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一回 语重心长 周恩来庐山告警 布阱设陷 史汀生华府筹策

　周恩来微笑，想了想，答道：“日本人民希望同中国人民亲善，这是肯定的。但日本政府，这个侵略中国的蛮横政府说要同我国亲善，那就是猫哭老鼠假慈悲了。”周恩来斟酌词句：“正当日本把握了若干有利时机，积极侵略我国的时候，中国的局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西安事变正是变化的契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获得了各阶层的支持；如何制止日本侵略，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委员长当然很清楚这种局势的趋势，所以委员长在西安时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停止内战，奋起抗日，而委员长也愿意出来领导抗战！”周恩来把右手掌迅速往膝盖上一按：“这样，客观的战争条件已经具备了，西安事变的良好结束，将使日本更动他的侵华时间表；他‘亲善’、‘合作’都是虚伪的。”他指指窗外的山峦：“这真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种假面具后面的便是刺刀，我们估计日本更大规模的对华侵略，已经迫于眉睫了！”

　　待窗外训练团学员一片歌声脚步声远去，蒋介石这才问道：“没有这样严重罢？除非你们有非常可靠的根据。”

　　周恩来微笑道；“刚才我们所谈的，都是非常可靠的根据。局势是在这样发展，日本更大的侵略战争迫于眉睫！”

　　蒋介石喝了口水。半晌，咧着嘴笑道：“我以为还不至于。国际形势是一回事，日本内部情形又是一回事；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我看今年以内绝不至于有战争，我们看事实吧。”

　　周恩来点点头也笑道：“好的，我们看事实吧。不过敌人今年动不动手是个时间问题，他今年也罢，明年也罢，今天也罢，明天也罢，手一定是要动的，因此我们的准备工作，一秒钟也不能松懈了。”

　　蒋介石点点头：“周先生以为……”

　　周恩来挪了挪身子：“我们没有新意见。五月间我们曾经发表一个《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对国民党不大顾到民意、党包办的选举，对国民大会选举法、组织法都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且要求立即开放党禁，释放全国政洽犯，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确认男女平等，废止一切剥削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以保障人民及各政党团体真正获得选举之自由，以及提出议案和宣传讨论之自由，这样才能使国民大会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基础，以加紧加快的发动抗战。”

　　“这些我都知道了。”蒋介石频频点首：“而且，有些已经付诸实施，毛先生总不能说我没有诚意。”

　　“是的。”周恩来也点点头道：“毛主席以及中共党人，对委员长在西安答应抗战、停止内战、加强团结的诺言非常赞同。我们既然团结御侮，双方就应该赤诚相见，所以我会到这里来看您。”周恩来顿了一顿：“不过有些事实是遗憾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最近半年以内，……”

　　“有些什么事？”蒋介石作惊讶状。

　　周恩来道，“我们提出这些事实，目的在使我们团结抗日。”

　　“这个我知道，我们现在是对事不对人！”蒋介石急问道：“到底在我离开西安以后一直到现在，半年之中发生了一些什么变故？”

　　“委员长或许不清楚。”周恩来道：“中央军在一月间突地又向西安进攻，这是违反和平解决原则的，张学良先生迄未返秦，杨虎城先生又在四月二十三日出国，这两位将军的现状，是影响军民观感的，五月间北平学生纪念‘五四’节，号召救亡，被陶希圣、杨立奎派人殴打，这情景是使热血青年痛心疾首的；此外，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到今天还在监禁之中。”

　　周恩来不等蒋介石开口，说下去道：“事情还不只这些，其中还有一位积极抗日的王以哲军长，忽然不明不白死去。”

