，每当星期天回家时，爸爸都要关心地问我教学和学习的情况，还让光美妈妈给我一些书看。当时给我指定的必读书籍中，多数是毛主席的著作。爸爸说：“文字上可能念不下来，但是都应该看的，就拿它当课本吧。”还强调要我做笔记，写出读书心得，并告诉我：“你觉得写得好的送给我看看。”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我在父亲的督促和关怀下，比较认真地读了几本理论书籍，中文学习进步得也比较快。学校的老师都说我提高得很快，同时在其他方面的进步也很快。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我的学校在铁狮子胡同，乘有轨电车要绕天安门才能到中南海，路上用的时间比较长，有几次回家，我嫌费时费事，就给中南海汽车队打电话，请他们来接我一下。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他问我：“你知道这车是做什么用的？是为了工作。我坐车是工作需要。你为什么要车？你给车队打电话，人家就要出别的车，这是不是耽误别人的事？坐公共汽车和电车一样嘛。”我心里想，我要车也是同人家商量同意后才派来的，又不会影响别人。我有些不高兴地对父亲说：“电车站人太多了。”父亲听我说这样的话生气地说：“人家能够等，为什么你不可以等？你今后不能再要车了。”从此以后，我都是去挤公共汽车。
有一年冬天，父亲离开北京到外地开会一个多月，光美妈妈给了我一斤毛线，我织了一件毛衣，可是还没有毛裤呢。我又喜爱滑冰，很需要一条毛裤。于是我就悄悄地对父亲身边工作人员说：“给我买一身绒衣绒裤吧。”工作人员很快就买回来了，我穿上很高兴。父亲开会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就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要一身绒衣，不是有件毛衣了吗？接着很严肃地批评我，说我又犯了错误。他说：“你花的钱，不是我的，是人民的钱。你知道我并没有钱，连我花的钱都是人民的。自己有了的，就不要去买，尽量不去花人民的钱，现在人民还很穷。”我当时心里想不就是买一身绒衣吗，还值得发那么大的火？其实父亲批评得很对。因为那时正实行供给制，家中需要的都是国家按规定供给的。自己不应该随便买东西，花人民的钱。
还有一次，我在家听说怀仁堂举行京剧晚会，感到很新奇，小的时候没看过，在国外十年也没有看过，究竟京剧是个什么样子？又听说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登台演出。我大着胆子请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搞来一张票，高高兴兴地进了怀仁堂。可是父亲知道后，对我又是一顿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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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辈1928年，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化，我的父亲刘少奇和母亲何宝珍也要转移，只好把我寄养在汉口的一位工人家里，养父母迫于生活艰难，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直到1938年，党组织用几百块大洋把我赎回来。所以，我一直记住父亲对我说的两句话：“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买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受苦人办事。”1939年，父亲把我和哥哥允斌送到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9年父亲率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我才随父亲回到了祖国。
父亲总是嘱咐我：“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
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事实上确实如此，当时我对祖国的了解，还不如国内成长的中小学生。爸爸和光美妈妈把我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让我一边教学生俄语，一边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中文。爸爸对我要求很严，每当星期天回家时，爸爸都要关心地问我教学和学习的情况，还让光美妈妈给我一些书看。当时给我指定的必读书籍中，多数是毛主席的著作。爸爸说：“文字上可能念不下来，但是都应该看的，就拿它当课本吧。”还强调要我做笔记，写出读书心得，并告诉我：“你觉得写得好的送给我看看。”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我在父亲的督促和关怀下，比较认真地读了几本理论书籍，中文学习进步得也比较快。学校的老师都说我提高得很快，同时在其他方面的进步也很快。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我的学校在铁狮子胡同，乘有轨电车要绕天安门才能到中南海，路上用的时间比较长，有几次回家，我嫌费时费事，就给中南海汽车队打电话，请他们来接我一下。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他问我：“你知道这车是做什么用的？是为了工作。我坐车是工作需要。你为什么要车？你给车队打电话，人家就要出别的车，这是不是耽误别人的事？坐公共汽车和电车一样嘛。”我心里想，我要车也是同人家商量同意后才派来的，又不会影响别人。我有些不高兴地对父亲说：“电车站人太多了。”父亲听我说这样的话生气地说：“人家能够等，为什么你不可以等？你今后不能再要车了。”从此以后，我都是去挤公共汽车。
有一年冬天，父亲离开北京到外地开会一个多月，光美妈妈给了我一斤毛线，我织了一件毛衣，可是还没有毛裤呢。我又喜爱滑冰，很需要一条毛裤。于是我就悄悄地对父亲身边工作人员说：“给我买一身绒衣绒裤吧。”工作人员很快就买回来了，我穿上很高兴。父亲开会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就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要一身绒衣，不是有件毛衣了吗？接着很严肃地批评我，说我又犯了错误。他说：“你花的钱，不是我的，是人民的钱。你知道我并没有钱，连我花的钱都是人民的。自己有了的，就不要去买，尽量不去花人民的钱，现在人民还很穷。”我当时心里想不就是买一身绒衣吗，还值得发那么大的火？其实父亲批评得很对。因为那时正实行供给制，家中需要的都是国家按规定供给的。自己不应该随便买东西，花人民的钱。
还有一次，我在家听说怀仁堂举行京剧晚会，感到很新奇，小的时候没看过，在国外十年也没有看过，究竟京剧是个什么样子？又听说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登台演出。我大着胆子请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搞来一张票，高高兴兴地进了怀仁堂。可是父亲知道后，对我又是一顿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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