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26岁的朝鲜太上皇(5)

　　其实，洋人看袁世凯不爽，袁世凯看洋人更不爽。

　　在大头看来，要不是这帮洋人整天在汉城晃来晃去，给他一千人马，把朝鲜收为郡县不过弹指间事。倘若真能出此奇兵立此奇功，则又离他的理想进了一大步。

　　挑起战端也不怕，仗打得越多才升得越快，不冒险怎么上位？毕竟看过的兵书已车载斗量，这点儿自信还是有的。

　　当然，决定权在李鸿章手上。李鸿章又不亡清，也无需“不世之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只希望袁世凯积极推行自己的“控制论”，即对朝鲜政治上干预，外交上监控，财政上扼制。

　　取其高者得其中。正因为李鸿章只要半块饼，而袁世凯想要一整块，故其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在“带路党”的鼓荡下，李熙频繁秘会俄国公使韦贝，说朝鲜不日将独立，要求军事保护。

　　韦贝迟疑未许，说朝鲜近中远俄，动起兵来俄国占不了先机，容他三思再定。

　　正逢闵泳翊回宫，李熙便找他商量决断此事。这一举动充分暴露了李熙的智商在平均线以下。

　　闵泳翊假装赞同，敷衍了几句，出门就跑去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深感事态严重。之前的换约只是通商条约，而现在竟然准备驱虎吞狼了。他一方面嘱咐闵泳翊搜集证据，尤其是文字密约，一方面急电北洋，在略表危局后献策说只要其引俄主张暴露，中国就迅速派水师东渡，废了这个昏君（原话），另立贤者（大院君）。

　　李鸿章的应对措施是三条：

　　一、袁世凯同大院君筹商计议，随时准备帮助其接管朝政；

　　二、上奏总署（总理衙门），获得首肯后命丁汝昌率北洋舰船赴朝鲜近海巡视，一俟袁世凯抓到李熙联俄的铁证，便下令登陆；

　　三、命驻日公使知会日本外务省。

　　小旋风袁世凯的特点是快，不待上命就行动起来。

　　俄使韦贝，比较点儿背，给国内发电报时发现电线损坏未能发出。袁世凯大眼珠一转，马上找到邮政局的报务员，告之：以后凡是俄国人发电报，均以电线没修好对之。

　　大头怀疑韦贝发的就是朝俄密约，为抓住证据，敦促闵泳翊去宫里盗出密件。结果密件没找到，倒找着一封署名领议政大臣沈舜泽致韦贝的密函，大意是要求军事保护。

　　当然你会问，沈舜泽不是亲华派吗，怎么也勾搭上俄国人了？

　　因为这封密函根本就是假的。

　　英国人在风闻李熙准备投俄的传言后，为进一步离间中俄，伪造了这封密函。

　　蒙在鼓里的袁世凯一边火速电告北洋，一边设宴邀请朝鲜军政大员，席间出示密函，威胁说北洋水师不日即到，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掂量。

　　接着又进宫面见国王，要求其“索还文约，查办小人”，不然天朝将兴兵问罪。

　　一连数日，沈舜泽往返于王宫和袁府，反复解释实无此事。袁世凯就是不信，拍桌子瞪眼，把这个年长他三十五岁的老臣训得悚惧交加。

　　李熙无奈，只好将一干主张联俄的大臣就地免职。但密约一事系子虚乌有，李熙死活不认，形成僵局。

　　袁世凯觉得李熙纯属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遂接连致电李鸿章，请求速派钦差，率兵查办。并激进地建议说，要是给自己五百士兵，必可废黜国王捉拿群小。

　　可惜这次大头栽了。日本人不支持，俄国人不承认，李熙更是哭爹喊娘说冤枉，李鸿章也不禁怀疑密函的真实性。

　　拖到最后，以朝鲜政府宣布密函作废，派使臣赴北洋谢罪了事。

　　袁世凯犯了众怒，尤其是日俄公使，闹得很凶。总理衙门也颇为不满，若非李鸿章力保，说人才难得，大头非翻船不可。

　　对此，袁世凯感佩于心，在给哥哥袁世廉的家信中写道：

　　傅相（李鸿章曾受封太子太傅）知遇之隆，虽肝脑图报，亦说不了。

　　最倒霉的还是朝鲜，刚联上俄就被打断了。

　　李鸿章写信给李熙，说你要再不惩前毖后，亲贤远佞，老夫都忧虑你无以为国。

　　而袁世凯觉得，李熙之所以不学好，问题出在教育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满脑子都是反动思想你还指望他当个明君？

