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宁
父亲汪锋的一生充满传奇和精彩，而我的跌宕人生，却是从父亲去甘肃工作开始，那一年我十二岁。
记得一个秋天的傍晚，爸打电话给妈说：总理让你带孩子们都来吃饭。1960年举国都在灾荒中，周总理请吃饭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吃饭的地点在长安街上的民族文化宫。父亲那时正是国家民委的常务副主任，而母亲陈方是民族宫筹备组的党总支书记。
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爱开玩笑，称我母亲是民族宫的“宫主”。那顿饭吃什么，怎么吃的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却至今烙印在我的心上，并且由此而决定了我的命运。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我们挤在父亲那辆黑色的、当年配备给部级干部的苏联产三座吉姆车上。母亲心存疑惑：父亲一早出门谈了一天的工作，晚上总理请吃饭，还关照一定带上孩子们，看来一定是有大变动了。之前，父亲的工作已有了调动的安排，那是西北局方向，我家已经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家去西安了。
我妈一定想到了有变化，因为一大家人，五六个孩子的学习生活安排，她必须早做打算。记得他们的对话十分简洁，妈仅小声问了一句：“怎么了？”父亲也只回答一句：“不去陕西，去甘肃。”他们不再言语，各有各的心思。
1954年，我们随父亲从西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爸爸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任是乌兰夫，因他长期在内蒙古，民委的工作实际由父亲主持。当时他从事的是他在革命战争中发挥过专长的民族统战工作。但是1959年，时任宁夏省的主要领导干部犯了“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派父亲去宁夏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随后担任了自治区的第一任的党、政、军一把手，这是他又一次担当地方党务、政务工作。父亲多次说起，中央给他定的工作时间表是“三七”开，即一年里30%在宁夏，70%在北京，这样身兼二职“跑通勤”的日子大约过了两年多。
当年我们进北京后，民委把我们安排在西城区屯绢胡同三十号，这里原是一座王爷府，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全家住前院正房，我家占后花园和一个工人住的“中院”。后花园中有一座太湖石假山，假山的左侧夹道我们称为“山后头”。
夏天很热，父亲很胖，很怕热，那时没有空调，实在炎热的周末，爸爸就让公务员张玉和叔叔蹬个平板车去冰窖口拉个大冰块回来，用个洗衣服的大木盆盛在客厅里，冰慢慢地融化，屋子里很凉快，爸爸和我们一起席地而卧，冰盆里摆着瓜果梨桃……
但是大多数的周末中午，我得去“山洞里”找爸爸。那是清朝的那位王爷当初修建后花园时，在假山的底下修了一间地下密室，没有窗户，沿着一条向下的台阶往地下走，黑咕隆咚的。有时我们玩捉迷藏会躲在里面，但只是在洞口，不敢往里走。夏天里面非常凉爽，那年月没有冰箱，买点菜放在里面，很久都不会坏。就是这个地窖，我爸却在里面摆了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的折叠桌子，夏天的中午他就在里面午休、练字。
后山的这个书房也是个储藏室，放很多平时用不着的东西。我家的公务员张玉和叔叔是个非常勤快忠厚的“老北京”，他负责收拾爸爸的屋里、院外、买菜、收发，周末接送我们，放假时蹬个平板三轮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回来。当我们最后离开北京，搬家去兰州时，仅他收集的旧报纸就卖了整整一大卡车，共计收入二百元。当年我们都认为那是一笔十分丰厚的收入，只有爸爸一个人不这么想，他说：“太可惜了。它还有资料价值。”从1954年进京，到我们离京，张玉和叔叔每天收集看完的报纸，每天的报一张都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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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辈父亲汪锋的一生充满传奇和精彩，而我的跌宕人生，却是从父亲去甘肃工作开始，那一年我十二岁。
记得一个秋天的傍晚，爸打电话给妈说：总理让你带孩子们都来吃饭。1960年举国都在灾荒中，周总理请吃饭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吃饭的地点在长安街上的民族文化宫。父亲那时正是国家民委的常务副主任，而母亲陈方是民族宫筹备组的党总支书记。
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爱开玩笑，称我母亲是民族宫的“宫主”。那顿饭吃什么，怎么吃的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却至今烙印在我的心上，并且由此而决定了我的命运。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我们挤在父亲那辆黑色的、当年配备给部级干部的苏联产三座吉姆车上。母亲心存疑惑：父亲一早出门谈了一天的工作，晚上总理请吃饭，还关照一定带上孩子们，看来一定是有大变动了。之前，父亲的工作已有了调动的安排，那是西北局方向，我家已经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家去西安了。
我妈一定想到了有变化，因为一大家人，五六个孩子的学习生活安排，她必须早做打算。记得他们的对话十分简洁，妈仅小声问了一句：“怎么了？”父亲也只回答一句：“不去陕西，去甘肃。”他们不再言语，各有各的心思。
1954年，我们随父亲从西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爸爸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任是乌兰夫，因他长期在内蒙古，民委的工作实际由父亲主持。当时他从事的是他在革命战争中发挥过专长的民族统战工作。但是1959年，时任宁夏省的主要领导干部犯了“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派父亲去宁夏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随后担任了自治区的第一任的党、政、军一把手，这是他又一次担当地方党务、政务工作。父亲多次说起，中央给他定的工作时间表是“三七”开，即一年里30%在宁夏，70%在北京，这样身兼二职“跑通勤”的日子大约过了两年多。
当年我们进北京后，民委把我们安排在西城区屯绢胡同三十号，这里原是一座王爷府，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全家住前院正房，我家占后花园和一个工人住的“中院”。后花园中有一座太湖石假山，假山的左侧夹道我们称为“山后头”。
夏天很热，父亲很胖，很怕热，那时没有空调，实在炎热的周末，爸爸就让公务员张玉和叔叔蹬个平板车去冰窖口拉个大冰块回来，用个洗衣服的大木盆盛在客厅里，冰慢慢地融化，屋子里很凉快，爸爸和我们一起席地而卧，冰盆里摆着瓜果梨桃……
但是大多数的周末中午，我得去“山洞里”找爸爸。那是清朝的那位王爷当初修建后花园时，在假山的底下修了一间地下密室，没有窗户，沿着一条向下的台阶往地下走，黑咕隆咚的。有时我们玩捉迷藏会躲在里面，但只是在洞口，不敢往里走。夏天里面非常凉爽，那年月没有冰箱，买点菜放在里面，很久都不会坏。就是这个地窖，我爸却在里面摆了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的折叠桌子，夏天的中午他就在里面午休、练字。
后山的这个书房也是个储藏室，放很多平时用不着的东西。我家的公务员张玉和叔叔是个非常勤快忠厚的“老北京”，他负责收拾爸爸的屋里、院外、买菜、收发，周末接送我们，放假时蹬个平板三轮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回来。当我们最后离开北京，搬家去兰州时，仅他收集的旧报纸就卖了整整一大卡车，共计收入二百元。当年我们都认为那是一笔十分丰厚的收入，只有爸爸一个人不这么想，他说：“太可惜了。它还有资料价值。”从1954年进京，到我们离京，张玉和叔叔每天收集看完的报纸，每天的报一张都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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