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借势党争，建成北洋班底(5)

　　对大他一岁的康有为，袁世凯一口一个“大哥”。对梁启超这个日后还要频繁过招的对手，袁世凯则叹为奇才，称其“少年英俊”。

　　大头要借康党的势。

　　当时，梁启超作为《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在广学会这块经营了多年的舆论阵地上，用饱含深情的文笔呼吁变法，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名动京城。而康有为则趁机联合陈炽（户部员外郎）、杨锐（内阁中书）、沈曾植（刑部员外郎）以及文廷式（翰林院侍读学士）等中下级官员，谋划成立强学会。

　　这帮人不是翁同龢的门生就是李鸿藻的故吏，隐然清流党设在民间的进步团体。

　　民间清流更激进，不仅大谈西学，而且谋求政改。由于后台很硬，连李提摩太都参与进来，因而又同外国使馆搭上了关系，英美公使都表示愿意无偿提供图书和仪器。

　　嵩云草堂，来者日众。曾国藩之孙曾广钧、张之洞长子张权都被忽悠入会，一干人选举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准备大干一场。

　　工部尚书孙家鼐代为准备馆舍，翁同龢则答应每年从户部拨发经费。各省督抚也非常看好强学会，王文韶、张之洞和刘坤一慷慨解囊，各捐五千两，甚至连宋庆、聂士成等武官都纷纷跟进。

　　袁世凯早在草创阶段就捐了五百两，此后又陆续资助，还积极动员他人捐款，博得了康党及众人的好感。

　　李鸿章自忖人老心不老，也想附庸风雅，捐他三千两，可惜被翁同龢门下走狗陈炽冷冷地拒绝了，气得老头出国前念叨说：“这帮人与我过不去，我回来后看他们还做不做得成官。”

　　事实上袁世凯也不单单是为了政治投机才混迹于维新派的阵营，他是真心想吸纳那些进步的观点与主张。而兼收并蓄的胸襟，正是大头比康有为更有为的重要原因。

　　《练兵要则十三条》交上去有段日子了，不见回音，袁世凯颇感焦虑，唤来阮忠枢。

　　阮忠枢中举后投李鸿章幕府，曾任北洋水师学堂中文总教习，直至幕主失势，跑到李莲英的弟弟家当家庭教师。

　　袁世凯通过这条线狠砸一笔，收买了李莲英，在慈禧那儿也布下一颗棋子。

　　后来证明这颗棋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每逢慈禧召见，袁世凯跪在地上看不到太后的表情，不利于察言观色时，就看李莲英的脚。如果两脚并拢，说明慈禧不爱听，立刻打住不说；如果两脚分开，则放心大胆地说。

　　百试不爽。

　　没过多久，大头便蒙光绪接见。

　　谁也无法预料，仅仅三年后，皇帝每天都将生活在对丹陛下的这个人的怨念之中。

　　1895年12月8日，督办军务处联名会奏：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

　　当日，光绪明发上谕：

　　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着即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淮军）旧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钦此。

　　消息一出，贺电纷至沓来。

　　有鼓励型：“刷振精神，以副中外之望”（刘坤一）；

　　有简洁型：“为国家贺”（盛宣怀）；

　　有激动型：“中国转弱为强之兆”（吴汝纶）。

　　总之是众望所归，各方势力都满意。

　　除了李鸿章。

　　在同李鸿藻谈及此事时，他说：“我是败军之将，等着袁大少爷练成新军后打一仗看看。”

　　玉壶光转，物换星移。袁世凯的时代，到了。

　　做人似水，行事如山

　　小站。

　　定武军送走胡燏棻，迎来了它新的主人。

　　鉴于粮饷充足，袁世凯上来就扩军，在编制允许的范围内募兵，使定武军最大化到七千多人，并在原来步、炮、马、工程的基础上新添了辎重兵，正式命名为“新建陆军”。

　　招兵也不是乱招，年龄必须在二十到二十五岁，身高一米七以上，能托起一百斤重物，步速每小时二十里者方能入围。而且还有才艺表演，身怀一技之长特别是粗通文墨的，将优先录取。