　　蒋介石面对着态度从容、说话踏实的周恩来，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了。他紧紧地捏紧玻璃杯，然后把杯子重重地往茶几上一放，顿足道，“简直不象话！简直不象话！是这样的么？”他往沙发上一躺，叹道：“千不该万不该，我回到南京以后休息了几个月。”他拍拍背上的钢架：“伤势到今天还没复原，我背上还支着钢架。”蒋介石作痛苦状，搓了一会手：“周先生，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那真是遗憾之至！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晓得。周先生知道，我在这几个月中间，往返京沪杭甬溪口之间，想不到因为移地疗病，外面闹出了这么多的事情来！”蒋介石把头摇了再摇，连连顿足叹气。半晌，疲乏地答复周恩来道：“不过我也略知一二，请回去同毛先生解释解释：一月间进攻西安，据报是双方武装冲突，南京军方负责人便派兵救援，一旦冲突，难免伤人，这个实在不好；汉卿这个孩子脾气，大概不久以后便可以改过，他当然要回西安去的，诸位不必误会；杨虎城是吾党老同志，这次事变后还来过抗州，参加过一个军事会议，他的出国纯粹是自愿的，周先生也不必去听一面之词；北平‘五四’节打学生这回事，真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学生们无论怎样胡闹，打他们总不是好办法，我马上查一查！沈钧儒等七个人被控危害民国罪，这件事已经闹上法庭，我就很难说话了，我是一向尊重法治的，不过我可以去何问；至于王以哲军长死得不明不白，这消息我也听到了，我非常痛心！”蒋介石揉揉胸口：“周先生知道，我们正在准备抗日，而这位王军长正是一个理想的先锋，不料……”蒋介石长叹：“听说是西北军与东北军发生哗变，把王以哲夹在里面，所以有此命案。这不但是王以哲的不幸，而且是国家民族的不幸！”蒋介石摇头叹息了好半晌，这才透口气道：“总而言之，这些事情都出在我离京期间。”他弦外有音：“如果在西安不受重伤，我还不致于告假休养，也不致于出了这些岔子。”他突地起立：“不过我得查明重办！”他按铃，对侍卫道：“找陈主任来！”周恩来连忙说道：“委员长，这个时候这样做，希望您考虑处理的份量，不要影响团结才好！我告辞了。”

　　蒋介石正板着面孔，忽地又堆下一脸笑道：“好，你休息去吧。这里很自由，你大可以多走走，毫无关系。”他目送周恩来出门，又向侍卫吩咐道：“告诉他们，注意同周恩来说话的人，把这些人的名字记下来！”

　　话说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的夏天，牯岭变成了蒋介石政府的陪都。尽管局势紧张，民心愤激，南京各大员却迁往庐山办公去了。周恩来在牯岭时，同蒋介石及行政院各部长举行了几次会议，主要是中共派代表列席十一月间国民会议问题。这会议的组织是为了通过民主宪法，双方商定特区可以根据区域为单位，选举代表九人。同时蒋介石坚持延安代表可来，但绝不能用中共名义出席。

　　蒋介石用自己的专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当周恩来还在旅途中时，蒋介石召集的紧急会议开始了。“我们来交换交换意见。”蒋介石郑重其事地说：“对于目前局势，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延安有延安的看法。当然，延安的看法我们不必重视，但他们认为战争迫于眉睫这句话，我们不妨研究研究。同时乘这机会，我们也不妨来决定今后我们的国策。”

　　张群第一个起立道：“委员长高瞻远瞩，今天的会的确非常重要。至于延安方面的看法，诚如委员长说的，值不得予以重视。要知道今天国策的基本梢神，在于消弭战祸。委员长告诉我们：日本如果进攻，三天便可以使我们亡国。仗，万万打不得，而且也不能备战，因为对方听说我们备战，战争会来得更快，所以兄弟主张长期准备。长期准备四个字，对外可以使对方有所觉悟：中国并没有立刘向他收回东北的意思，不必动刀动枪，对内，可以安安民心，特别是封住共产党的嘴巴：政府是准备抗战的，无奈中国太弱，非要长期不可。仓卒言战，万万不可！”

　　蒋介石点点头，表示张群之言有理。沉默片刻，汪精卫侃佩而谈道：“刚才兄弟听到张先生的高见，非常钦佩。各位都知道，在过去十年之中，岳军先生襄助委员长，一直是决策机构中的要员。岳军先生对内主持剿共决策，对外采行亲日外交，企图凭借日本的力量来达到剿共胜利的目的，使兄弟非常佩服，而委员长也很赞赏他的干才。”

