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戊戌反政变(2)

　　连李鸿章都忧虑康有为的人身安全，让于式枚上门劝他雇佣保镖，以防被刺。

　　从蒲松龄到吴敬梓，恨八股的可谓人生代代无穷已，之所以江月年年只相似，盖因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康有为改八股为策论并不新鲜，却因主观性太强，给阅卷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浙江学政陈学棻很傻很天真，据实上奏，光绪批了一句“既然不会看策论，便不要视学了”，当即免职。

　　欢迎来到天朝，流氓和骗子的乐土

　　这就让反对派兔死狐悲了。

　　已迁礼部尚书的许应骙主抓教育，百般阻挠，御史杨深秀和宋伯鲁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参其“迂谬”，光绪又准备罢一个。

　　刚毅替之求情，不许。又请求“令其申辩”，勉强答应。

　　许应骙连夜走访求教，刚毅传了一损招。

　　在上疏自辩的同时，许应骙大肆攻讦康有为。反正康的烂事奇货可居，不愁没人转发。

　　刚毅则趁势跑到慈禧那煽风点火，终使对许应骙的处分没了下文。

　　八股好歹艰难地被废，制度局则涉及到砸饭碗，还一砸一大片，怎么看都感觉离成功隔着千山暮雪。

　　而且，由于变法被拖上了党争的轨道，一些原先支持康党的改良派也纷纷却步甚至倒戈。

　　康有为毫不在意。难得吃定了皇帝，过把瘾就死也值，继续推波助澜：“皇上不想变法图强则已，若想，第一件事就是开制度局。”

　　少了奕訢和翁同龢的减速，光绪无所顾忌，把康有为的提案交相比于军机处较开明的总理衙门讨论。

　　谁知奕劻不敢做主，更不敢久拖不决，只好去找慈禧定调子。

　　慈禧向他交底：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

　　于是，总理衙门出炉了一份针对康有为的批驳报告，彻底否定了制度局。

　　光绪拍案而起：“汝等欲一事不办乎？重议！”

　　奕劻当时就震惊了。

　　只好请外援分担风险，要求皇帝简派军机大臣一道来讨论。

　　这招狠就狠在，军机处除了廖寿恒，个个跟康有为有仇。连王文韶这种原本谁都不得罪的酱油男也紧握双拳站了出来，毕竟制度局一开军机处就废了——没了酱油瓶还打个锤子酱油？

　　但光绪不得不同意。多年来，各地督抚养成了一切唯直隶总督马首是瞻的习惯。荣禄不动，除了大右派陈宝箴外，谁也不敢妄动。

　　于是，总署接到一封同意所请却绵里藏针的圣旨：

　　切实筹议，不得空言搪塞。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原本最好窝里斗的军机大臣们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一起，准备抗“开制度局”之旨。

　　王文韶咳嗽了一声，反对道：小心狗急跳墙，逼得皇上用大杀器。

　　指的是光绪独有的终极技能——明发上谕。一旦发动，将绕开军机处，由内阁拟旨，昭告天下，付之于世。届时，一切将覆水难收。

　　以光绪从小就喜怒无常，动不动便拍碎玻璃自残的缺陷型人格来看，并非没可能。

　　众人如梦初醒，齐刷刷地看着王文韶。

　　王大人只抛出一个字：磨。

　　你不是要设法律局吗？那我先从各部抽调司员修改律例；你不是要一体士民皆可上书吗？那我改为职官交本部衙门，士民递都察院。

　　总之大事办小，声东击西，各种磨洋工。

　　强催之下总算开了个农工商局。从名字不难看出，被磨怕了的光绪把原十二专局里的农商局和工务局给合并了。

　　许应骙也没闲着，发动水军造谣。

　　谣言起于康有为的异想天开：把全国的寺庙都改为学堂。

　　本来就很夸张，在许应骙的演绎下，更成了一部掺杂着宗教元素的政治阴谋片：康有为进献药水，光绪服用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开始在宫中设礼拜堂，并加入了天主教。

