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实况弄不太清楚。如果这里的警察像老密西校园里的法警一样勇敢和遵守纪律，那他们的行为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同时，应该公平地指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是弄得有点忍无可忍。后来，他们展示了从被捕人身上搜出来的一百多件武器，其中有大折刀、带钉子的高尔夫球、嵌有钉子的短棍、头上装有刀片的球棒、混凝土块和普通石头。
事情是8月3日也就是在大会开幕前的那个星期四开始发生的，地点就在主要候选人住的旅馆的窗子下面。这一天，青年国际党(易皮士)到达芝加哥，他们带来一头取名比加瑟少年的重125磅的猪，说这就是他们打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这些易皮士和嬉皮士戴着念珠，穿着便鞋，留着胡子，招摇得很，他们在芝加哥北城的占地1185英亩的林肯公园安顿下来。整个周末，他们弹奏吉他，朗诵诗歌，发表演说。在星期六晚上11时宵禁的时候，有12人被捕，都没有反抗。星期天，他们的人数已达两千。下午5时，他们要求警察允许他们开一部卡车到公园里，作音乐台使用，警察拒不同意。接着，警察把易皮士首领杰里·鲁宾抓了起来。群众给激怒了，他们高喊：“混蛋，不，我们决不走!”他们学猪叫，又一齐喊“胡——胡——胡志明”。新左派的汤姆·海登向警官们解释，说这后一句没有任何意思，不过是学生们从德国开始的一种国际性的念诵罢了。警官们没有理睬他。到宵禁时候，警官们挥舞着警棍冲过公园。星期一夜里，他们又冲过一回，不过这次更凶猛一些。被赶出公园的示威者从北边的马路上跑掉了。
星期二，有70个教士和牧师竖起一个十英尺高的十字架。示威者高唱《我们将战胜》和《共和国战斗赞歌》等歌曲。这天晚上，有三百名警察向他们施放催泪瓦斯。那些呼吸困难的年轻人扔石头，扔瓶子，大喊：“用枪打吧，猪猡!”“打死我吧，猪猡!”星期三达到了高潮。示威的领导人曾宣布，他们的游行队伍将从格兰特公园的音乐台出发，开往圆形剧场，以表示他们是团结一致反对战争的。“这是非暴力游行，”德林杰告诉八千名听众说，“如果你觉得自己难以做出非暴力的反应，就请离开我们。”许多人离去了。尽管这样，仍有一位芝加哥官员宣称：“今天不允许游行。”
游行也的确没有举行。出现的却是后来一个调查委员会称之为“警察暴动的事件”。警察通过手提扩音器喊道：“这是最后的警告，现在就撤走。”人群果真撤走了，他们撤到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对面，隔着密执安大道相望的格兰特公园里的一个狭长地带。他们一边后撤，一边学猪叫，学着德国法西斯腔调喊“欢呼胜利”，念诵其他粗鲁话来嘲笑警察。在密执安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的交叉路口，排成双列的警察队伍在等候着他们。由于卡车上的和那三位候选人的总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的屋檐上电视灯光，现场照得很明亮。人群挤在一起，随后又时而后退，时而前拥，逗弄警察，问他们敢不敢动手，这时候，警察排成两个楔形队伍，挥舞着警棍向他们猛扑过去，把单个的示威者拖向候在一旁的囚车。好几百个女孩子在拥挤的人群中尖声呼叫。这种故意伤人的行为疯狂地持续了18分钟。真正说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中产阶级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一场战斗罢了。有一位记者说，“街上的那些人是我们的孩子，而警察却在袭击他们。”可是，警察当然也是有父母的。
除去这些大冲突之外，整个一周里，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一直不断发生小冲突，在警察和非示威者之间也曾发生过。单是在星期一晚上，就有21个记者受伤。在不同的时刻，旁观者、教士以及至少一个跛子，都挨了棍子。《花花公子》的发行人休·赫夫纳遭到痛打，英国工党党员安妮·克尔夫人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外面受到毒气的喷射，并被关进了牢房。饭店门廊里的旅客也挨了打和被捕。饭店的空调通风管道里吸进了催泪性毒气，吹送到2525A号那套房间里，休伯特·汉弗莱正在那里从电视上观看自己被提名的情况。星期五，警察说有人从楼上窗口扔东西打他们，有沙丁鱼、鲱鱼、啤酒罐头、烟灰缸、鸡尾酒杯、冰块等。他们认为——但也说不准——这都是从15楼拐角上1505A和1506A号那套房间(麦卡锡的指挥所)扔下来的。他们没有任何命令或逮捕状，公然冲进饭店，登上电梯，把待在那套房间的人揍了一顿。
示威群众提出要住在林肯公园的草地上和峡谷里，戴利市长要是应许下来，那么芝加哥的流血事件就有可能避免。那样，警察只需守卫在公园周围，等示威群众慢慢厌烦，自己离去也就完事了。但事实上，由于强制实行宵禁，市长就造成了必不可免的对抗，而且使之在最不堪设想的情况下发生。“整个世界都在看着!”那些青年在密执安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路口曾齐声叫过。虽然不是整个世界，但也是全国大多数人(估计有八千九百万)都在看着，其中就有在比斯坎岛的得意扬扬的理查德·尼克松。
在芝加哥，白修德星期三晚上8时55分在笔记本上写道：“民主党完了。”看起来确乎如此，而当汉弗莱的竞选一开始就显得是令人讨厌的蹒跚而行时，他的支持者都大为失望。他碰到的主要困难是民主党人疏远开去，他们的心已归向麦卡锡，这时戴上了无字白牌的竞选纪念章；另外就是，他没有钱，组织机构缺乏效率，而他自己无法挣脱林登·约翰逊的罗网。约翰逊也不给他帮助，对他持轻蔑态度，似乎看他是不足挂齿的。有人问约翰逊对汉弗莱有什么看法，他漫不经心地说：“他叫喊得太多了。”