　　深感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袁世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培养李熙身上。

　　第一课，类比法。袁世凯形象地把朝鲜比喻为一条破舟。

　　那，现在舟快沉了，最要紧的是查缺补漏。袁老师好比是修船的工匠，小朋友们呢都是舟上的乘客。个别坏学生（金玉均）贪图舟上的金币，故意摇晃，弄沉了舟好携金币以自利。小李熙，你说你作为班长应该怎么办？

　　第二课，建模法。亚洲是一座大院，正厅名叫中国，朝鲜是东偏房。

　　现在东偏房快塌了，里面一帮白痴还呼呼大睡呢！更可怕的是，东偏房一塌，正厅的承重墙就岌岌可危，塌了也是早晚的事！袁老师是东偏房的看门人，每天站在门外向里呼叫：“你的房子应该赶快修理！”聪明的人会立刻爬起，愚蠢的人反问“关你屁事”，还骂骂咧咧的想把袁老师赶走。

　　见李熙似有所动，袁世凯又挑灯夜战，编了本《朝鲜大局论》，详细分析了朝鲜严峻的现状，指出六条依附中国的好处，四条背离中国的下场，最后得出一个铿然有力结论：朝鲜欲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除了中国还能有谁呢？！

　　亡清室而全中国。从这一点出发，在极力避免朝鲜被他国占有上，袁世凯做到了极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但他还是低估了李熙。

　　再不争气的小孩，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看也看会了。于是，人前天然呆，人后小算盘，就成了李熙对付袁世凯百用不爽的绝招。

　　见课堂上卖萌很成功，李熙进一步着手挑战袁世凯的底线，制造了一起外交风波。

　　1887年，朝鲜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地任命闵泳骏为驻日公使。过了三个月，见清廷没动静，便赶紧让闵泳骏启程，同时又任命了两个公使，朴定阳（驻美）和赵臣熙（驻欧）。

　　结果把窗户纸捅破了。

　　面对袁世凯和李鸿章的轮番责问，李熙狡辩说“各国请之愈切”，故不得不派。但迫于清廷压力，只好走走形式，咨请礼部批准。

　　已经先斩后奏走了一个公使，清廷只好现实些，同意朝鲜以属国体制派使，但不能使用“全权”字样。

　　李熙又开始唧唧歪歪，解释派全权公使的“苦衷”：不全权不足以壮观瞻，尤恐受到轻辱，玷污了天朝。全权表达的不仅是小邦的敦睦之谊，更宣扬了天朝的怀柔之德。

　　清廷被李熙的东拉西扯搞晕了，同意其全权，但必须遵守三大纪律：

　　一、朝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报到；

　　二、遇有公宴，朝使应跟随于中国使节之后；

　　三、交涉大事，必先密商于中国使节，请示核准。

　　李熙又大耍两面派，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扭头就不认账。

　　朴定阳到了美国，不仅不拜会清廷驻美公使张荫桓，还单独谒见美国总统，递交国书。

　　接到张荫桓的报告，李鸿章责成袁世凯查问。朝方耍无赖，说这是朴定阳的个人行为，并恳请俯准删去第一条，以顾全朝鲜国体。

　　清廷恼羞成怒，断然拒绝，着袁世凯压李熙撤回并惩处朴定阳，否则不再批准外派使节。

　　李熙一脸无辜状，说自己一开始也不知道，接到上宪（李鸿章）的诘问时非常“惊怖”，马上发电叱问该使。结果朴定阳说他到了美国后打探国情，得知如果由华使带往外交部，则美国将斥退国书。故冒罪违章，暂且完成使命，回国后再请罪。

