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八 回 此长彼消 两党分担起变化 口蜜腹剑 独夫行径非通道

　书接上回，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报告接着写道：

　　“如果把全部敌军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之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百分之十六，即不足六分之一。三月以后，敌人增加了一部分军队来华，向河南、湖南、广东的正面战场进攻，两党分担的比重起了一个变化。但增至这三省举行进攻的部队，最多不过十几个师团，这个变化，也不算很大。

　　“至于敌后战场以及一部分正面战场的友军和我军的关系，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以后即集中力量对中共摩擦。曾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只有一九四三年七月间的一次（胡宗南将军调动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因为中外舆论干涉，未爆发战争；其余两次，均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使用的兵力均近十万。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四月，在山西进攻决死队（阎锡山长官所属的部队，亦称新军），与在太行山进攻八路军。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在安徽进攻新四军。此外，小的或中等规模的军事磨擦，则从未间断过。即如日前山西的中条山（阎锡山长官所部），湖北的鄂东、鄂南，安徽的皖中、皖东、皖南，浙江的东面，广东的广九沿线（以上均国民党所部），我们的友军无日不在剿共战争中。这种抗日战争中的国内战争，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四年半（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反共高潮算起）。我们曾在自卫斗争中，获得了我们各级统帅部及国民党的成千件的反共或剿共的命令训令。我们之所以至今还没有把这些文件公布于世，是因为我们始终抱着期待我们的友党友军自动改变态度，停止国内战争，改善国共关系的心理。尽人皆知，不停止一切国内战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国要配合盟国反攻日寇，是异常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至于正面战场友军之所以大部分丧失战斗力与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示束手无策，例如蒋鼎文将军、汤恩伯将军与胡宗南将军的数十万军队，在河南不超过七万敌人的进攻面前，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其原因，完全在政治上反对人民，反对民主，反对共产党，外交上依赖友邦作战与依赖友邦接济，而全不振奋精神，自己动手之故。我们的友党——国民党的方针，拿几句话来概括，就是厉行专制，压迫民主，抗日依赖别人（国际依赖英美，国内依赖共产党），自己保存实力准备铲除异己；假如这种方针不变，中国不但不能反攻，就连保存现状也是不可能的。

　　“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八十万，华中约有二十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练，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今天还在敌后的，只有三部分地方性的军队，他们用各种方法，不择手段地求得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山东的赵保原，张里元及山西阎锡山长官（按：现均已投敌——编者）在三个月前才由晋南派到晋东南去进攻决死队与八路军的第六十一军，这三部分总共不过二万至三万人。

　　“最后，要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红军。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在陕北会合时，计有官兵八万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乃奉统帅部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只承认四万五千人，发表了三个师的番号（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即开赴华北参加抗战。新四军的前身，也是国内战争的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奉统帅部命令，集中于皖南、江北两地，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辖四个支队，计有一万二千人，在华中参加抗战。华南的中共部队，一部分是内战时期的红军改编的（海南岛），一部分是抗战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组成的（广州附近）。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中共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他们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创立民主抗日根据地，每一次由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土，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在中国境内，只有这一种政府是真正合法的，因为他们是由人民选举，不是由党派委任的），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自卫军民兵游击队，发展生产、肃清汉奸等项政策，其特点就是密切地依靠人民，军队与人民息息相关，党政军民结合一体，向着敌伪展开进攻与防御的猛烈战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能够战胜敌伪无数次的进攻，在毫无接济、困难万分的条件下，能够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战场至七年之久。

　　“大体说来，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期间，日本人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以其主力向正面进攻，而以第二等力量在敌后打击共产党。但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由于中共在敌后战场展开了猛烈的战斗，日本就改变了他的战争政策，轻视国民党，重视共产党，对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进攻共产党。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两年，这种进攻达到非常残酷的程度，敌人的‘扫荡’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治安强化’政策都是这个期间达到最高峰。其结果，我们的军队缩小了，根据地缩小了，人口由一万万降到五千万。一九四三年以来，敌人进攻的残酷虽然是有加无已，但是我党、我军及敌后人民，却从这种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了，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正确政策（三三制、土地政策、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整顿三风、拥政爱民、发展生产、肃清特务、发展民兵等），终于打退了敌人的一切进攻。因此，一九四三年到现在，情况又好转了，军队又有四十七万，民兵有了二百余万，根据地又扩大了，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六百万（按：一九四五年四月公布为，军队有九十一万，民兵二百二十万以上，根据地有十九个大的解放区，人口有九千五百七十万。——编者）并且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我们曾经担负抗击敌伪兵力六分之五以上，经过了外间所不能想象的困苦艰难，然而什么敌人、什么困难也不曾压倒我们。

　　“中共七年来的抗战史，几个钟头是说不完的。现在把七年来我军作战的几种重要统计分别的说一说。

　　“右图为八路军各周年的战绩统计；

　　（表一）

　　“从这一统计表看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抗战，其战斗次数是一年比一年增加的，这是第一。