在初秋的那几个星期，汉弗莱确有他值得叫喊的事。在没有充分准备情况下，他巡回旅行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密执安州、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一天发表演说有时竟达九次之多。这虽表明他精力充沛，但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工作人员缺乏判断。先遣人员为他做的准备工作很差，听众不多，情绪半冷不热。在费城，陪伴汉弗莱的当地的一个少年乔埃·毕晓普倒比汉弗莱还更受人欢迎。几乎在每一站都有人提出诘问，在波士顿，有一群反战的人把汉弗莱和爱德华·肯尼迪轰下了讲坛。汉弗莱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到芝加哥去时带着一个信天翁信天翁，一种海上水鸟，按美国迷信传说，伤之不祥。——译者”，指的是林登·约翰逊；“而从那里离开时就带上了两个”，指约翰逊以外，又加上了戴利。
他的财源差不多已经枯竭。他的口才，有时也颇高明，这时却尽夹杂着陈腔滥调。有一次，他竟然说：“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像苹果排一样带有美国风味。”约翰逊像是在拆他的台。9月间汉弗莱说，美军可以在年底开始撤退，而总统却说，“谁都不能预言”撤退在什么时候开始。不算华莱士的票数，根据8月间盖洛普民意测验，尼克松以16分领先，哈里斯的测验是尼克松40对31领先。这时连汉弗莱自己也丧气了。他说：“我过去曾追求无法实现的梦想，现在或许我又在这么干。”
尼克松参加竞选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他有的是钱，情绪十分乐观。他的日程表同电视网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限配合得很协调，甚至使他们能有充分时间去冲洗影片。他避开辩论的挑战，同时共和党参议员们阻挠通过在没有华莱士参加的情况下利用公用电视进行辩论的一项措施。尼克松求助于“被遗忘的美国人”，这种人照章纳税，不捣乱，不犯法，按时做礼拜，把自己的孩子抚育成为“合格的美国人”，使他们能自豪地穿上本国军服，充当“世界各地自由墙上的守卫者”。
乔·麦金尼斯在《1968年总统的叫卖》一书中叙述了尼克松工作人员使用的广告术。有一个作者评论说，对尼克松说来，政治就是“按照折扣和市场状况向大众推销的……产品——今天是这种货色，明天是那种货色”。尼克松的一个助手小弗兰克·谢克斯皮尔看到俄国镇压捷克斯洛伐克而极为兴奋。“运气真好!”麦金尼斯引述他的话说，“这个捷克事件真是再好没有了!使得主张温和路线的人陷进鬼也不如的困境!”
尼克松说他有结束战争的计划，但现在不便公布，因为公布有可能妨碍在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他答应任命新的司法部长，以恢复法律和秩序，同时攻击最高法院，说它根据法律上的细节而释放被告是“明目张胆地犯罪”。他赞成批准禁止核扩散条约，但现在不行，因为苏联不应那样对待捷克人。他说，工商业会改善，因为他会对企业家减轻赋税和给予其他鼓励，从而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减少依靠救济的人数。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政府为人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人民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
10月里，汉弗莱的竞选开始有了转机。
他把芝加哥丢到一边，他忘掉了，他的听众也都忘掉了。他把嘲笑他的人说成是“该死的傻瓜”，不加理会，而把小丑埃米特·凯利说成是“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还指摘尼克松回避问题。他支持最高法院和禁止核扩散条约。他提醒工会听众不要忘记民主党历届政府曾经为他们做出的努力。尼克松是“胆小如鼠的理查德”；华莱士和他的竞选伙伴柯蒂斯·李梅将军是“一对炮筒子”。汉弗莱在演讲中创造出一种手法，就是一一列举民主党总统竞选得胜者的姓名：罗斯福、杜鲁门、史蒂文森、肯尼迪，而当听众鼓掌刚开始热烈的时候，就顺便塞进林登·约翰逊的名字。同时，他的竞选伙伴则猛攻阿格纽。马斯基会先说：“阿格纽先生说，我们缺乏幽默感。”然后再挖苦地加上一句：“我想他是在尽力恢复幽默感的。”
盐湖城是一个关键地点。汉弗莱在这里宣布，他要停止在越南的轰炸，作为“为了和平可以接受的冒险”；于是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根据10月2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汉弗莱已经把尼克松的领先地位削弱了一半。这一来是因为对芝加哥事件逐渐淡忘，另外也因为30年来人们已习惯于投民主党人的票。那年6月间盖洛普曾经发现，46%的人认为自己属民主党，27%的人是无党派，另外27%的人属共和党。(1940年的比例是42%，20%和38%；1950年是45%，22%和33%)眷恋罗伯特·肯尼迪和麦卡锡的自由派突然意识到事实上是在汉弗莱和20年来他们视为怪物的尼克松之间进行选择。一直不开心地待在里维埃拉的麦卡锡本人，在选举前五天宣布，他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名单。最后还有一点，两个候选人在举止上也很不一样：汉弗莱正处在最好的竞技状态；而尼克松则开始像托马斯·杜威一样听起来不可思议了。
