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卅七回 劝驾促驾 李宗仁飞穗“主政” 进路退路 蒋介石幕后指挥

　话分两头。话说李宗仁飞返桂林以后，李任仁、黄朴心及广西的社会名流几十人劝他和中共妥协，补签“国内和平协定”，使两南地区避免战祸。无奈李宗仁旧的传统观念太深。他认为，西方人在处于绝境时，会顺应环境而罢兵投降，中国的传统现念，则不允许贪生怕死或临阵脱逃，而主张不成功便成仁，宁可当“断头将军”也不当“投降将军”。尽管李任仁、黄朴心等人的意见，忠耿可亲、理由充分，但他还是犹豫不决，心里矛盾万分。正在这时候，白崇禧接到了蒋经国的密报以后，和桂系将领夏威、李品仙等人赶回桂林，声色俱厉地痛斥了李任仁、黄朴心等人的“局部和平”论调，白崇禧、黄旭初还撤掉了黄朴心的广西省教育厅厅长职务。于是，李宗仁的天平也倒在“主战派”一边。广西的局部和平计划于是告吹。

 

　　但李宗仁的“反蒋”活动并未停止，他对美国还有幻想。他想通过除司徒外的另一条途径，来试探美国军事援华的可能性。他的亲信邱昌渭几经活动和美驻广州公使路易士·克拉克搭上了线，经过几次密谈，克拉克表示：美国战后的外交政策，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在远东是援助蒋介石。前者十分成功，后者彻底失败了。美国对蒋介石已失去了信心。关于军事援华，事实上已不可能。除非李代总统能挽回颓势或者蒋介石不再干预政治。而在目前情势下，要蒋不干顶政治也毫无可能。李汉魂、程思远的积极活动也没有明显的结果。李汉魂、程思远向李宗仁汇报道：薛伯陵（薛岳）和蒋矛盾很深，他反对蒋介石复出，但他和陈辞修的关系极好，受陈辞修的影响很深；余握奇（余汉谋）也有反蒋倾向，但他为人持重，要他公开竖起反蒋旗帜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张向华（张发奎）反蒋坚决，但独木不成林，他手里的力量有限……于是，李宗仁想团结一伙广东军人来对抗蒋介石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对于李宗仁的种种活动，蒋介石很得牙根发痒，恨不得一口把他给活吞了。但是，由于蒋介石在江南地区的惨败，客观上显出了桂系部队的比重，在华中地区也主要依靠这些桂系部队在支撑局面，如果在这个时候，桂系部队在背后插上一刀，那他蒋介石还受得了？他咬了咬牙，把满肚子怨气往肚子见咽，装着笑脸去看李宗仁的冷面孔。一个又一个“特使”，从上海，从广州，从汉口，飞往桂林“促驾”。

 

　　先是白崇禧飞桂“促驾”。白崇禧劝李宗仁“一定要去广州主政”。李宗仁问：“去广州有何利弊？”白崇禧道：“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现在政府迁到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政府群龙无首，失去领导重心，显然影响至大。”言外之意，就是同蒋争权也要到广州去。这话可谓说得冠冕堂皇。其实，白崇禧去桂林“促驾”，真正的内幕只有他自己清楚。原来，蒋、李、白三角关系错综复杂。白在李蒋之间权衡利弊，时而靠李，时而近蒋。二三月间，白积极鼓动李向蒋“摊牌”，并通电促蒋下野。四月二十日以后，由于战局的急剧发展，白对李、蒋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仍然鼓动李宗仁和蒋“摊牌”，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蒋的亲信、华中“剿总”秘书长的关系，向蒋暗送秋波。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一下子就领会了白崇禧传过来的信息，于是托人转告白：只要我们两人能再次携手合作，大局仍有可为。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密令上海市代市长陈良拨给白崇禧三万两黄金，作为华中部队的军费……象当年在交易所“抢帽子”一样，蒋看准了白的“行情”，下了大本。于是，蒋白之间一次心照不宣的买卖终于拍板成交。白崇禧便亲自出马来桂林“促驾”……这一切，李宗仁当然一无所知。直到他最后去世，都没有察觉白对他的“出卖”。

