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曙碧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全国各族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乌兰夫同志。为什么称“乌兰夫同志”呢？从血缘关系上说，他是我的父亲；而从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辛勤工作来说，他又是我的同志，是他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投身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如今，父亲溘然谢世已经二十年了，但他的谆谆教诲仍时时萦绕在我的耳边，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引导儿女跟共产党走
1929年夏的一天，我的祖父母从麦地干活回来，突然看见父亲向家里走来。祖母喜出望外，急忙叫出了我的母亲云亭。我和弟弟布赫初见父亲，愣在那里，父亲快步走过来抱起了我俩。
父亲十七岁离家，到北平蒙藏学校读书。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党派父亲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的学习成绩突出，提前结业当教学翻译，他还参加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翻译工作。
父亲这次是受党的委派，从苏联回来开展内蒙古西部地下革命斗争的。他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宣传革命，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组织蒙古族革命武装部队，把内蒙古的革命烈火再次点燃起来。虽然工作极其紧张，父亲却不忘儿女们的教育和成长，他说服祖父请了家庭教师，让我们本家几个孩子读书识字。他给我和布赫讲苏联，讲社会主义，要我们好好读书，将来为国家和人民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向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进攻。在这样复杂艰苦的形势下，为了抗战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一天，父亲的蒙古族战友奎壁叔叔悄悄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父亲从抗战前线捎来话，叫动员一批蒙古族青年去延安，并要我们家带头。父亲说，我家的孩子去了，别人家就好动员了。母亲让我、布赫、姑姑及亲戚家的孩子一共十多个蒙古族青年学生很快出发，我们历尽艰辛，徒步走到延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延安，我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党中央决定从延安抽调一批人到内蒙古大青山开展抗日斗争，我主动报名。当时大青山的斗争形势很严峻，环境恶劣，条件非常艰苦，奎壁叔叔觉得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不赞成我去。父亲却毫不犹豫地说：“让她去吧，是鹰总得经风雨的。”他对我说：“到大青山是直接和敌人作斗争的，一定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脑子要灵活机智，意志要坚强勇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经得起考验。”在大青山游击队里，我是唯一的女战士。
1949年初，党组织派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到北平接收蒙藏学校。不久，父亲开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来到北平，他嘱咐我：北平刚刚解放，情况非常复杂，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持艰苦朴素、不骄不躁的作风，不吃请，不收礼，工作要认真严谨。
后来，我到地方担任领导工作。父亲谆谆嘱咐我：要经常下乡，深入农村、工厂了解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他还提醒我，到基层不要只听汇报、只看准备好的典型，要直接到群众中去。父亲对搞浮夸、说假话、欺上瞒下的风气深恶痛绝，他曾对我说，对有这些毛病的人和事要严肃批评，甚至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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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辈“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全国各族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乌兰夫同志。为什么称“乌兰夫同志”呢？从血缘关系上说，他是我的父亲；而从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辛勤工作来说，他又是我的同志，是他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投身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如今，父亲溘然谢世已经二十年了，但他的谆谆教诲仍时时萦绕在我的耳边，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引导儿女跟共产党走
1929年夏的一天，我的祖父母从麦地干活回来，突然看见父亲向家里走来。祖母喜出望外，急忙叫出了我的母亲云亭。我和弟弟布赫初见父亲，愣在那里，父亲快步走过来抱起了我俩。
父亲十七岁离家，到北平蒙藏学校读书。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党派父亲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的学习成绩突出，提前结业当教学翻译，他还参加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翻译工作。
父亲这次是受党的委派，从苏联回来开展内蒙古西部地下革命斗争的。他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宣传革命，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组织蒙古族革命武装部队，把内蒙古的革命烈火再次点燃起来。虽然工作极其紧张，父亲却不忘儿女们的教育和成长，他说服祖父请了家庭教师，让我们本家几个孩子读书识字。他给我和布赫讲苏联，讲社会主义，要我们好好读书，将来为国家和人民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向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进攻。在这样复杂艰苦的形势下，为了抗战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一天，父亲的蒙古族战友奎壁叔叔悄悄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父亲从抗战前线捎来话，叫动员一批蒙古族青年去延安，并要我们家带头。父亲说，我家的孩子去了，别人家就好动员了。母亲让我、布赫、姑姑及亲戚家的孩子一共十多个蒙古族青年学生很快出发，我们历尽艰辛，徒步走到延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延安，我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党中央决定从延安抽调一批人到内蒙古大青山开展抗日斗争，我主动报名。当时大青山的斗争形势很严峻，环境恶劣，条件非常艰苦，奎壁叔叔觉得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不赞成我去。父亲却毫不犹豫地说：“让她去吧，是鹰总得经风雨的。”他对我说：“到大青山是直接和敌人作斗争的，一定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脑子要灵活机智，意志要坚强勇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经得起考验。”在大青山游击队里，我是唯一的女战士。
1949年初，党组织派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到北平接收蒙藏学校。不久，父亲开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来到北平，他嘱咐我：北平刚刚解放，情况非常复杂，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持艰苦朴素、不骄不躁的作风，不吃请，不收礼，工作要认真严谨。
后来，我到地方担任领导工作。父亲谆谆嘱咐我：要经常下乡，深入农村、工厂了解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他还提醒我，到基层不要只听汇报、只看准备好的典型，要直接到群众中去。父亲对搞浮夸、说假话、欺上瞒下的风气深恶痛绝，他曾对我说，对有这些毛病的人和事要严肃批评，甚至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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