在选举前一天的下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拥护尼克松的人占42%，汉弗莱40%，华莱士14%，剩下的4%未定。9月以来，在华莱士逐渐失势的情况下，汉弗莱多得了12%，尼克松则只多得了1%。在那同一个星期一，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汉弗莱以43%领先，尼克松是40%，华莱士是14%，其余4%未定。
星期二夜晚真是紧张万分。尼克松要求选民“授予管理之权”。他得到的却是汉弗莱票数的激增，这在许多分析家看来，如果竞选再持续一两天，汉弗莱就会取胜的，民主党人懊丧地想到林登·约翰逊生日的那一周，原是可以多出一两天来的。从电视网电子记分牌上闪耀的数字可以看出，领先地位几次易手。有时看起来，正如美联社所说，这两位领袖是在“一个州一个州地进行较量”。刚过午夜，汉弗莱以3.3万票领先。黎明时，看上去汉弗莱虽然不能在选举人团上取胜，但有可能获得民选票的多数，那样他就显然可能在选举人票上阻挠尼克松取得多数，而把选举移到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去进行。
选举人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尼克松301票，汉弗莱191，华莱士45。选民投票的结果是，尼克松得票31770222张(占43.4%)，汉弗莱31267744张(占42.7%)，华莱士9897141张(占13.5%)。尼克松和汉弗莱的票数相差还不到0.7%。而且，民主党仍然控制着国会。这样，尼克松就将成为120年来在开始执政时国会山两院却都归反对党把持的第一个总统。
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尼克松看到一个13岁的女学生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让我们团结起来吧”。他在取得胜利的时刻说，那是“使我最受感动的”。他真是这样想吗·对他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人，谁也不能肯定。尚未上任的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对30名南部黑人领袖说：“不要听我们说些什么，要看我们怎么做!”后来在水门丑闻发展过程中，詹姆斯·赖斯顿是这样描写尼克松的：“简直没有哪一条美国宪法的崇高原则是他没有在理论上加以维护而在实践中加以违反的。”不过，在他当选后尚未就任的时期，他的声望很高。大部分美国人都想信任他，都想说服自己相信他是知道如何脱离60年代的泥沼爬到高地上去的。他曾应许从越南撤出军队。1961年以来，阵亡的美国人已达24291名，因而知道死亡很快会停止，是叫人深感宽慰的。国家需要喘息一下，党派政治现在可以搁置一下了。
当选总统站在曼哈顿皮埃尔饭店第39层楼的窗子前远望，可以越过中央公园长满树木的平原，看到在远处闪闪发光的美国。自走出大萧条的深渊以来，美国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分裂过。一些人的口号是“热爱它否则就离开”，另一些人的口号则是“不改变就会失掉它”，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在目前怎样也无法弥合的鸿沟；要找出共同的基础，只能等到那些突出的问题获得解决之后，而其中的头一个就是战争问题。在社会问题方面，连埃里克·塞瓦赖德这样的自由派评论家也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向右靠。他看到黑豹党人被判犯有的长长的罪名单子，不觉心惊胆寒。他从电视上看到有七个私生子的巴尔的摩姑娘狂怒地咒骂社会使她走投无路，不由得摇头叹息。他看到黑人妇女急急忙忙要在日落前赶回家去，情不自禁地说：“除对少数人外，我真不相信‘法律和秩序’是什么法律准则的字眼。这个问题就在于生存本身。”
对于站在分水岭左边那些觉醒起来的年轻理想家说来，世上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美国国旗、上帝、母性、知识、荣誉、谦虚、贞洁以及诚实等，全都说不上。据说，1968年保险统计员发现，社会上欠债不还最多的人是那些欠学费贷款的年轻大学生。有一次，一位学院院长给刚毕业的一个欠债者写信，得到的答复竟是这位校友裸体待在山洞里的一张相片。人们几乎可以相信，对于某些中产阶级的青年说来，他们父辈过去背诵过的童子军誓言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他们现在极力要做到的是不可信赖、不忠诚、不助人、与人为敌、不讲礼貌、不宽厚、不服从、不开朗、不节约、怯懦、卑鄙和傲慢。
某些有悠久历史的学府的校园往往变成讨厌乃至危险的地方。康涅狄格州的威斯莱安本来是一所小的名牌学院，这里彻夜都得用泛光灯照明，夜里走过校园是不安全的，行凶抢劫曾猖獗一时。大学都面临着新的纪律问题，即如何妥善处理那些依靠贩卖麻醉品给吸毒成瘾的同学而维持上大学的本科学生。在某些特殊地方犯罪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很体面的医生，他对邀来晚餐的客人大讲：他和他的妻子从做孩子时候开始，一直在商店行窃，现在也还这么做，事实上那餐桌中央的花饰就是三天以前才偷到手的。有一位学院院长助理详细说明他曾对一个刚刚应征去坦克部队的学生讲述如何最巧妙地破坏坦克。1967年7月号的《纽约图书评论》在头版上刊登了很大一幅绘图，教给读者制造燃烧瓶的办法：用一块浸透汽油的破布做塞子，一段晒衣绳子做导火线，燃料则是把2/3的汽油和1/3的肥皂粉与尘土混合起来就成了。
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当选总统就是对这一切的反应，而且是一种健康的反应。国家目前已不再需要什么空想家，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保守的政府，另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这个政府将会抵制削减赋税的诱惑，尽可能设法平衡预算，保证美元稳定，制止通货膨胀。印度支那的敌对行动要尽快地结束，一切对外政策都将只根据美国国家的利益来评价。在国内，联邦政府的作用将受到明确的限制，国会的特权则将恢复，两代人之间、种族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联系将得到加强。
