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识渊博，谦虚好学
父亲是位知识分子，他一生中提出了不少政策和建议，这都与他的渊博学识是分不开的。他精通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熟悉四国外语，特别对俄语和英语尤为精通。这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显现。1982年，父亲与工作人员到襄樊，看到“诸葛亮庙”中墙壁上的石刻《出师表》，他看完后指出其中某处错了一个字，某处又丢了一个字。当地管理人员感到十分惊讶，不相信，最后一查书，果然是刻错了。据党史文献记载，1986年，八十岁的父亲一次与领导同志在一起，大事谈完后，两人开始聊天。父亲对那位领导说：《古文观止》我还能背诵。他不信，叫人拿来《古文观止》，从书中任选了一篇请他背，父亲果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于是，他惊讶地说：《古文观止》到你这里就“观止”了。我自己也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要给弟弟陆健健买辆自行车，父母两个打赌谁输谁出钱。结果妈妈挑出的一篇古文，被父亲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结果妈妈输了。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谈话，就是由父亲直接口语翻译的。记得斯特朗女士去中南海拜会陆定一，组织上专门选派了一位女翻译陪她来，父亲发现此翻译不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就叫翻译到一旁喝茶，父亲与斯特朗直接用英语进行交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到洛阳玻璃厂，看到大块的平板玻璃在流水线上被大量破损，十分可惜，回京后他向该厂写去一信，提出“合理化建议”。经过他的演算，他建议在流水线上要缩小滚轴的间距，这样玻璃板在冷却变形时被相对抬高，就不会在传送中因撞击滚轴而破碎了。
父亲的学识渊博，不仅来自他的功底深厚，也来自他的谦虚好学和不断进取。我国发展“两弹”（原子弹、氢弹），父亲不懂原子物理，就拜专家为老师，还专门请何祚庥同志来给他讲课，一周一次，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何祚庥院士赞叹地说：“这么大的领导干部，还如此学习，没见过。”
关心党的前途，晚年提出“十大反思”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认识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国家的民主政治、惩治腐败、中国改革模式等诸方面和领域，都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比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提出：
党的领导，有个党内民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两个问题”。
党的集中，应是以党的民主为基础。要坚决克服和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
党与群众的关系，党是要为群众服务，而不是群众为党服务。
父亲主张：放开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比如，对“民主和自由”的问题，父亲指出：
民主和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故对民主和自由，我们应该是“扬弃”而不应该是“抛弃”。
比如，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已超过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他在“反思”中指出：
资本主义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是采用扩大贫富差距、加大剥削和社会不公来实现积累过程。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该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我国的改革，也需要资本积累，但我们是否也要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用加大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办法）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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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辈父亲是位知识分子，他一生中提出了不少政策和建议，这都与他的渊博学识是分不开的。他精通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熟悉四国外语，特别对俄语和英语尤为精通。这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显现。1982年，父亲与工作人员到襄樊，看到“诸葛亮庙”中墙壁上的石刻《出师表》，他看完后指出其中某处错了一个字，某处又丢了一个字。当地管理人员感到十分惊讶，不相信，最后一查书，果然是刻错了。据党史文献记载，1986年，八十岁的父亲一次与领导同志在一起，大事谈完后，两人开始聊天。父亲对那位领导说：《古文观止》我还能背诵。他不信，叫人拿来《古文观止》，从书中任选了一篇请他背，父亲果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于是，他惊讶地说：《古文观止》到你这里就“观止”了。我自己也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要给弟弟陆健健买辆自行车，父母两个打赌谁输谁出钱。结果妈妈挑出的一篇古文，被父亲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结果妈妈输了。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谈话，就是由父亲直接口语翻译的。记得斯特朗女士去中南海拜会陆定一，组织上专门选派了一位女翻译陪她来，父亲发现此翻译不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就叫翻译到一旁喝茶，父亲与斯特朗直接用英语进行交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到洛阳玻璃厂，看到大块的平板玻璃在流水线上被大量破损，十分可惜，回京后他向该厂写去一信，提出“合理化建议”。经过他的演算，他建议在流水线上要缩小滚轴的间距，这样玻璃板在冷却变形时被相对抬高，就不会在传送中因撞击滚轴而破碎了。
父亲的学识渊博，不仅来自他的功底深厚，也来自他的谦虚好学和不断进取。我国发展“两弹”（原子弹、氢弹），父亲不懂原子物理，就拜专家为老师，还专门请何祚庥同志来给他讲课，一周一次，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何祚庥院士赞叹地说：“这么大的领导干部，还如此学习，没见过。”
关心党的前途，晚年提出“十大反思”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认识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国家的民主政治、惩治腐败、中国改革模式等诸方面和领域，都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比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提出：
党的领导，有个党内民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两个问题”。
党的集中，应是以党的民主为基础。要坚决克服和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
党与群众的关系，党是要为群众服务，而不是群众为党服务。
父亲主张：放开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比如，对“民主和自由”的问题，父亲指出：
民主和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故对民主和自由，我们应该是“扬弃”而不应该是“抛弃”。
比如，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已超过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他在“反思”中指出：
资本主义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是采用扩大贫富差距、加大剥削和社会不公来实现积累过程。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该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我国的改革，也需要资本积累，但我们是否也要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用加大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办法）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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