　　紧接着仿照德国营制改革弱智的清军军制，将“营”一级单位扩张到一千人，相当于后来的标（团），长官称“统带”，副手称“帮统”；每营辖四队（连），长官称“队官”；每队辖三哨（排），长官称“哨官”；每哨辖六棚（班），长官称“正目”。

　　新建陆军分左右两翼，左翼两营，右翼三营。左翼翼长是担任过铭军统领的姜桂题（1843—1922），右翼翼长是淮军旧将龚友元。

　　此外还有炮兵营、炮兵学堂、骑兵营、骑兵学堂、步兵学堂以及德文学堂，都归督练处直辖。督练处督练即袁世凯本人。

　　作为新建陆军的总指挥部，督练处下设三个重要办事机构：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另外还有粮饷局、军械局以及转运局等部门。

　　十几个德国教习分布于督操营务处四个学堂，全部按德法操练。学堂为两年制，毕业时成绩优异者赴德国深造，其余留在军中担任下级军官。

　　新建陆军走的是高薪养兵的路线，步兵每月能拿四两半银子，而绿营只有一两半。骑兵差异更大，前者是九两，后者只有二两。

　　而且，从电台手表到帐篷雨衣，所有装备一水儿的德国进口。各级军官除佩刀外，每人一支六发的左轮手枪。

　　给完萝卜，祭出大棒，袁世凯组织编写了《劝兵歌》。

　　作为近代第一首军歌，浅显之中透着幽默，比如“一年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二要打仗真奋勇，命不该死自然生。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同时，颁布《简明军律》二十条，十八斩两处罚，相当严厉。

　　问题是当兵在晚清早就退化成跟过家家一样嘻嘻哈哈的事，你就是来个百人斩，也一样不缺以身试法的。

　　士兵甲拉练回营途中，背着枪离队，跑到河边柳荫下买了个甜瓜，边走边吃，被执法营务处的巡查逮了现行。对此人的处分是罚站示众，所在哨的哨官则被打了二百军棍，所在营的统带更是就地免职。

　　由此可见袁世凯赏罚分明的风格：士兵有错，军官要负管束不严之责，且层层加码，上级遭受的惩处远重于下级。

　　但当你违反了十八斩时，无论是谁，都难逃一斩。

　　有个士兵偏不信邪，在军营偷吸鸦片，让禁毒大使袁世凯撞了个正着。烟鬼但见眼前白光一闪，人头落得比古龙小说里的高手对决还利索，顿成刀下亡魂。

　　接着，便是整顿克扣军饷的痼疾。

　　大头采取的办法是一竿子插到底，不许营员经手。发饷时，令饷局按名册分包数千份，派巡查前往各营监视，确保直接发到每个士兵手上。

　　当然你会说：这有什么稀奇的？除非实现电脑全自动化发饷，不然再牛逼的手段也挡不住国人掌权后汹涌澎湃的腐败热情和精妙绝伦的贪污技术。

　　其实是有的，只需要高超的记忆和强大的耐心。

　　袁世凯经常搞突然袭击，亲自发饷，对各级军官，甚至最小的正目，都能一一点出姓名，并说出其性格爱好。

　　这就比较骇人听闻了，因为你会时刻提醒自己，领导的法眼正烛照着一切。

　　更隐秘的是，通过这种观感告诉每一个士兵，谁才是赏饭的人。

　　眼看步入正轨，怪力乱神出现了。

　　天津附近有个大仙，自诩只要作法在身，即可枪弹不入。军中上下，多有啧啧称奇者，也不好好训练了，一天到晚跟家庭妇女似的凑到一块儿谈论伪科学。

　　大头一拍桌子，怒道：“这样的人才，怎么能放到民间，不为朝廷所用？”

　　当场要聘其为教习。

　　一个神志正常的军官劝阻道：“老大你不是开玩笑吧？凭此儿戏，何能临大敌？”