1968年美国精疲力竭的情况在黑人区表现得最明显不过，这些居民区在这一年里比任何人所预言的都要平静得多。林登·约翰逊在春天说过：“我们将有一个不好过的夏天，我们在消除缺陷之前将会有好几个不好过的夏天。”尼克松预言会有“街头战争”。司法部在处理市中心区骚动问题上已经变得如此老练，以致制定了什么叫大骚乱的标准。那就是必须有暴力行动，参加人数必须在三百名以上，至少得持续12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还一定得出现开枪、枪劫、放火和破坏公共财产等情况(150人参加、持续时间是三个小时的只能叫做“严重扰乱”)。陆军已经训练了共有1.5万人的七支特种部队来对付市民的骚乱，黑人领袖们预言，它们到春天就能用得上，因为空前的大爆发就在眼前。
这些领袖的确做出了样子。他们讲授关于游击战和逐屋作战的课程。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向左转的战斗姿态参加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马丁·路德·金的南部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主张强制性的种族分离。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人》是1968年的一部畅销书，书中把克利弗描写为“美国争取黑人解放斗争的一位职业革命家”。詹姆斯·鲍德温把美国称做“第四帝国”，马尔科姆·艾克斯的信徒在纪念他逝世三周年时，采取了绝非他所主张的一种毫不克制的态度。就连知名黑人也都采取了强硬路线。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墨西哥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为祝贺他们的胜利演奏美国国歌时，两人都低下头去，并且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紧握的拳头表示对抗，而使美国胜利的荣光大为减色。当7月间克利夫兰出事的时候，普通的反应是“又来啦”。有一辆因交通事故被派去的牵引车遭到狙击手射击。被调到现场的警察变成了枪手的靶子。不到30分钟，就死掉3个警官、4个黑人，另有8个警察受伤。国民警卫队出动了，结果因抢劫和纵火造成了约达150万元的损失。在其他黑人区的狭巷里，警察加倍警惕着看来无法避免的骚乱。
骚乱并没有发生。实际发生的骚乱不及人们预料的一半，其他大城市都没有出现过去三年中发现过的破坏事件。美联社报道：“就种族斗争来说，这是五年来最冷清的夏天。”只有19人死亡，按照瓦兹事件前的标准来看固然惊人，但和头一年的87人死亡相比就算不了什么。其原因之一，是那些煽动的闹事者都不在街头了。他们有的坐了牢，有的逃亡他地。拉普·布朗被关了起来。克利弗11月下旬在他的假释撤销时不见了踪迹。休伊·牛顿因为杀死一个警察在奥克兰受审，由一个黑人领头的陪审团裁定他犯了罪。“如果休伊回不来，就闹到天边!”休伊的黑衫党党徒叫嚷着，威胁着要对所有的白人采取恐怖行动，但是当他因杀人罪被判处2～15年徒刑而被送走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所以产生这种比较平静状态的另一个原因，是黑人看清正是他们自己成了骚乱的主要受害者。他们的商店被抢劫，他们的汽车被毁坏，他们的住房被焚烧，他们的子女遭遇危险。瓦兹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希亚瓦塔·哈里斯说：“我们在自己的区域烧毁商店的那种暴动阶段已经过去。整个运动已转到另一个方向，就是运用黑人的权力，谋求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按照教育程度、工资和担任公职情况来看，也就是如白修德所说，“按照每一种传统的进步标志来看”，美国黑人已经在前进了。从小处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电视屏幕就是一例。取消种族隔离在电视中已成为现实。如今几乎每一套连播戏剧节目中都有一个黑人演员。“巴顿地方”里的神经外科医生就是一个黑人，而且黑人“朱莉娅”是女主角之一。
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抗议办法由一个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在芝加哥提倡起来，他通过号召自己的会众联合抵制某些白人商人的产品的办法，来迫使这些商人雇用黑人。大西洋—太平洋联合茶叶公司就使970个黑人有了工作，朱厄尔茶叶公司雇用了661人。杰克逊所谓的“面包篮行动”还说服商人们在两家黑人银行开立了账户，使他们所收存款由500万元增加到2200万元。黑人现在有了经济实力了。人口调查局后来了解到，每年存钱在1万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在60年代已从11%上升到28%。他们终于开始步入中产阶级了。第五部尼克松终于上台(1969～1972年)
自从19年前斯大林逝世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上一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指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军用飞机企图逃奔苏联，这架飞机掉下来了。这时，紧张关系达到顶点。现在，苏联人又疑心中国人和美国人没安好心。莫斯科电台用普通话对毛泽东的国民广播，说再没有比上海公报“更无耻、更虚伪”的东西了。莫斯科的评论员说，中国正在“同美国的统治集团搞危险的阴谋”。