　　“现在，”汪精卫支着桌子：“外面的确很乱，到处有抵抗日本之声，这种空气如果继续下去，说不定会真的闹出乱子来。日本方面本来没什么，但一看中国这种剑拔弩张的样子，恐怕真的要打起来了。”汪精卫声调抑扬顿挫，相当动听；眉目鼻嘴，尤善表情。只见他振臂高呼道：“如果真的打起来，请问我们怎么办？现在连英美各国对日本都俱怕三分，难道我们真的愿意冒险用兵，孤立无援，眼巴巴打死仗吗？”

　　汪精卫这句话，使大家都吃了一惊。

　　“记得‘九一八’时，”汪情卫道：“张季鸾先生的文章写得真好！他在《大公报》写的社评真应该交付国史馆保存的。他在‘九一八’时写《告日人以防俄之道》，大家看这多么痛切！他在《对‘九一八’事变的正论》中说得更好，今天还能通用！他说：‘九一八后，全国人心悲愤，……政府政策，不为国人谅解，左派刊物，趁时兴起；人民阵线，大形活跃。全国多数报刊鼓噪叫嚣对日宣战，大有不惜以拼全民族生命为孤注一掷之概。惟有《大公报》在这种叫嚣空气中，力主镇静，带告国人，不可逞一时意气，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地！’”汪精卫感叹：“大家看，今天的情形不也是那样吗？”

　　一提起张季鸾，蒋介石喜道：“季鸾先生在西安事变中连续四篇杜评才真是不得了的，陈主任不妨对他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宣读一遍。这篇社评曾经在南京加印几十万份派飞机在张、杨军队中散发，听说收效极大！”

　　陈布雷咽口唾沫，起立道：“真是真是，这篇社评好到极！张先生主要的意思是说：‘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样大错，你们心里或者以为是爱国，那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蒋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国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

　　‘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

　　众人跟着作赞叹状，有人提议应将此文编入教科书，蒋介石大喜，当即宣布进餐休息片刻。

　　饭后开会，孔祥熙继续发言道：“美国是不会怕日本的。大家都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不过美国国内因为被孤立主义统治着，所以在军事方面不能成为第一流强国，当时它在国际间也不能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可是第一次大战改变了整个形势，战后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所有的协约国几乎都向美国借了债，尤其是英国，它借的最多；而且美国也拥有了与英国并驾齐驱的强大舰队，它新编成的陆军在大战最后阶段中变成了协约国军队的主力。这种条件使美国一跃而为国际舞台主角。这些都是事实，连共产党都这样看法，他们把美国叫做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中流砥柱’。所以，我以为美国是不会怕日本的。”

　　大家透了口气，蒋介石也点了点头道；“庸之说得也对，夫人也常常这样说的。”

　　“委员长说得对！”汪精卫笑吟吟说道：“庸之先生与夫人的见解都对，但是并不妨碍兄弟刚才所说的那句话：美国是怕日本的！”

　　“从何证明呢？”汪精卫眼睛骨溜溜一转：“美国的力量既然迅速增长，它自然要攫取在国际间的地位，并且为它的商品争取市场，争夺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形之下，美日冲突更加尖锐起来，因为美国扩展势力的主要对象是太平洋，恰好同日本的发展对象正面抵触。那么为什么说美国‘怕’日本呢？因为从地理条件来说，特别是对远东问题，日本比美国方便得多！”汪精卫面有得色：“所以在一九一七年间，美国便向日本妥协，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但第二年大战结束，美国强大起来以后，便不肯妥协了。可是也没有办法，一直到一九二一年春天，美国报纸杂志不断鼓吹强硬对日论调。这些报纸说：摆在美国面前的最大问题，是日本究竟会不会变成太平洋的主人？同时有关太平洋问题的书籍大量出版，冠以《日本的威胁》、《新日祸》、《我们必须与日本一战吗？》等等的标题，反日情绪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

　　“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汪精卫笑笑：“共产党人分析当时的情形说，美国在这种情形之下，只好一方面在中国加紧扶植亲美派系同亲日派夺取政权，譬如直系与皖系、奉系的战争就是例子；另一方面则在国际间打击日本，孤立日本。而孤立日本最主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拆散英日同盟里一九二一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显然有这种目的！”