 

　　紧跟在白崇禧屁股后面的是阎锡山、居正、李文范三人的“劝驾”队伍。阎锡山、居正和李文范三人皆是党国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可以说都是民国的缔造者。李宗仁对这三人一向都很尊重。

 

　　“德邻兄，”阎锡山摆开了说服的架势道：“我们是专程来促驾的。德邻兄有所不知，自从南京失陷……”

 

　　阎锡山于民国元年就担任山西都督，经营山西将近四十年，是个名副其实的“山西土皇帝”，他一向专横跋扈、目空一切，就连蒋介石的话，他也只是“择其有用者”而“采纳之”，不过，最近的情况变了，太原陷落，他被逐出山西，成了光棍一条，说话也没有了资本，只好依附在蒋介石的左右。因为他资格老、反共坚决，对蒋“还有用”，蒋便叫他跑跑腿，给他壮壮门面。

 

　　“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李宗仁叹口气道：“你们都知道，蒋先生处处跟我作对，我无法放手工作。”

 

　　“是啊，”居正深表同情地说：“蒋先生历来的作风，我们心里清楚……不过，德邻兄应以国事为重……”

 

　　“对于德公的难处我们肚里有数……”李文范也劝道，“不过，广州政府现在群龙无首……”

 

　　“是的，是的，”阎锡山说：“我们临来时，何院长再三致意，请德邻兄无论如何要以党国为重……”

 

　　“各位有所不知，”李宗仁叹道：“各位的意思我全清楚，不过，蒋先生在幕后掣肘，我实在无法领导，我只有急流勇退……”

 

　　“不，不，”阎锡山抢着说：“此次来桂林前，蒋先生再三向我们保证，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希望代总统大胆领导。”

 

　　“是的，是的，”居正、李文范同时补充道：“总裁说了，五年之内决不插手政治……”

 

　　李宗仁摇头苦笑：“各位都知道，蒋先生的话，一向是说了不算-数的。不瞒各位说，这类保证我听得多了。去年在竞选副总统时，他以再三保证，可是结果怎么样？”李越说越有气：“有时候他竟然把我当成乡下的阿木林！”

 

　　三位元老面面机觑；“不会吧！蒋先生脾气是有点犟……”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实在是……”李宗仁苦笑叹气。

 

　　阎锡山、居正、李文范的“劝驾”队伍还未离开，广州的“劝驾”队伍再一次光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和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也来桂林“助战”，内容还是那一套：德邻兄要以大局为重，一国三公的局面无法维持，广州国民政府群龙无首的局面应该改变，蒋先生已经作出保证，五年内不干预政治，代总统可以放手大干，等等，等等。阎锡山、居正、李文范、朱家骅、陈济棠五员大将轮番“促驾”，双方晤谈达六七次之多。

 

　　面对着几员大将的“劝驾”，加上白崇禧的不断督促，李宗仁动心了。经和心腹们商谈，决定提高去广州“主政”的“价码”，作为对付“劝驾”者的应变措施。

 

　　“价码”共有六条，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为力求扭转军事颓势，代总统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从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千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有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完法规定，向代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允奉行；

 

　　第，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五月三日上午，李宗仁把这六条意见，作为“对蒋先生的备忘录”，抛出来向阎、居、李三人“征求意见”。

 

　　“很好。”阎锡山首先表示同意道：“德邻兄的六条意见极好。我完全赞成，就是，就是‘备忘录’的名字……”

 

　　“那么，你们的意见呢？”

 

　　居正沉思良久道：“德公！是不是把‘备忘录’改成‘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

 

　　李宗仁心想：反正内容没有变，于是点了点头，答应照改。

 