光荣与梦想事情是8月3日也就是在大会开幕前的那个星期四开始发生的，地点就在主要候选人住的旅馆的窗子下面。这一天，青年国际党(易皮士)到达芝加哥，他们带来一头取名比加瑟少年的重125磅的猪，说这就是他们打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这些易皮士和嬉皮士戴着念珠，穿着便鞋，留着胡子，招摇得很，他们在芝加哥北城的占地1185英亩的林肯公园安顿下来。整个周末，他们弹奏吉他，朗诵诗歌，发表演说。在星期六晚上11时宵禁的时候，有12人被捕，都没有反抗。星期天，他们的人数已达两千。下午5时，他们要求警察允许他们开一部卡车到公园里，作音乐台使用，警察拒不同意。接着，警察把易皮士首领杰里·鲁宾抓了起来。群众给激怒了，他们高喊：“混蛋，不，我们决不走!”他们学猪叫，又一齐喊“胡——胡——胡志明”。新左派的汤姆·海登向警官们解释，说这后一句没有任何意思，不过是学生们从德国开始的一种国际性的念诵罢了。警官们没有理睬他。到宵禁时候，警官们挥舞着警棍冲过公园。星期一夜里，他们又冲过一回，不过这次更凶猛一些。被赶出公园的示威者从北边的马路上跑掉了。
星期二，有70个教士和牧师竖起一个十英尺高的十字架。示威者高唱《我们将战胜》和《共和国战斗赞歌》等歌曲。这天晚上，有三百名警察向他们施放催泪瓦斯。那些呼吸困难的年轻人扔石头，扔瓶子，大喊：“用枪打吧，猪猡!”“打死我吧，猪猡!”星期三达到了高潮。示威的领导人曾宣布，他们的游行队伍将从格兰特公园的音乐台出发，开往圆形剧场，以表示他们是团结一致反对战争的。“这是非暴力游行，”德林杰告诉八千名听众说，“如果你觉得自己难以做出非暴力的反应，就请离开我们。”许多人离去了。尽管这样，仍有一位芝加哥官员宣称：“今天不允许游行。”
游行也的确没有举行。出现的却是后来一个调查委员会称之为“警察暴动的事件”。警察通过手提扩音器喊道：“这是最后的警告，现在就撤走。”人群果真撤走了，他们撤到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对面，隔着密执安大道相望的格兰特公园里的一个狭长地带。他们一边后撤，一边学猪叫，学着德国法西斯腔调喊“欢呼胜利”，念诵其他粗鲁话来嘲笑警察。在密执安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的交叉路口，排成双列的警察队伍在等候着他们。由于卡车上的和那三位候选人的总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的屋檐上电视灯光，现场照得很明亮。人群挤在一起，随后又时而后退，时而前拥，逗弄警察，问他们敢不敢动手，这时候，警察排成两个楔形队伍，挥舞着警棍向他们猛扑过去，把单个的示威者拖向候在一旁的囚车。好几百个女孩子在拥挤的人群中尖声呼叫。这种故意伤人的行为疯狂地持续了18分钟。真正说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中产阶级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一场战斗罢了。有一位记者说，“街上的那些人是我们的孩子，而警察却在袭击他们。”可是，警察当然也是有父母的。
除去这些大冲突之外，整个一周里，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一直不断发生小冲突，在警察和非示威者之间也曾发生过。单是在星期一晚上，就有21个记者受伤。在不同的时刻，旁观者、教士以及至少一个跛子，都挨了棍子。《花花公子》的发行人休·赫夫纳遭到痛打，英国工党党员安妮·克尔夫人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外面受到毒气的喷射，并被关进了牢房。饭店门廊里的旅客也挨了打和被捕。饭店的空调通风管道里吸进了催泪性毒气，吹送到2525A号那套房间里，休伯特·汉弗莱正在那里从电视上观看自己被提名的情况。星期五，警察说有人从楼上窗口扔东西打他们，有沙丁鱼、鲱鱼、啤酒罐头、烟灰缸、鸡尾酒杯、冰块等。他们认为——但也说不准——这都是从15楼拐角上1505A和1506A号那套房间(麦卡锡的指挥所)扔下来的。他们没有任何命令或逮捕状，公然冲进饭店，登上电梯，把待在那套房间的人揍了一顿。
示威群众提出要住在林肯公园的草地上和峡谷里，戴利市长要是应许下来，那么芝加哥的流血事件就有可能避免。那样，警察只需守卫在公园周围，等示威群众慢慢厌烦，自己离去也就完事了。但事实上，由于强制实行宵禁，市长就造成了必不可免的对抗，而且使之在最不堪设想的情况下发生。“整个世界都在看着!”那些青年在密执安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路口曾齐声叫过。虽然不是整个世界，但也是全国大多数人(估计有八千九百万)都在看着，其中就有在比斯坎岛的得意扬扬的理查德·尼克松。
在芝加哥，白修德星期三晚上8时55分在笔记本上写道：“民主党完了。”看起来确乎如此，而当汉弗莱的竞选一开始就显得是令人讨厌的蹒跚而行时，他的支持者都大为失望。他碰到的主要困难是民主党人疏远开去，他们的心已归向麦卡锡，这时戴上了无字白牌的竞选纪念章；另外就是，他没有钱，组织机构缺乏效率，而他自己无法挣脱林登·约翰逊的罗网。约翰逊也不给他帮助，对他持轻蔑态度，似乎看他是不足挂齿的。有人问约翰逊对汉弗莱有什么看法，他漫不经心地说：“他叫喊得太多了。”