　　袁世凯毅然决然，益坚其请。

　　神秘大师来营后，大头立刻召集军中诸将，目睹他施展符咒法力。

　　待其立定，袁世凯命人以手枪击之，果然毫发无损。众人愕然不语，惊以为神。

　　大头将之奉为上宾，并许诺过几天再安排一场大的“演出”。

　　这日，晴空万里，小站的操场上围满了官兵。

　　一军官出面请大师立下手状：设或身死，与人无尤。

　　准备就绪后，三十个士兵出列，持奥地利产的曼利夏步枪（步兵标配，1888年造，射速每分钟二十二发，弹仓五发装填，最大射程两千米）齐瞄。

　　一声令下，枪声大作，大师砰然倒地。在场之人无不惊呆，袁世凯却平静道：“此诈耳，绝无妨。”

　　遂命人检视，回报称：“目尚未闭，有笑容。”

　　大头笑道：“怎么样。”

　　等众人散去后，再次检查的情况则是“口角流血，胸有七洞”。

　　原来，第一次用手枪打时，袁世凯暗中嘱咐持枪者不要瞄准“大师”，但在第二次表演时却不作此安排。

　　于是，成功地用江湖骗子的血，祭了新建陆军的旗。

　　德先生、赛先生，无须五四青年抬大轿，袁世凯早已为之。

　　小站班底

　　西法操练非常辛苦，夏秋每月放假四天，冬春只有两天，其中一天还是发饷日。对于训练认真，考核成绩突出的官兵，均予以记名奖励，遇缺即补，在晋级上有优先权。

　　为了提高新军士兵的社会地位，大头上奏朝廷，获准减免军属的赋役。这是秀才以上功名者才配享有的特权。此外，他还从自己的月俸中拿出三分之一，专门奖掖学堂里成绩优异者。

　　各级部门，是个领导就爱标榜自己求才若渴、任人唯贤，可真正做到袁世凯十分之一者又有几人？一个单位做不到公平，则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终将被市场淘汰；一个国家做不到公平，则人心涣散，法度凌夷，终将陷于狼奔豕突的丛林世界。

　　不了解大头的志向，便不可能理解他“事无巨细，靡不躬亲”的狂热劲头。这确乎是袁世凯步入仕途以来所争取到的最大的机会，但若仅仅为了投机做官，犯不着如此玩命。

　　新建陆军是一张难得的白纸，没有旧军队里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所有人都从零开始，做起事来相对简单。

　　第一次拥有了可供自己尽情挥洒的舞台，大头激动的心情不亚于曹孟德收编了青州兵。

　　古之成大事者必先得人，而一谈到笼络人心，三顶帽子立刻就扣到了袁大头的脑袋上：结之以恩义，厚之以爵禄，威之以刑杀。

　　最早神经质般搞批斗的当属梁启超。

　　在他看来，曾国藩用人尚且要考察品行，李鸿章则纯以功名驱使。到了袁世凯就更等而下之，重才轻德，底下人卖命的唯一动机似乎只是为了利禄。

　　天天都有人感叹世风日下，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话居然从梁启超嘴里蹦出来。

　　作为文化圈的实用主义者，梁启超并不讳言自己“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多变性，甚至以此为荣。他从不固守某一主义，明知康有为抄袭了廖平的观点，还说廖“其人不足道”。

　　这样的人，何苦要戴上面具假装道学先生？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功利的结合。你能为他人提供施展和成功的机会，就不怕没有人才追随；你的事业和局面越大，所能提供的机会越多，凝聚人才的能力也就越强。

　　然而，想把蛋糕做大，说到底还是要超越功利，因为这个世界既不是有钱人的，也不是有权人的，而属于有心之人。

　　怀大志者往往见真性情，对袁世凯这样的枭雄，金钱不能摇其心，美女无法堕其志，所图既大，结纳人才反倒出于拳拳之心。毕竟，诚能动人。

　　为了人尽其用，大头苦思冥想，总结出四类必须用好的人才：现用型、备用型、储用型和培用型，并做了不同的说明。

　　一辈子能遇到一回这样的领导，你就偷着乐吧。

　　先天下之乐而乐的是阮忠枢。按理说这样一个老烟枪，在比《义海豪情》里的郑九妹还痛恨鸦片的袁世凯手下当差早就该掉脑袋了，可因为交情和才华，大头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阮忠枢得陇望蜀，在天津爱上了一个妓院里的红牌小玉姑娘，非要纳她为妾不可。