　　虽说比《等待戈多》还荒诞，但联系到让皇帝改国号“大清”为“中华”之类的狂暴举动康有为没少干，群众也就相信了。

　　混乱使康党内部产生了分歧。沈曾植深忧变法会因康有为的鲁莽而灭裂；张元济和梁启超都劝他急流勇退；其弟康广仁更是写信抱怨道：

　　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康有为成了活靶子，破鼓万人捶。

　　对真正的改良派而言，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比如太仆寺少卿（最高管马机构的二把手，正四品）岑春煊（1861—1933）就从不参与争吵，而是瞅准鹬蚌相争的时机，上了一道裁并官署的奏折。

　　览奏后，光绪让李鸿章拟了一个黑名单，上榜的统统撤销，一口气裁了光禄寺（宴飨）、鸿胪寺（迎宾）、太常寺（祭祀）、大理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三省的巡抚等闲衙冗职。

　　当然，不明真相的反对派又把账算到康有为头上。

　　一次性炒了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官不聊生之感。外媒的评价是：在中国政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当廖寿恒找到康有为，请他谏阻光绪以平息朝局震荡时发现，原来康圣人并不介意替人背黑锅，还火上添油地说：“不裁则已，要裁就全裁。”

　　礼部主事王照嗅到一条破冰之路：与其让反对派跑去依仗慈禧，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不如主动把变法的美名让给太后。慈禧好名，向来喜谈改革，如此则皇上的志向得以施展而顽固党却失其凭恃。

　　康有为当场反对，说太后撤帘已久，不容再出掌朝政。且清朝祖制，大臣不许言及宫闱，犯者死罪。

　　这会儿搬出祖制了，原来祖制是用来压人的。

　　王照不理，直接上疏道：“请皇上奉太后游日本，知其崛兴之由。然后奉太后之意，晓谕臣民，以变风气。”

　　结果引爆了定时炸弹。

　　作为礼部堂官，代呈本部官员的上奏原属许应骙分内之责，他却把王照的折子压了一个月，直到当事人问起，才以“日本素多刺客，不便出访”为由敷衍。

　　两人旋即破口对骂，咆哮公堂。王照指责许应骙违抗皇上广开言路的旨意，威胁说要请都察院代递。许应骙见压不住，只好呈递，但附奏说：“请圣驾游外洋，安知不是包藏祸心？”

　　光绪当场暴怒，一气之下把礼部两个尚书（一满一汉）四个侍郎，共计六个堂官全部免职。

　　此举有利有弊。利在以儆效尤，弊在殃及无辜。满尚书怀塔布就亲身体验了一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此人几乎从不上班，王照的折子一个字都没见过。结果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被革职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照，被光绪赞为“勇猛可嘉”后赏三品顶戴。

　　徐致靖也去掉了“署理”，正式成为礼部侍郎。

　　同时，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为正四品的军机章京，彻底向世人宣布：我说了算。

　　杨锐和刘光第均非康党，而是张之洞推荐给光绪的维新人才。林旭举人出身，年纪最轻（二十三岁），却最积极。

　　四人的超擢，让无缘再见光绪的康有为大吐酸水：

　　尔等事实上已位居相位，但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

　　骗中骗

　　罢免礼部六堂官虽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一时间言路大开，但由于事先并未向慈禧请示，实际上已经违反契约。

　　加之怀塔布的老婆也不是省油的灯，常年侍奉太后宴游，进颐和园跟进自己家似的。一番哭诉下来（挑拨说皇帝要尽除满人），慈禧有了新的想法。

　　于是，便上演了“有困难找荣禄”的游戏。

　　之所以找荣禄，看看北洋大臣此时的军权就明白了：董福祥的甘军、宋庆的毅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国防力量的全部精锐。