在初秋的那几个星期，汉弗莱确有他值得叫喊的事。在没有充分准备情况下，他巡回旅行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密执安州、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一天发表演说有时竟达九次之多。这虽表明他精力充沛，但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工作人员缺乏判断。先遣人员为他做的准备工作很差，听众不多，情绪半冷不热。在费城，陪伴汉弗莱的当地的一个少年乔埃·毕晓普倒比汉弗莱还更受人欢迎。几乎在每一站都有人提出诘问，在波士顿，有一群反战的人把汉弗莱和爱德华·肯尼迪轰下了讲坛。汉弗莱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到芝加哥去时带着一个信天翁信天翁，一种海上水鸟，按美国迷信传说，伤之不祥。——译者”，指的是林登·约翰逊；“而从那里离开时就带上了两个”，指约翰逊以外，又加上了戴利。
他的财源差不多已经枯竭。他的口才，有时也颇高明，这时却尽夹杂着陈腔滥调。有一次，他竟然说：“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像苹果排一样带有美国风味。”约翰逊像是在拆他的台。9月间汉弗莱说，美军可以在年底开始撤退，而总统却说，“谁都不能预言”撤退在什么时候开始。不算华莱士的票数，根据8月间盖洛普民意测验，尼克松以16分领先，哈里斯的测验是尼克松40对31领先。这时连汉弗莱自己也丧气了。他说：“我过去曾追求无法实现的梦想，现在或许我又在这么干。”
尼克松参加竞选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他有的是钱，情绪十分乐观。他的日程表同电视网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限配合得很协调，甚至使他们能有充分时间去冲洗影片。他避开辩论的挑战，同时共和党参议员们阻挠通过在没有华莱士参加的情况下利用公用电视进行辩论的一项措施。尼克松求助于“被遗忘的美国人”，这种人照章纳税，不捣乱，不犯法，按时做礼拜，把自己的孩子抚育成为“合格的美国人”，使他们能自豪地穿上本国军服，充当“世界各地自由墙上的守卫者”。
乔·麦金尼斯在《1968年总统的叫卖》一书中叙述了尼克松工作人员使用的广告术。有一个作者评论说，对尼克松说来，政治就是“按照折扣和市场状况向大众推销的……产品——今天是这种货色，明天是那种货色”。尼克松的一个助手小弗兰克·谢克斯皮尔看到俄国镇压捷克斯洛伐克而极为兴奋。“运气真好!”麦金尼斯引述他的话说，“这个捷克事件真是再好没有了!使得主张温和路线的人陷进鬼也不如的困境!”
尼克松说他有结束战争的计划，但现在不便公布，因为公布有可能妨碍在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他答应任命新的司法部长，以恢复法律和秩序，同时攻击最高法院，说它根据法律上的细节而释放被告是“明目张胆地犯罪”。他赞成批准禁止核扩散条约，但现在不行，因为苏联不应那样对待捷克人。他说，工商业会改善，因为他会对企业家减轻赋税和给予其他鼓励，从而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减少依靠救济的人数。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政府为人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人民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
10月里，汉弗莱的竞选开始有了转机。
他把芝加哥丢到一边，他忘掉了，他的听众也都忘掉了。他把嘲笑他的人说成是“该死的傻瓜”，不加理会，而把小丑埃米特·凯利说成是“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还指摘尼克松回避问题。他支持最高法院和禁止核扩散条约。他提醒工会听众不要忘记民主党历届政府曾经为他们做出的努力。尼克松是“胆小如鼠的理查德”；华莱士和他的竞选伙伴柯蒂斯·李梅将军是“一对炮筒子”。汉弗莱在演讲中创造出一种手法，就是一一列举民主党总统竞选得胜者的姓名：罗斯福、杜鲁门、史蒂文森、肯尼迪，而当听众鼓掌刚开始热烈的时候，就顺便塞进林登·约翰逊的名字。同时，他的竞选伙伴则猛攻阿格纽。马斯基会先说：“阿格纽先生说，我们缺乏幽默感。”然后再挖苦地加上一句：“我想他是在尽力恢复幽默感的。”
盐湖城是一个关键地点。汉弗莱在这里宣布，他要停止在越南的轰炸，作为“为了和平可以接受的冒险”；于是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根据10月2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汉弗莱已经把尼克松的领先地位削弱了一半。这一来是因为对芝加哥事件逐渐淡忘，另外也因为30年来人们已习惯于投民主党人的票。那年6月间盖洛普曾经发现，46%的人认为自己属民主党，27%的人是无党派，另外27%的人属共和党。(1940年的比例是42%，20%和38%；1950年是45%，22%和33%)眷恋罗伯特·肯尼迪和麦卡锡的自由派突然意识到事实上是在汉弗莱和20年来他们视为怪物的尼克松之间进行选择。一直不开心地待在里维埃拉的麦卡锡本人，在选举前五天宣布，他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名单。最后还有一点，两个候选人在举止上也很不一样：汉弗莱正处在最好的竞技状态；而尼克松则开始像托马斯·杜威一样听起来不可思议了。
在选举前一天的下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拥护尼克松的人占42%，汉弗莱40%，华莱士14%，剩下的4%未定。9月以来，在华莱士逐渐失势的情况下，汉弗莱多得了12%，尼克松则只多得了1%。在那同一个星期一，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汉弗莱以43%领先，尼克松是40%，华莱士是14%，其余4%未定。