　　“第二、是对敌军作战，毙伤数字较大，而俘虏数字较小；对伪军作战，则俘虏较多，毙伤较少。

　　“第三、可以看出日军投诚，在抗战最初二年是没有的，第三周年以后，就逐渐增加，可见我们对敌军的政治工作是收到了效果的。

　　“第四、就敌伪与我伤亡比较的变迁来看，中间虽有波动，但自一九四二年以后，我军经过精简整训，战斗力比战争初期是大大提高了，由三比一进至五比一了。

　　“第五、从缴获敌军的武器数字来看，可以看到我军在第五周年度（即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至四二年上半年），战斗是非常艰苦的，就是说，战斗次数很多，而缴获率则比第四周年减少了。

　　“在华中方面的新四军，他们七年抗战的经过情形，大体上与八路军差不多。下面就是新四军七年来各周年的战绩表：

　　（表二）

　　“在毙伤敌人的项下应当特别指出：中共抗战七年来击毙日军之将校，根据极不完全的统计材料，计有五十五名，其中有日军中将一名，少将八名，大佐十九名，中佐二十名，少佐七名。

　　“关于缴获武器方面，也应当指出：若将八路军，新四军所缴获的长短枪总计起来，则我军七年抗战的结果，缴获了长短枪三十共万枝以上（其中一部分是日军的，大部分是伪军的）。若按照我军人与枪的比例为五比三计算起来，光是长短枪就可以武装五十四万多人，缴获轻重机关枪及大小炮，还不算在内。但是这些武器有一部分是残破不全不能再用的。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的武器来源有三：一是原有的，二是缴获敌人的；三是民间武装，由人民自动组成游击队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但是我军武器弹药依然非常不够，国民政府从抗战开始即不给以必需的接济，一九四一年以后，更无只枪颗弹文钱粒米之接济，希望同盟国设法给以援助，以利配合作战。我们军队因缺乏优良武器，缺乏子弹，缺乏医药设备，而无辜死亡的人是非常之多的。

　　“敌后七年抗战的经验还证明，如果不组织民兵、武装民兵、训练民兵，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则敌后的长期坚持是不能设想的。

　　“我军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的各根据地上，对民兵的建设，曾用了很大的力量，到今年止，我们敌后的民兵，已有二百多万。除华南尚无统计外，华北、华中的民兵分布如下表：

　　（表三）

　　（表四）

　　“总计华北、华中共有民兵二百十三万人。

　　“民兵以外，八路军、新四军的正规部队及游击部队，是逐年增加的。广大敌后战场，受日寇压迫的人民，不得不武装起来进行残酷的战争，他们开始组成游击队，后来编入八路军及新四军，又复组成新的游击队。所以敌后战场的军制，是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三者的互相配合。有了这三者的互相配合，任何强大的敌人也无法摧毁我们。我们的友党，不愿发动民众组织民兵及游击队，单靠正规军作战，纪律又很坏，如鱼失水，如鸟失气，所以不能胜敌。兹将八路军新四军历史发展情形列表如下：

　　（表五）

　　“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我军在一九四○年曾达到五十万，但在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年减少了，从一九四二年下带年起又向上涨，至今保持四十七万多，特别是战斗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要把民族敌人打出去，并配合同盟国反攻日寇，八路军、新四军还应该壮大。一部分国民党朋友把我们这种壮大抗战军队，诬称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讲这种话，实在是缺乏民族思想的表现。现在应该不是削弱八路军、新四军，也不是设想种种方法去阻止它发展，而是极力扶植它、接济它、壮大它，使它更能担负配合盟军作战，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当着正面战场发生严重危机的今天，每一个具有充分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是应该有这种要求的。

　　“我们的战绩表上，已指出七年抗战中俘虏日军与日军投诚的数目，八路军二五二二名（这中间包括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冀东游击部队‘包森支队’在遵化地区所俘的敌寇天皇表弟赤本大佐及其随员六人），新四军五○○多名。关于这些俘虏的处置，我们的政策是：（一）送回日本去，起瓦解作用；（二）送交统帅部处置；（三）留在我军训练成为敌军工作的战士。

　　“关于送回日军去的政策，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有重大作用的。我们的政策是不杀害俘虏，给予他兄弟般的待遇，听其自愿地去留，同时，又对他们进行不断的反法西斯的政治教育，大胆地放他们回去；愿留下的则留下，这对于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有极大作用。

　　“在这个政策下，我军俘虏日军的数目，年有增加，日军投诚的数目，亦年有增加。日军中反战厌战运动的生长，决不是偶然的事。这一件工作，即所谓敌军工作，我们的日本战友，首先是日本人民领袖罔野进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日军俘虏除大部分送回日军者外，由延安送去西安的俘虏数目：一九三九年十四人；一九四○年二人；一九四一年三人；一九四二年第一次共十三人，第二次共十人，合计四十二人；又由太行送往大后方去的数目，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共二十八人。此外，新四军在抗战头三年亦送往大后方若干人，尚未计算在内。”

　　正是：前赴后继，救亡第一，条件艰困，统计难全。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