　　转呈北洋的电报中，袁世凯点明李熙意在搪塞。

　　李鸿章大发雷霆，要求必须严办朴定阳。李熙借口朴在海外，回国后方能惩办，希望把大事拖小，小事拖了。

　　袁世凯建议李鸿章将计就计，以静制动。朴定阳不回，此案不结，则清廷不再批准朝鲜外派使节，着急的是李熙。

　　原本准备赴欧的赵臣熙已驻留香港观望了三个月，李熙果然急了。

　　袁世凯却当起了甩手掌柜。

　　不教了。

　　这一年来，李熙同学给袁老师的感觉就是：翅膀越来越硬，人越来越闷骚，成天一副“你可以指点我，但请不要对我指指点点”的表情。

　　人生苦短，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去做，袁老师不跟你那儿做恶人了。家里三个新纳的朝鲜小妾需要联络感情，大头和其中一个皮肤很白、黑发坠地、唤作金月仙的还联络出了次子袁克文。

　　正妻于氏身在老家，眼不见心不烦，最闹心的还是大姨太沈玉英。

　　为此，金月仙曾被沈玉英以管教之名绑在桌子上毒打过，落下了腿疾，终生郁郁寡欢。

　　爱情如蜉蝣，转瞬即逝，原是意料中事，可只有真正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才能咀嚼出其间的悲凉与落寞。

　　婚姻中最折磨人的不是冲突，而是厌倦。时间就像杀猪刀，把旷世之恋磨成了柴米油盐。

　　多少良辰美景，变成了断壁残垣；多少如花美眷，都付与了似水流年。世人都会老。是人，也就没有什么“一世的爱情”。上帝将浓浓的爱意渐渐冷却为悠远的亲情，乃是迎合人性中求稳的需要，孰知人类在求得安稳之后又想追求刺激。于是，安与不安，甘与不甘，拉锯了一生。

　　对袁世凯而言，理想远比爱情重要。在跟李熙耗着的同时，他和李鸿章身边的大红人、时任山东登莱青道（主管登州、莱州、青州三府的道台）的盛宣怀（1844—1916）结为异姓兄弟。

　　秀才出身的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深信“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利用政府的垄断资源，建立起一套官督商办的企业模式，并发下宏愿：

　　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李鸿章）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

　　留名不难，却未必是美名。盛宣怀的强势实验在暮气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却也打开了国营垄断的潘多拉魔盒，以至于国企害则归公，利则归己的恶癖延绵至今。而他本人，也从中渔利不浅。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答应了吴大澂的提亲。

　　要知道袁克定此时还不满十岁，在家念书，吴大澂竟突发奇想要把女儿许给这个从没见过的“乘龙快婿”，可见对袁世凯何等青眼相加。

　　大头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始不敢应，说论辈分，我们是叔侄；论身份，你是翰林，我是秀才；论地位，你是封疆大吏，我只是一个道员衔的驻外领事。无论如何高攀不起。

　　吴大澂为表诚意，写信给袁保龄，让他说服侄儿。又请周馥当媒人，给足了他面子，大头也就不再推托。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你若安息，便是欢天喜地

　　1889年，李熙终于召回了朴定阳。

　　鉴于赵臣熙还在香港东张西望，如何处置朴定阳具有标杆式的意义。

　　于是，朴一下船，李熙便收到了久未谋面的袁世凯写给他的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函，要求严办朴定阳。

　　在美国顾问的教唆下，闵妃认为宣示朝鲜主权的重要时刻到来了！她让李熙补授朴定阳职务以昭示各国，并打起车轮战，接连派大臣去袁府软磨硬泡。

　　袁世凯不为所动，声色俱厉地驳斥说：“包庇朴是故意放任大臣违章，尔等儿戏自欺，也想让中国的朝廷这样吗！”

　　再往后来的，都吃了闭门羹。反正致北洋的函件非通过袁世凯不能上达，大头索性以逸待劳，把不遂己愿的全部打回，要求重写。

　　李鸿章认为此招“甚妙”，嘱袁不要催其回复，宁可拖着也不结案。并向他交底，说只要朝方恳求不办重罪，对朴不再起用，便可下台阶。

　　可惜算来算去，算漏了河东狮吼。在闵妃的干预下，李熙迎难而上，任命朴定阳为都承旨（首席皇家秘书）。

　　如此公然挑战，肆无忌惮，袁世凯也只好祭出杀手锏——王太妃。

　　未亡人王太妃是先王李升的老婆，宗藩体制下，不能称“后”只许称“妃”。

　　老年人都比较保守，王太妃和大院君一样，也是亲华派。

　　而且，李熙的王位继承的是她亡夫的，废立之事，她有充分的话语权。于是，在王太妃的怒责下，李熙又了。

　　老公不争气，闵妃只好走到台前，打算先笼络住袁世凯，再悄悄免去朴定阳的职务，但不予公开。

　　为此，闵妃派亲信洪在羲反复游说袁世凯，说国王受小人蒙蔽，误会了您，铸此大错，现已悔恨交加。但朴定阳案实难公开处分，愿私下秘密惩办，请袁以已经治罪上报李鸿章，了结此案。