星期二夜晚真是紧张万分。尼克松要求选民“授予管理之权”。他得到的却是汉弗莱票数的激增，这在许多分析家看来，如果竞选再持续一两天，汉弗莱就会取胜的，民主党人懊丧地想到林登·约翰逊生日的那一周，原是可以多出一两天来的。从电视网电子记分牌上闪耀的数字可以看出，领先地位几次易手。有时看起来，正如美联社所说，这两位领袖是在“一个州一个州地进行较量”。刚过午夜，汉弗莱以3.3万票领先。黎明时，看上去汉弗莱虽然不能在选举人团上取胜，但有可能获得民选票的多数，那样他就显然可能在选举人票上阻挠尼克松取得多数，而把选举移到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去进行。
选举人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尼克松301票，汉弗莱191，华莱士45。选民投票的结果是，尼克松得票31770222张(占43.4%)，汉弗莱31267744张(占42.7%)，华莱士9897141张(占13.5%)。尼克松和汉弗莱的票数相差还不到0.7%。而且，民主党仍然控制着国会。这样，尼克松就将成为120年来在开始执政时国会山两院却都归反对党把持的第一个总统。
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尼克松看到一个13岁的女学生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让我们团结起来吧”。他在取得胜利的时刻说，那是“使我最受感动的”。他真是这样想吗·对他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人，谁也不能肯定。尚未上任的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对30名南部黑人领袖说：“不要听我们说些什么，要看我们怎么做!”后来在水门丑闻发展过程中，詹姆斯·赖斯顿是这样描写尼克松的：“简直没有哪一条美国宪法的崇高原则是他没有在理论上加以维护而在实践中加以违反的。”不过，在他当选后尚未就任的时期，他的声望很高。大部分美国人都想信任他，都想说服自己相信他是知道如何脱离60年代的泥沼爬到高地上去的。他曾应许从越南撤出军队。1961年以来，阵亡的美国人已达24291名，因而知道死亡很快会停止，是叫人深感宽慰的。国家需要喘息一下，党派政治现在可以搁置一下了。
当选总统站在曼哈顿皮埃尔饭店第39层楼的窗子前远望，可以越过中央公园长满树木的平原，看到在远处闪闪发光的美国。自走出大萧条的深渊以来，美国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分裂过。一些人的口号是“热爱它否则就离开”，另一些人的口号则是“不改变就会失掉它”，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在目前怎样也无法弥合的鸿沟；要找出共同的基础，只能等到那些突出的问题获得解决之后，而其中的头一个就是战争问题。在社会问题方面，连埃里克·塞瓦赖德这样的自由派评论家也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向右靠。他看到黑豹党人被判犯有的长长的罪名单子，不觉心惊胆寒。他从电视上看到有七个私生子的巴尔的摩姑娘狂怒地咒骂社会使她走投无路，不由得摇头叹息。他看到黑人妇女急急忙忙要在日落前赶回家去，情不自禁地说：“除对少数人外，我真不相信‘法律和秩序’是什么法律准则的字眼。这个问题就在于生存本身。”
对于站在分水岭左边那些觉醒起来的年轻理想家说来，世上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美国国旗、上帝、母性、知识、荣誉、谦虚、贞洁以及诚实等，全都说不上。据说，1968年保险统计员发现，社会上欠债不还最多的人是那些欠学费贷款的年轻大学生。有一次，一位学院院长给刚毕业的一个欠债者写信，得到的答复竟是这位校友裸体待在山洞里的一张相片。人们几乎可以相信，对于某些中产阶级的青年说来，他们父辈过去背诵过的童子军誓言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他们现在极力要做到的是不可信赖、不忠诚、不助人、与人为敌、不讲礼貌、不宽厚、不服从、不开朗、不节约、怯懦、卑鄙和傲慢。
某些有悠久历史的学府的校园往往变成讨厌乃至危险的地方。康涅狄格州的威斯莱安本来是一所小的名牌学院，这里彻夜都得用泛光灯照明，夜里走过校园是不安全的，行凶抢劫曾猖獗一时。大学都面临着新的纪律问题，即如何妥善处理那些依靠贩卖麻醉品给吸毒成瘾的同学而维持上大学的本科学生。在某些特殊地方犯罪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很体面的医生，他对邀来晚餐的客人大讲：他和他的妻子从做孩子时候开始，一直在商店行窃，现在也还这么做，事实上那餐桌中央的花饰就是三天以前才偷到手的。有一位学院院长助理详细说明他曾对一个刚刚应征去坦克部队的学生讲述如何最巧妙地破坏坦克。1967年7月号的《纽约图书评论》在头版上刊登了很大一幅绘图，教给读者制造燃烧瓶的办法：用一块浸透汽油的破布做塞子，一段晒衣绳子做导火线，燃料则是把2/3的汽油和1/3的肥皂粉与尘土混合起来就成了。
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当选总统就是对这一切的反应，而且是一种健康的反应。国家目前已不再需要什么空想家，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保守的政府，另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这个政府将会抵制削减赋税的诱惑，尽可能设法平衡预算，保证美元稳定，制止通货膨胀。印度支那的敌对行动要尽快地结束，一切对外政策都将只根据美国国家的利益来评价。在国内，联邦政府的作用将受到明确的限制，国会的特权则将恢复，两代人之间、种族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联系将得到加强。
