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再望
冬夜，大雾弥天，寒意袭人，我辗转难眠，起身从书柜取出一本书，深红色的布面封皮上没有字，书脊上印着“马列主义五大名著汇编”。翻开封里，浅黄色的画面有两支点燃的蜡烛，在漫漫长夜发出温暖的光芒。再翻开首页，上端有两行工整的毛笔字：“赠李井泉同志毛泽东”。
这本书是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收存了《共产党宣言》、《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父亲一直珍藏身边。1966年2月，不知父亲出于何种考虑，将这本书拿出来，让子女们传阅。随之而来的“文革”风暴中，书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抄走。1973年，父亲恢复组织生活，经一再追索，学校将书归还予他。1977年春我入党后，父亲十分高兴，郑重地将此书交给我，要我认真学习，好好保存。父亲已去世二十年，随着岁月流逝，他的名字淡出人们的记忆。每当我看到这本书，就想起他，他一生追求理想，献身革命，历经坎坷艰辛，信念却终不泯灭，一如冬夜的红烛。
农民的儿子
1909年9月19日，父亲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祖父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土改时李家被定为中农。家乡的老屋至今完在，青色的瓦，灰色的砖墙，屋檐下的横梁上用墨汁写着一个字“春”。燕子年年飞来这里筑巢，至今不息。屋前有一个大水塘，水源丰足，水色清亮，父亲从小就在这口水塘冲凉沐浴。
村里许多人家都姓李，取名讲究辈分，父亲属泉字辈，除了他，村里还有金泉、思泉、涌泉、岩泉等，“文革”中我回乡务农时，称呼他们“叔叔”。他们说起我父亲，就像说起自家人，称道他从小爱念书，懂道理，敬长辈，做事勤快。
1960年，父亲回过一次家乡，看到农村的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就请求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村小，周边村子的孩童也可就近来读书。学校建成后，深得村民们赞许。
仓下村附近有条河，河对岸有粮站，一条路通往多个乡镇。百年前河上有座石桥，被洪水冲塌后，一直没有重建，行人过往靠船摆渡，汛期一来，经常停渡，村民们出行和过河交售粮食甚难。1974年，父亲再度回乡，乡亲们反映修桥愿望，他深为牵挂，当即建议地方政府修桥。桥完工后，可通汽车，方便行人，有利商贸，甚得民心。当地百姓取名为“万年桥”，并在桥头立碑一座，凿文铭记。
父亲对家乡父老关怀备至，却从不厚待自己的亲属。他的弟弟被国民党抓捕，去世后留下子女两人。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把他们接到成都念书，读完中学后，侄子在成都一家工厂当工人，侄女回到唱凯镇当供销社售货员。父亲的弟媳妇一直是农民，住在仓下村，父亲的三个姐妹，也一直在乡下务农。“文革”中，我和妹妹大蓉、二蓉回乡插队，常到姑姑家“走亲戚”，见到她们养鸡种菜，纺棉织布，以勤劳为生，毫无抱怨，对我们则关怀备至。
1928年，父亲所在的红四军二十五师在广东大埔县展开游击战，被敌人追剿，父亲与部队失散，躲进深山老林，幸遇农民黄书声相救，把他藏起来，每天给他送饭送水。此后他在大埔、梅县一带领导地下斗争，直至重返部队。解放后，父亲一直挂念着黄书声，委托广东省委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黄氏一家人。1960年，我随父亲去广州，见到了这位朴实敦厚、笑容腼腆的恩人。握着他粗粝的双手，我深深感动，因为他没有向父亲提任何希求，只是同桌吃了一顿饭，就回乡下去了。经历了“文革”数次抄家，我保存的家庭照片被烧被毁，几乎荡然无存，可是父亲和这位广东农民的合影照，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留给我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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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辈冬夜，大雾弥天，寒意袭人，我辗转难眠，起身从书柜取出一本书，深红色的布面封皮上没有字，书脊上印着“马列主义五大名著汇编”。翻开封里，浅黄色的画面有两支点燃的蜡烛，在漫漫长夜发出温暖的光芒。再翻开首页，上端有两行工整的毛笔字：“赠李井泉同志毛泽东”。
这本书是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收存了《共产党宣言》、《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父亲一直珍藏身边。1966年2月，不知父亲出于何种考虑，将这本书拿出来，让子女们传阅。随之而来的“文革”风暴中，书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抄走。1973年，父亲恢复组织生活，经一再追索，学校将书归还予他。1977年春我入党后，父亲十分高兴，郑重地将此书交给我，要我认真学习，好好保存。父亲已去世二十年，随着岁月流逝，他的名字淡出人们的记忆。每当我看到这本书，就想起他，他一生追求理想，献身革命，历经坎坷艰辛，信念却终不泯灭，一如冬夜的红烛。
农民的儿子
1909年9月19日，父亲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祖父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土改时李家被定为中农。家乡的老屋至今完在，青色的瓦，灰色的砖墙，屋檐下的横梁上用墨汁写着一个字“春”。燕子年年飞来这里筑巢，至今不息。屋前有一个大水塘，水源丰足，水色清亮，父亲从小就在这口水塘冲凉沐浴。
村里许多人家都姓李，取名讲究辈分，父亲属泉字辈，除了他，村里还有金泉、思泉、涌泉、岩泉等，“文革”中我回乡务农时，称呼他们“叔叔”。他们说起我父亲，就像说起自家人，称道他从小爱念书，懂道理，敬长辈，做事勤快。
1960年，父亲回过一次家乡，看到农村的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就请求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村小，周边村子的孩童也可就近来读书。学校建成后，深得村民们赞许。
仓下村附近有条河，河对岸有粮站，一条路通往多个乡镇。百年前河上有座石桥，被洪水冲塌后，一直没有重建，行人过往靠船摆渡，汛期一来，经常停渡，村民们出行和过河交售粮食甚难。1974年，父亲再度回乡，乡亲们反映修桥愿望，他深为牵挂，当即建议地方政府修桥。桥完工后，可通汽车，方便行人，有利商贸，甚得民心。当地百姓取名为“万年桥”，并在桥头立碑一座，凿文铭记。
父亲对家乡父老关怀备至，却从不厚待自己的亲属。他的弟弟被国民党抓捕，去世后留下子女两人。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把他们接到成都念书，读完中学后，侄子在成都一家工厂当工人，侄女回到唱凯镇当供销社售货员。父亲的弟媳妇一直是农民，住在仓下村，父亲的三个姐妹，也一直在乡下务农。“文革”中，我和妹妹大蓉、二蓉回乡插队，常到姑姑家“走亲戚”，见到她们养鸡种菜，纺棉织布，以勤劳为生，毫无抱怨，对我们则关怀备至。
1928年，父亲所在的红四军二十五师在广东大埔县展开游击战，被敌人追剿，父亲与部队失散，躲进深山老林，幸遇农民黄书声相救，把他藏起来，每天给他送饭送水。此后他在大埔、梅县一带领导地下斗争，直至重返部队。解放后，父亲一直挂念着黄书声，委托广东省委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黄氏一家人。1960年，我随父亲去广州，见到了这位朴实敦厚、笑容腼腆的恩人。握着他粗粝的双手，我深深感动，因为他没有向父亲提任何希求，只是同桌吃了一顿饭，就回乡下去了。经历了“文革”数次抄家，我保存的家庭照片被烧被毁，几乎荡然无存，可是父亲和这位广东农民的合影照，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留给我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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