　　闵妃意图保全自主体制的小算盘袁世凯如何不知？再说，拉拢本是我袁大头的特长，你非要班门弄斧，那我只好献丑陪练了。

　　他先是装出一副感动万分的样子，告诉洪在羲，自己一天到晚操心劳神的，还不是在为自己这个学生着急？洪在羲连说是是是。

　　又摆出一副隔墙有耳的神秘状，俯到洪在羲耳边，说这次非常棘手，李鸿章已经怒了，不仅要严办此案，还准备让朝鲜召回闵泳骏和赵臣熙。

　　见洪在羲成功地被唬住，袁世凯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跟他“交心”，说自己在朝鲜待了这么多年，也算半个朝鲜人了，为了维护中朝友谊，他就舍命陪君子一把。首先，国王可按原来的打算办，把朴定阳革职，但处理此事的公文，暂不呈报，以免外界知晓。以此为台阶，他会尽力跟上面周旋，转达国王的难处，争取从宽处理，不了了之。同时，自己泄露了北洋的底牌，今晚的话绝不能外传。

　　诚恳合作的态度让洪在羲大喜过望，根本没发觉自己上了袁世凯的当。

　　大头挖的坑是：先诱使朝鲜撤了朴定阳，再拖着不看其呈文。没有呈文意味着没有结案，没有结案新的使节就派不出去（国王不敢再惹王太妃）。而主动权在清廷手中，亦可根据需要随时重提此案。

　　李熙被袁世凯折磨得死去活来，用俄使韦贝的话说就是“韩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

　　对列强试图在朝鲜通商、开矿、租借土地、修建铁路等各种计划，袁世凯无不操纵王室和外署（朝鲜外交部），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尽百倍努力阻挠破坏。

　　正因如此，李熙几次派人到天津要求撤换袁世凯，李鸿章都断然拒绝。坐镇总署的奕譞致函说袁世凯的长处是应酬和侦察，但“年少未可恃也”，李鸿章还是不为所动。

　　而且，对大头所提的建议，李鸿章往往从善如流，转奏总署时也不忘说明其出自袁世凯，绝不掠下属之美。

　　要知道，作为对朝政策的决策者，李鸿章黑不提白不提也很正常，毕竟出了事扛责任的是自己——这种不怕下属比自己能干甚至希望超过自己的领导，环顾中国，可谓比大熊猫还稀有。

　　言传身教带给大头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后来的亲信幕僚王锡彤这样评价袁世凯：

　　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根据各人的才能本领加以委任，度材量力，不求全责备，对人也无分外的期望。办成一事，则奖励提掖唯恐不及；办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别人分谤。这就是各类人物所以归仰于他，天下英雄全都乐于为之尽死力的缘故。

　　1889年，袁保龄因主持兴建旅顺港操劳过度去世，李鸿章成了袁世凯的精神教父，事事点拨、勉励训诫，二人往来书信，留存于世的达百万字以上。

　　1892年，袁世凯在朝鲜已干满两个任期，但在仕途上只进了一小步，从正三品升到从二品。在外交使臣这个位置上，已是特批钦定的最高官衔，升无可升。

　　为使袁世凯安心留任，李鸿章帮他谋到了浙江温处道的实职，一俟三届干满，回国即能上任。温处道下辖温州、处州两府十多个县，经济发达，是官场中人无不眼红的肥缺。

　　可惜，等不到干满三届了。

　　当官是门技术活儿

　　日本埋头发展了十年，又开始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俄国不足虑，中国却死死地控制着朝鲜，越看心态越失衡：怎么我的地盘你在做主？

　　几年前的“长崎互殴案”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长期对国民妖魔化中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