1968年美国精疲力竭的情况在黑人区表现得最明显不过，这些居民区在这一年里比任何人所预言的都要平静得多。林登·约翰逊在春天说过：“我们将有一个不好过的夏天，我们在消除缺陷之前将会有好几个不好过的夏天。”尼克松预言会有“街头战争”。司法部在处理市中心区骚动问题上已经变得如此老练，以致制定了什么叫大骚乱的标准。那就是必须有暴力行动，参加人数必须在三百名以上，至少得持续12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还一定得出现开枪、枪劫、放火和破坏公共财产等情况(150人参加、持续时间是三个小时的只能叫做“严重扰乱”)。陆军已经训练了共有1.5万人的七支特种部队来对付市民的骚乱，黑人领袖们预言，它们到春天就能用得上，因为空前的大爆发就在眼前。
这些领袖的确做出了样子。他们讲授关于游击战和逐屋作战的课程。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向左转的战斗姿态参加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马丁·路德·金的南部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主张强制性的种族分离。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人》是1968年的一部畅销书，书中把克利弗描写为“美国争取黑人解放斗争的一位职业革命家”。詹姆斯·鲍德温把美国称做“第四帝国”，马尔科姆·艾克斯的信徒在纪念他逝世三周年时，采取了绝非他所主张的一种毫不克制的态度。就连知名黑人也都采取了强硬路线。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墨西哥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为祝贺他们的胜利演奏美国国歌时，两人都低下头去，并且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紧握的拳头表示对抗，而使美国胜利的荣光大为减色。当7月间克利夫兰出事的时候，普通的反应是“又来啦”。有一辆因交通事故被派去的牵引车遭到狙击手射击。被调到现场的警察变成了枪手的靶子。不到30分钟，就死掉3个警官、4个黑人，另有8个警察受伤。国民警卫队出动了，结果因抢劫和纵火造成了约达150万元的损失。在其他黑人区的狭巷里，警察加倍警惕着看来无法避免的骚乱。
骚乱并没有发生。实际发生的骚乱不及人们预料的一半，其他大城市都没有出现过去三年中发现过的破坏事件。美联社报道：“就种族斗争来说，这是五年来最冷清的夏天。”只有19人死亡，按照瓦兹事件前的标准来看固然惊人，但和头一年的87人死亡相比就算不了什么。其原因之一，是那些煽动的闹事者都不在街头了。他们有的坐了牢，有的逃亡他地。拉普·布朗被关了起来。克利弗11月下旬在他的假释撤销时不见了踪迹。休伊·牛顿因为杀死一个警察在奥克兰受审，由一个黑人领头的陪审团裁定他犯了罪。“如果休伊回不来，就闹到天边!”休伊的黑衫党党徒叫嚷着，威胁着要对所有的白人采取恐怖行动，但是当他因杀人罪被判处2～15年徒刑而被送走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所以产生这种比较平静状态的另一个原因，是黑人看清正是他们自己成了骚乱的主要受害者。他们的商店被抢劫，他们的汽车被毁坏，他们的住房被焚烧，他们的子女遭遇危险。瓦兹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希亚瓦塔·哈里斯说：“我们在自己的区域烧毁商店的那种暴动阶段已经过去。整个运动已转到另一个方向，就是运用黑人的权力，谋求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按照教育程度、工资和担任公职情况来看，也就是如白修德所说，“按照每一种传统的进步标志来看”，美国黑人已经在前进了。从小处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电视屏幕就是一例。取消种族隔离在电视中已成为现实。如今几乎每一套连播戏剧节目中都有一个黑人演员。“巴顿地方”里的神经外科医生就是一个黑人，而且黑人“朱莉娅”是女主角之一。
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抗议办法由一个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在芝加哥提倡起来，他通过号召自己的会众联合抵制某些白人商人的产品的办法，来迫使这些商人雇用黑人。大西洋—太平洋联合茶叶公司就使970个黑人有了工作，朱厄尔茶叶公司雇用了661人。杰克逊所谓的“面包篮行动”还说服商人们在两家黑人银行开立了账户，使他们所收存款由500万元增加到2200万元。黑人现在有了经济实力了。人口调查局后来了解到，每年存钱在1万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在60年代已从11%上升到28%。他们终于开始步入中产阶级了。第五部尼克松终于上台(1969～1972年)
自从19年前斯大林逝世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上一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指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军用飞机企图逃奔苏联，这架飞机掉下来了。这时，紧张关系达到顶点。现在，苏联人又疑心中国人和美国人没安好心。莫斯科电台用普通话对毛泽东的国民广播，说再没有比上海公报“更无耻、更虚伪”的东西了。莫斯科的评论员说，中国正在“同美国的统治集团搞危险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