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父亲了解社情、民意，有各种渠道，其中一种无疑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1979年之后，曾在朱总司令处工作的警卫参谋李庭良同志来到他身边。李参谋是四川人，回乡探亲时了解到一些情况，父亲认为有代表性，就请他写成文章，登在内部通讯上供党内领导参阅。从家里饭桌上听到“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联系实惠，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联系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不久就成了他在党课讲话中的内容。
父亲在回顾工作成绩时，“党”、“人民”、“群众”、“老百姓”是少不了的词汇。1990年，湖北省委党史办周文义主任到家采访时带着小型录音机。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座，父亲谈起“文革”前的工作，诸多数字，信手拈来，如数家珍。父亲有超于常人的记忆力，这一点我们晚辈无人可及。他讲过，汇报不看材料，不翻“本本”，是总理“逼”出来的。总理曾说，重要的统计数字，应时刻牢记在心。总理要求下级的，自己首先能做到，令人心悦诚服。我后悔直到1991年底才下决心买了一部有录音功能的便携机，1000多港币是我几个月的工资，其时，离父亲去世仅3个多月。本打算老父退休后系统记录一些“口述史”的基础资料。最后几年，他开始愿意告诉我一些事情，但仍只是零零星星，通常还是我问起来，才说几句。父亲太忙，心中“大事”过重。我不忍打扰。
父亲尊重关心同志，不论在职的或休息的。1978年“复出”后，去干休所看望、慰问老干部，听管理部门反映，因为缺少汽车，送老同志去市区看病很不便，尽管上级拨了经费但想买到一辆“上海牌”轿车也万难，王老能不能帮……父亲此时已是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省军区政委，有职有权，当即拍板，先从省直机关调两辆车给干休所用，以后买到新的，再给所里换。临走还叮嘱所领导：“这里有很多红军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不论来自陕甘、陕北、关中、汉中还是其他地区都是人民的功臣，晚年生活一定要照顾好，还有其他困难，随时找我。”
进入绿色田野，父亲习惯地闻了闻有没有农家肥料的气息，他对某些农村曾一度流传的“种地不上粪，全凭化肥混”之说不以为然，认为：“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硫酸胺、硝酸胺之类板结土壤，最好的尿素也有副作用。在人均耕地少、农闲时期多的地区，尽量用天然肥料，尤其是作基肥，不但省钱，而且是为后代着想；相反，则是短视行为。
父亲一直关心环保，认定这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只要参观企业总爱问：产生多少“三废”?能否减少排放，再度加以利用？污水怎样处理？最后流到哪里？弄脏了河水人畜饮水怎么办？他到处提倡绿化，喜欢参加种树。在陕西省就决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绿化，逐步抑制流入黄河的泥沙。看到武汉东湖水质渐差，上海苏州河污水流淌，十分忧心。1986年国家环保局评选出一百家（无污染、无公害）环境优美工厂，请父亲出席发奖仪式。出门前天降暴雨，工作人员劝他别去了，可他说：“这是子孙万代的大事。”坚持按时前往。回家时“千层底”的布鞋和袜子、裤腿完全湿透。母亲说：“找不着胶鞋穿双皮鞋也好，一着凉感冒了……”
父亲在交往中常常是淡水、清茶之交。1954年冬，刚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时，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一行到湖北视察，父亲和省、市委几位领导陪着吃了顿饭，临时安排，选了最省事的饺子，喝的也是饺子汤，一个菜也没有。有同志说：“这样也太简慢了，首长都是南方人。”父亲说：“领导最关心的是群众生活，只要我们努力做好工作，比请首长吃啥都强。不过确实应该考虑地方口味。”以后，安排主席自己吃饭，从来是四盘菜，主席留客就餐时，也只是在量上加一点。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及其他首长到湖北，风味有区别，仍是四菜一汤，只有接待国际友人标准较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宋任穷伯伯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时，送了陶铸伯伯和父亲各一箱苹果，陶伯伯回赠南方水果时也送了父亲一份。但父亲收下后，却记不住该“有来有往”，后上清华的姐姐提醒母亲这才督促父亲回送了两份土特产。父亲在外收到此类礼品嫌麻烦怕放坏，常常转手分送同志并未带回家中，在亲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失礼在所难免了。
父亲早对后事作了安排，书籍赠故乡，字画送湖北……骨灰撒长江，撒在1954年抗洪时刻注视的武汉江段；撒在宜昌中堡岛三峡大坝将立起的江面上……
四龙（王涌晖）简历
王任重之子。祖籍河北省景县。1953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59年9月武汉市武昌水果湖小学
1965年9月武汉市湖北省实验中学
1969年10月湖北省钟祥县沙洋镇务农，后进入小型化肥厂当操作工
1973年4月武汉市光学仪器厂工人
1977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职工业余大学