　　张群插嘴道；“我想补充一些意见。对于日本问题，兄弟略知一二，英日同盟在一九二○年缔结的，当时日本为了与帝俄争夺东北，急需找到有力帮手；英国呢？英国鉴于日本急速兴起，也乐于拉拢日本做它的伙伴。英日同盟缔结后两年，日本就发动了日俄战争，在英美支持下获得了胜利。”张群咳声嗽：“各位要知道，在一九○五年以前，日本的兴起主要是靠美国帮忙的。但在那年订立朴茨茅斯和约以后，日美又为夺取东北的经济权益而反目。日本就进一步同英国拉拢，来填补美国的空隙，日本的外交路线由联美而走向排美联英，使美国难以忍受了。

　　“可是，美国也无可奈何，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拆散英日联盟，是花了不少心血，而且在双方不得罪的原则之下解决这难题的。不过我们要注意，无论是美国怕日本也好，日本怕美国也好，他们都是强国，我们自己小心相处，才是真的。”

　　蒋介石默然点头。

　　张群笑了笑，意思是说完了。汪精卫接下去道：“岳军先生之言有理！人家强国之间勾心斗角，我们自己应该小心相处才好。我们刚才谈到华盛顿会议，别忘记这个会议对于中国的好处。”他想了想，朝角落里外交部次长徐谟笑了笑：“徐次长，你来报告报告。”

　　徐谟正在注视窗外山坡上一个西妇，碧草如茵，白裙摇曳，有两个洋娃娃在她前面边走边摘野花。忽地听说要他报告，便胀红着面孔说道：“委员长，各位先生，华盛顿会议主要议程是远东问题和裁军问题。

　　“因为战后美、日积极扩大海军，美日军备竞争得非常激烈，一般人都恐惧这种竞争将导致美日战争，结果在华盛顿会议订立了三强海军协定，规定英美的主力舰不得超过五十万吨，日本的主力舰不得超过三十万吨，那是有名的五五三比例，参加这个会议的国家，除英、美、日，还有法、意、比、荷、葡萄牙与中国。

　　“远东问题主要是中国问题，结果订立了九国公约。这个公约的内容，还是我们中国代表第一个提出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我们在‘十项原则’中说：‘中国赞同门户开放，即所谓有约各国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故自愿承认并实行此主义于中华民国各地方，无有例外。’蒋委员长对于这个公约，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恩人，把中国领土主权保全了，”徐谟瞅一眼窗外那个西妇的背影：“的确，美国真够朋友，委员长的话是对的。”说罢坐下。

　　汪精卫皱皱眉头，立刻笑道：“美国怕日本的例子，这里又有一件了。”

　　蒋介石一怔道：“兆铭兄说说看。

　　孔祥熙使劲抽雪茄，作不屑状。可是仔细听汪精卫说道：“兄弟在前几天，曾经同一个左派教授纵谈世界大局，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宣布必要。我们都知道，左派朋友的论调都不可靠，但那天他所说的，有点道理，因为证实了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是非常微妙，虽不‘怕’，也不远矣！”

　　“那位教授恰巧同我谈到华盛顿会议。他说：兆铭先生，日本对我国侵略，恐怕非扩大不可了。我说从何证明呢？他说美国自从一九三一到今年一九三七，在这段时期中它对中国完全采取退却路线；因为它正以全力恢复国内经济，无暇顾及中国局势。美国目前的对远东政策，其基本精神就是一方面鼓励日本北进同苏联冲突，另一方面则消极地抵抗日本的南进，而抵抗的办法就是一种阿Ｑ精神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我就问他：你有什么根据吗？那位教授叹道：汪先生不会忘记华盛顿会议产生的九国公约吧？当时美国代表罗特（Ｒｏｕｔ）提出四项原则，并经大会通过。那原则表面上很漂亮；第一：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第二：供给中国以完全的和无阻碍的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而巩固的政府；第三：运用各国权势，以求切实建立和维持在全中国领土上各国的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第四：不得利用中国现状以求取特殊权利，而致减削各友邦臣民的权利，并不得奖助有害于各友邦安全的行动。”

　　正是：当时美国，嘴脸狰狞；变本加厉，神人共愤！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