　　当天中午，《李代总统同居正、阎踢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打印了三份。一份由李文范转交国民党中常委，一份由居正交给行政院长何应钦，一份由阎锡山直接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对李宗仁这份“谈话记录”，当然愤恨莫名。他一边翻阅，一边破口大骂：“娘希匹，好大的胃口！也不怕把肚子撑破了哇？漫天要价，想敲我的冤大头？这不是在趁火打劫吗？想把我一脚踢开？办不到！”

 

　　阎锡山劝道：“今日之下，切忌分裂。我看不如敷衍敷衍，免得事情不可收拾。”

 

　　“怎么敷衍？”蒋介石愤恨道：“要我答应他的全部要求？”

 

　　“当然不是，”阎锡山道，“不过，总不能闹僵。今日之下，一切只好忍耐点……”

 

　　“忍耐个屁！”蒋介石虚火上升，面红耳赤道：“李德邻算盘打错了！他想讨好美国，拆我的烂污？以为这样做就是迎合了美国的‘革新路线’？做梦！”

 

　　阎锡山很尴尬，讷讷地说：“不会，不会，……”

 

　　“我同共产党打交道，还要讲个面子。和平谈判吗？可以。但要‘对等的和平’和‘光荣的和平’，绝不要低三下四的和平。对共产党都这样，难道李德邻比共产党还厉害？”

 

　　阎锡山道：“话是这样说，但李德邻到底不是共产党，今天的局面空前危急，如果闹僵，华中地区再一丢，这……总裁！小不忍则乱大谋，我看还是忍耐一点吧……”

 

　　“好吧！”蒋介石冷静下来想了想，觉得阎锡山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心里想，先答应下来再说，反正军权、财权、人事权操在自己手里，哄他去了广州再说，“这样吧，你回去对他说，他的意思我知道了。对于他的一切要求，我全力支持，请他放心。你告诉他，姓蒋的决不会捧他上台后再拆他的台，让天下人笑我……”

 

　　“李德邻的意思是，”阎锡山吞吞吐吐道：“是不是，是不是正式……”

 

　　“娘希匹！”蒋介石心里骂道：“还要我正式答复？好厉害！”又一想：事情既然到了这步田地，正式答复就正式答复吧！

 

　　“好吧！”蒋介石叹日气道：“那就让经国代我起草个正式答复就是了！”

 

　　蒋经国起草的答复非常巧妙。答复信一开始，蒋就表明“本人无意复职”，“请李代总统立即往临广州，领导政府”。对李宗仁的六条意见，蒋的答复是：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部册具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四月二十二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销原议，可自请中常会复议。

 

　　“六、若谓中（蒋介石自称）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许身革命四十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竟无立足之地。在溪口，曾对礼卿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决不忍受此悲惨之境遇。今日所怀，仍复如此。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加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中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中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故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但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

 

　　第二天（五月五日），阎锡山带着蒋介石的这个“答复”，飞到了广州。五月六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携带蒋的“答复”去桂林迎李宗仁去广州。同一天，白崇禧闻讯也从汉口飞来桂林，再次督促李宗仁去广州。李宗仁考虑再三，觉得蒋介石这个“答复”，虽然“满纸官话”，但毕竟答应了他的“前五条要求”，如果再坚持“要蒋出国”，反显自己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同时也会得罪一批国民党元老。……李宗仁经不起各方的压力，终于离开桂林去了广州。

 

　　到了广州，李宗仁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是，让李宗仁多露面、多说话，尽量暴露他的反共面目，使他在政治上没有回旋的余地，然后，再在各方面进行牵掣，削弱他的力量，让他从此走向末日“…蒋李矛盾也随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却说蒋介石听了阎锡山的回报，知道李宗仁已经步入他安排好的圈套：五月八日己经飞穗“主政”以后，松了一口大气，心里好笑：你李德邻门槛再精，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啊！好吧！夹板已经套上了，德邻兄你就委屈一点，一个人去跳加官吧！哈哈！