　　抛开国法不论，也丢不起这个人。你就是搁以浪漫著称的法国，其戏剧冲突亦足够拍《茶花女》了。

　　军队是个严肃的地方，袁世凯当场驳斥了阮忠枢的荒诞请求，明确告诉他：万不能从。

　　心灰意懒的阮才子从此无心爱良夜，一边灌着黄汤，一边细细咀嚼相思之苦。

　　过了段时间，袁世凯让阮忠枢陪自己去天津看望一个朋友。刚跨进大门，阮便注意到院子里红烛高照，酒宴丰盛。待进至里屋，只见一个新娘装扮的佳人款款而立，竟是小玉。

　　原来一切都是袁世凯暗中操持的，把惊喜交加的阮忠枢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练兵的过程，也是后来左右了民国十多年历史走向的小站班底成型的过程。究其来源，除了袁世凯的故旧亲朋，就是李鸿章的政治遗产：淮军老人和武备学堂。

　　老人里，以剿捻起家、绰号“罗锅”的姜桂题，资历无人能及。甲午前就官至提督，因旅顺失守而“革职留营”。

　　他和袁保恒是把兄弟，私下里称袁世凯为“老四”，大头则叫他“老叔”，两人关系很好。

　　姜罗锅是个大老粗，对年轻军官张口闭口“小鸟孩”，时不时还搞些重口味的画面，比如当着袁世凯的面端起痰盂小便。

　　也许你觉得他脑子不正常，但官场上大浪淘沙筛出来的绝不是省油的灯，必有一门看家绝活。

　　姜桂题的绝活知易行难——在暗无天日的晚清官场浸淫了几十年还能保持一颗乐观阳光的心，最终享年八十岁，比起那些苦逼一辈子，寿命却不长，死后还要被御用文人挫骨扬灰的大人物来，实在幸运太多。

　　最穷无非讨饭，不死终会出头。如此人生信条，使姜桂题的一言一行看起来就像在拍《铁齿铜牙纪晓岚》。

　　守旅顺时正值夏天，他经常把辫子盘在头上，光脚趿拉着鞋，袒胸露腹，手执大蒲扇，在街上溜达。走累了就闯入人家，遭到主人呵斥时却反问人家：“我是姜老汉，难道你不认识吗？”

　　之所以这么自恋盖因他看到满街的店招。

　　幡布上写着“挂面”二字，他误认为“桂题”（“面”字繁体同“题”字很像），以为旅顺人民盼他莅临若大旱之望云霓，还专门找来属下批评教育，说搞什么形式主义……

　　一天，姜老汉又把自己当成了康熙，跑到菜市场微服私访。正巧碰到一个士兵买鱼不给钱，还殴打卖鱼的。姜桂题非常兴奋——看看，深入基层，很有必要！

　　他冲上去就抽了士兵一嘴巴，谁知此人是个新兵，不知道眼前的糟老头是姜桂题，立刻还手，两人当街厮打起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头目从旁路过，吓得大叫道：“这是大帅啊！”

　　士兵闻言，魂飞魄散，疾奔而逃，姜桂题也回到军营。没过多久，该兵的营官将他绑缚到辕门，请求军法处置，并自请失察之罪。姜桂题盯着两人看了许久，道：“我扇他嘴巴，他用拳还击，都是打，治的哪门子罪嘛。”一句话便打发了，惹得众人相视而笑。

　　袁世凯之所以重用姜老汉，将其放到中轴的位置，除去顾念旧情，也是看中他没有架子、爱惜士卒的长者风范，想借此笼络淮系老人（比如张勋、倪嗣冲），增强全军的凝聚力。

　　而姜桂题也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大头，直至民国被授予陆军上将。

　　场面撑起来，还得指望干事的。和北洋水师学堂齐名的北洋武备学堂曾像造血干细胞一样为淮军输送了许多接受过德式教育的军事人才。可惜老将们不珍惜，说“功名自马上得”，年轻军官虽有一整套数学物理、天文测绘等现代知识，仍饱受轻慢和讪笑。

　　甲午兵败，树倒猢狲散，袁世凯像考古挖掘一样郑重其事地将这些青年才俊打捞进新建陆军。

　　于是，北洋三杰段祺瑞（1865—1936）、冯国璋（1859—1919）和王士珍（1861—1930）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