1979年12月经考试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图书馆出纳、典藏、编目、《外国历史知识》编辑、《史学理论》编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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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辈父亲了解社情、民意，有各种渠道，其中一种无疑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1979年之后，曾在朱总司令处工作的警卫参谋李庭良同志来到他身边。李参谋是四川人，回乡探亲时了解到一些情况，父亲认为有代表性，就请他写成文章，登在内部通讯上供党内领导参阅。从家里饭桌上听到“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联系实惠，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联系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不久就成了他在党课讲话中的内容。
父亲在回顾工作成绩时，“党”、“人民”、“群众”、“老百姓”是少不了的词汇。1990年，湖北省委党史办周文义主任到家采访时带着小型录音机。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座，父亲谈起“文革”前的工作，诸多数字，信手拈来，如数家珍。父亲有超于常人的记忆力，这一点我们晚辈无人可及。他讲过，汇报不看材料，不翻“本本”，是总理“逼”出来的。总理曾说，重要的统计数字，应时刻牢记在心。总理要求下级的，自己首先能做到，令人心悦诚服。我后悔直到1991年底才下决心买了一部有录音功能的便携机，1000多港币是我几个月的工资，其时，离父亲去世仅3个多月。本打算老父退休后系统记录一些“口述史”的基础资料。最后几年，他开始愿意告诉我一些事情，但仍只是零零星星，通常还是我问起来，才说几句。父亲太忙，心中“大事”过重。我不忍打扰。
父亲尊重关心同志，不论在职的或休息的。1978年“复出”后，去干休所看望、慰问老干部，听管理部门反映，因为缺少汽车，送老同志去市区看病很不便，尽管上级拨了经费但想买到一辆“上海牌”轿车也万难，王老能不能帮……父亲此时已是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省军区政委，有职有权，当即拍板，先从省直机关调两辆车给干休所用，以后买到新的，再给所里换。临走还叮嘱所领导：“这里有很多红军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不论来自陕甘、陕北、关中、汉中还是其他地区都是人民的功臣，晚年生活一定要照顾好，还有其他困难，随时找我。”
进入绿色田野，父亲习惯地闻了闻有没有农家肥料的气息，他对某些农村曾一度流传的“种地不上粪，全凭化肥混”之说不以为然，认为：“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硫酸胺、硝酸胺之类板结土壤，最好的尿素也有副作用。在人均耕地少、农闲时期多的地区，尽量用天然肥料，尤其是作基肥，不但省钱，而且是为后代着想；相反，则是短视行为。
父亲一直关心环保，认定这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只要参观企业总爱问：产生多少“三废”?能否减少排放，再度加以利用？污水怎样处理？最后流到哪里？弄脏了河水人畜饮水怎么办？他到处提倡绿化，喜欢参加种树。在陕西省就决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绿化，逐步抑制流入黄河的泥沙。看到武汉东湖水质渐差，上海苏州河污水流淌，十分忧心。1986年国家环保局评选出一百家（无污染、无公害）环境优美工厂，请父亲出席发奖仪式。出门前天降暴雨，工作人员劝他别去了，可他说：“这是子孙万代的大事。”坚持按时前往。回家时“千层底”的布鞋和袜子、裤腿完全湿透。母亲说：“找不着胶鞋穿双皮鞋也好，一着凉感冒了……”
父亲在交往中常常是淡水、清茶之交。1954年冬，刚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时，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一行到湖北视察，父亲和省、市委几位领导陪着吃了顿饭，临时安排，选了最省事的饺子，喝的也是饺子汤，一个菜也没有。有同志说：“这样也太简慢了，首长都是南方人。”父亲说：“领导最关心的是群众生活，只要我们努力做好工作，比请首长吃啥都强。不过确实应该考虑地方口味。”以后，安排主席自己吃饭，从来是四盘菜，主席留客就餐时，也只是在量上加一点。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及其他首长到湖北，风味有区别，仍是四菜一汤，只有接待国际友人标准较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宋任穷伯伯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时，送了陶铸伯伯和父亲各一箱苹果，陶伯伯回赠南方水果时也送了父亲一份。但父亲收下后，却记不住该“有来有往”，后上清华的姐姐提醒母亲这才督促父亲回送了两份土特产。父亲在外收到此类礼品嫌麻烦怕放坏，常常转手分送同志并未带回家中，在亲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失礼在所难免了。
父亲早对后事作了安排，书籍赠故乡，字画送湖北……骨灰撒长江，撒在1954年抗洪时刻注视的武汉江段；撒在宜昌中堡岛三峡大坝将立起的江面上……
四龙（王涌晖）简历
王任重之子。祖籍河北省景县。1953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59年9月武汉市武昌水果湖小学
1965年9月武汉市湖北省实验中学
1969年10月湖北省钟祥县沙洋镇务农，后进入小型化肥厂当操作工
1973年4月武汉市光学仪器厂工人
1977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职工业余大学
1979年12月经考试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图书馆出纳、典藏、编目、《外国历史知识》编辑、《史学理论》编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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