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人厚道重情义
当他的老部下、老警卫员、老马夫……来到北京，父亲总是亲自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安排他们参观北京，和他们拉家常，临走他总会送上钱物（当然是他自己的工资），送他们到车站。
父亲对老同志、老战友，特别是老红军和有才华的人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会千方百计地在历次运动中保护他们，即便他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父亲也会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安排好他们的子女。并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实事求是对他们功过给予正确的评价。父亲一生中救助过许许多多干部以及他们的子女。
对牺牲了的战友更是怀念，他的那首长诗“继承先烈志”写得十分感人：“悠悠哀乐起，徐徐步灵堂……”父亲与许多老红军一样，不喜欢看国产的战争影片，原因是这些影片不真实，再就是会勾起他们太多的怀念和对战斗的残酷情景的回忆……
每当我放学回家，闻到一股米粉豆腐（这是我老家的特色菜）的香味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哪个大军区的司令、政委伯伯又来我们家了。这些老同志，不管他们是谁，父亲总会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他们也都愿意到我们家里来，可以毫无拘束地向父亲反映部队现状，谈自己对部队建设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建议。父亲总是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拿到军委会议上去研究落实，还可以掌握部队第一手材料。有时高兴了，父亲会亲自下厨，做上一盘他最拿手的爆炒牛肉丝。
父亲不喜欢江青，但对于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却完全不一样，对这位革命“师母”非常尊敬。解放战争期间，贺子珍带着女儿从苏联回国来到哈尔滨。当时很多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碍于江青的面子，不敢见贺，贺的生活也安排得不好。父亲当时任一兵团政委，正在长春前线指挥围困长春。他刚从前线回到哈尔滨就带上后勤部长探访贺师母，亲自安排她的衣食起居，并把自己的工资留给贺子珍。六十年代的一天，父亲听说自己的一个姑姑去世了，我晚上回到家里，看到父亲非常难过，听妈妈讲，父亲一整天一口饭没吃。父亲对自己的生活待遇从不过问。“文革”中，专案组的人问父亲工资多少？父亲回答不出，又问他级别是多少？父亲想了半天说：“大概是八级吧。”（实际上萧华是行政五级）
父亲吃饭从不挑剔，从不浪费，有时刚来的战士把米饭做生了，他也会津津有味把饭吃完，也不会去批评那位战士。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总是把好菜好饭留给孩子们吃，而他吃最少的一份。父亲不吸烟、不喝酒，偶尔醉一两次，也准是和老战友聚会。
父亲对我——他的孩子中唯一的“男子汉”要求更严格一些，自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不再抱我，和他一起散步就像急行军一样……我们常听到的两句话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和艰苦朴素。我从小就不爱穿新衣服，所以常来我家的萧劲光伯伯给我起了个外号“贫雇农”。在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著名的男校——北京四中，当你看到一群穿着破旧衣服（有时会露出肩膀），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的中学生从你面前走过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是一群开国元勋的儿子，有些人还是住在中南海的。我们这些子弟在学习上争上游。参加学校组织的和环卫工人一起掏大粪，到餐馆当服务员等公益活动。每年一两次（每次七天左右）参加农村收割麦子（稻子）或开荒种果树劳动；“五一”、“十一”的游行及训练，天安门广场晚上的警戒任务……我们都会抢着参加。在四中，很难分出哪个是干部子弟，哪个是一般市民子弟。我们常常被推举为班或团的干部，我们最怕的是给父辈丢脸和抹黑。我是在清华学习时（大一）入的党，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个红色笔记本，在扉页写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几个大字。我也把参军后第一个军礼郑重地献给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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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辈当他的老部下、老警卫员、老马夫……来到北京，父亲总是亲自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安排他们参观北京，和他们拉家常，临走他总会送上钱物（当然是他自己的工资），送他们到车站。
父亲对老同志、老战友，特别是老红军和有才华的人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会千方百计地在历次运动中保护他们，即便他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父亲也会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安排好他们的子女。并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实事求是对他们功过给予正确的评价。父亲一生中救助过许许多多干部以及他们的子女。
对牺牲了的战友更是怀念，他的那首长诗“继承先烈志”写得十分感人：“悠悠哀乐起，徐徐步灵堂……”父亲与许多老红军一样，不喜欢看国产的战争影片，原因是这些影片不真实，再就是会勾起他们太多的怀念和对战斗的残酷情景的回忆……
每当我放学回家，闻到一股米粉豆腐（这是我老家的特色菜）的香味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哪个大军区的司令、政委伯伯又来我们家了。这些老同志，不管他们是谁，父亲总会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他们也都愿意到我们家里来，可以毫无拘束地向父亲反映部队现状，谈自己对部队建设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建议。父亲总是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拿到军委会议上去研究落实，还可以掌握部队第一手材料。有时高兴了，父亲会亲自下厨，做上一盘他最拿手的爆炒牛肉丝。
父亲不喜欢江青，但对于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却完全不一样，对这位革命“师母”非常尊敬。解放战争期间，贺子珍带着女儿从苏联回国来到哈尔滨。当时很多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碍于江青的面子，不敢见贺，贺的生活也安排得不好。父亲当时任一兵团政委，正在长春前线指挥围困长春。他刚从前线回到哈尔滨就带上后勤部长探访贺师母，亲自安排她的衣食起居，并把自己的工资留给贺子珍。六十年代的一天，父亲听说自己的一个姑姑去世了，我晚上回到家里，看到父亲非常难过，听妈妈讲，父亲一整天一口饭没吃。父亲对自己的生活待遇从不过问。“文革”中，专案组的人问父亲工资多少？父亲回答不出，又问他级别是多少？父亲想了半天说：“大概是八级吧。”（实际上萧华是行政五级）
父亲吃饭从不挑剔，从不浪费，有时刚来的战士把米饭做生了，他也会津津有味把饭吃完，也不会去批评那位战士。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总是把好菜好饭留给孩子们吃，而他吃最少的一份。父亲不吸烟、不喝酒，偶尔醉一两次，也准是和老战友聚会。
父亲对我——他的孩子中唯一的“男子汉”要求更严格一些，自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不再抱我，和他一起散步就像急行军一样……我们常听到的两句话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和艰苦朴素。我从小就不爱穿新衣服，所以常来我家的萧劲光伯伯给我起了个外号“贫雇农”。在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著名的男校——北京四中，当你看到一群穿着破旧衣服（有时会露出肩膀），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的中学生从你面前走过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是一群开国元勋的儿子，有些人还是住在中南海的。我们这些子弟在学习上争上游。参加学校组织的和环卫工人一起掏大粪，到餐馆当服务员等公益活动。每年一两次（每次七天左右）参加农村收割麦子（稻子）或开荒种果树劳动；“五一”、“十一”的游行及训练，天安门广场晚上的警戒任务……我们都会抢着参加。在四中，很难分出哪个是干部子弟，哪个是一般市民子弟。我们常常被推举为班或团的干部，我们最怕的是给父辈丢脸和抹黑。我是在清华学习时（大一）入的党，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个红色笔记本，在扉页写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几个大字。我也把参军后第一个军礼郑重地献给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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