 

　　但蒋介石还没有笑出声来，汤恩伯、毛人凤神色慌张地闯了进来。蒋介石吃了一惊，忙问：“出了什么事？是不是上海吃紧了？”

 

　　“上海倒没什么，”汤恩伯有点口吃，“就是，就是……”

 

　　“就是上海共党地下活动猖獗，”毛人凤补充道：“昨天发现好几起破坏抢运物资事件……”

 

　　“杀！”蒋介石恨道：“还是那句老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

 

　　“是的。”毛人风道，“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轮船，故意怠工，拖延时间……”

 

　　“派去军队监运，”蒋介石道，“凡有可疑情况者，可以先斩后奏……”

 

　　“是的。”毛人凤点头。

 

　　“就是市面太乱，”汤恩伯道，“昨天发生了一起大火……”

 

　　“大不大啊？烧了些什么？”

 

　　“不小不小。大火发生在法漕区，从下午两点一直烧到晚上七点多，一共烧掉三千两百多家，初步查明，死伤一百多人，灾民达一万五千多人。”

 

　　“陈良是怎么搞的？吃饭不管事吗？”

 

　　“西南风太厉害，”汤恩伯道，“救都没法救。由它去吧！反正我们也管不了这么多啦！”

 

　　正说着，侍卫入报，厦门警备司令石祖德求见。汤恩伯期期艾艾说道，“总统！是不是明天再见他……”汤恩伯似乎还有话说。

 

　　蒋介石道：“不，我要立刻见他。”汤恩伯、毛人凤见状只好先行告退。

 

　　石祖德原是蒋的中将侍卫长。今年二月，在南京节节败退的当儿，蒋让他出任厦门警备司令，任务是：严密控制厦门，为蒋安排退路。他带去了五百名便衣，把他们安插在厦门各部门里。他的警备司令部里，从上到下的所有官员，从警察局长到警分所长，全部换成了他的亲信。

 

　　却说石祖德直挺挺立在老蒋面前，报告厦门防守无虑、社会安定之后，蒋介石问道：“今日之下，再对我说谎话只会坏事，希望你从实说来。特别是伞兵投共，真把我气坏！到底士气如何？民情如何？如不实说，将来我去厦门，见到真相，你就没有便宜！”

 

　　“是是，”石祖德周身淌汗：“报告领袖，现在厦门有伞兵两万，宪兵三团，空军炮兵各一团，此外还有海军学校。四月中，伞兵调厦门怕人心不宁，就说是过境，七天内就去台湾，后来便长住南普陀、太平岩、思明北路、鹭江道捷昌行等地方，弟兄们有些因为不知自爱，骚扰的事情难免……”蒋介石喝道：“有人开小差为什么不说！”

 

　　“是是，”石祖德哭丧着脸道：“四月中迄今，伞兵逃亡共四百三十七名，宪兵逃亡四十九名；而且还谣传宪兵不稳，因此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出了四百多人分配在各营各连监视，又把宪兵化整为零，分驻泉州、漳洲、石码、厦门四个地点。”

 

　　听石祖德说到这里，蒋介石从牙缝里迸出声音来道：“好啊，为什么早点不报告？现在这四个地方都要加派一个军或者一两个师去监视，不怕笑掉人家门牙啊？宪兵和伞兵本来用来监视军队，现在反而用军队监视宪兵和伞兵，而且如此分散，你说还成体统吗！”

 

　　石祖德快哭出来道：“而且王敬久的部队因为每天只有五百元副食费，几次向地方人士公开呼吁，大量逃亡，他们也没有什么心情监视人家了。”

 

　　蒋介石本来决定要去厦门。听石祖德报告厦门民心不稳，心里便凉了半截，打消了去厦门的念头。石祖德离开了好久，他还坐在那里捧了个酒杯发愣。

 

　　正是：处处风雨紧，处处不太平。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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