　　先是怀塔布夜访天津找荣禄，接着是保守派笔杆子杨崇伊找荣禄，都与请慈禧出山训政有关。前者征询意见，后者试探口风。

　　杨崇伊的儿子娶了李鸿章的孙女（李经方之女），本是亲家。但当他纠合了一众保守派准备奏请太后训政，以疏示李鸿章时，李不肯签名。

　　很快，杨崇伊们又放出一条谣言，说慈禧与荣禄密谋，将借9月天津阅兵，行废立之大事。

　　如此荒诞的场面便是拍《光绪王朝》也会因为场面大、调度难、耗资巨而被投资方砍掉。胡汉民后来就嘲讽道：

　　太后真要害皇帝，一服砒霜也就够了。当着六飞出狩的季节，千军万马的场所，拿光绪杀了，这叫做什么玩意？

　　之所以越传越神，连光绪都紧张地表示“誓死不去天津”，盖因保守派怨念太深，做梦都梦到类似的场景，聚到一起更是言之凿凿指天誓日，就差直接说“老佛爷亲口告诉我的”。

　　康有为则是紧张之中透着兴奋：终于找到无与伦比的统战理由了——救驾。

　　当然，以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光救驾是不够的，要以攻为守——清君侧。

　　在康有为看来，荣禄是指望不上的，染指军队的希望只好寄托在思想开明、支持过强学会的聂士成和袁世凯身上。

　　聂士成时任直隶提督，跟王照是把兄弟。

　　康有为的计划是：让徐致靖劝王照去找聂士成，先征得他的同意，然后召其入觐，授以直隶总督，取代荣禄。

　　第一步就卡住。

　　王照坚持认为慈禧和光绪纯属家务之争，本可调和。结果被康有为搞成了党争，现在还想挑起战争，简直丧尽天良，当场予以拒绝。

　　徐致靖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姿态训斥说：“你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图报，却为身家性命考虑，于心能安吗？”

　　王照反驳道：“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我王照绝不做范雎。”

　　无奈之下，康有为把宝押到了袁大头头上。

　　徐致靖的侄儿徐仁禄被派往小站试探袁世凯的态度。

　　按理说大头对徐致靖很有好感，毕竟人曾上奏保荐过自己：

　　（袁世凯练兵）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但徐仁禄上来就按康有为的授意挑唆道：“我同卓如（梁启超）、复生（谭嗣同）屡次向皇上举荐你，皇上告诉我等，荣禄说你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因何事与他不和？”

　　离间计一眼便被识破，袁世凯故作惊悟道：“之前翁常熟想增加我的兵额，荣禄说不能放任汉人坐拥兵权。常熟说曾、左也是汉人，如何不能统率大兵？可荣禄到底还是不肯增啊！”

　　见徐仁禄信以为真，便将计就计向他抱怨所练之兵仅只七千，力量单薄，称“假使西方兵力是我的一倍，与之作战，可以获胜；是我的两倍，也可获胜；若数十倍于我，唯有捐躯效命而已”。

　　言讫，潸然泪下。

　　对康有为师心自用、名为变法实为夺权的改革，袁世凯不以为然。

　　很好理解。即便改成了，也跟他亡清的夙愿没半毛钱关系，甚至可能背道而驰。

　　但和康有为不同的是，大头绝不会轻易得罪任何官场中人，毕竟这里是中国。

　　更不要说皇帝身边的红人了。

　　于是就有了康有为起草，以徐致靖的名义上奏的荐章。

　　在表扬了一通袁大头的好人好事后替他要官（给予封疆大吏的位置，或改授六部堂官之职，使之独当一面）。

　　光绪对袁世凯一直颇有好感，便于当日诏大头来京陛见。

　　王照听说后大惊失色，跑去质问徐致靖。徐支支吾吾道：“召袁入京，为的是抵御外侮。”

　　这可真是尘归尘土归土，你当我是二百五？

　　一旦光绪染指军队，势态必将失控。

　　问题是在老男孩康有为看来，青春就是疯狂地奔跑然后华丽地跌倒，谁也挡不住他一路狂奔的热情。

　　于是便有了移花接木的懋勤殿。

　　此殿作为皇帝的书房，名字比较古典（懋学勤政）。康有为觉得“制度局”三个字太洋气，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非议，干脆暗度陈仓，指使谭嗣同撺掇光绪开懋勤殿。

　　当然，简单粗暴地指责康有为换汤不换药也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从制度局到懋勤殿，人着实加了一剂猛药——聘请外国政治家进入朝廷决策层共议改革。并提出两个人选：刚刚下野的伊藤博文和常年旅中的李提摩太。

　　搬洋救兵确实打中了慈禧的七寸，却也将帝后之争推向了你死我活的边缘。

　　9月11日，伊藤博文抵达天津，以私人身份访华。

　　这立刻“坐实”了一则传言：伊藤被康有为勾引而来，将任军机大臣。

　　传言是如此深入官心，以致不少进京陛见的督抚大员幸灾乐祸地对军机章京们说：“诸公好好侍奉新堂官吧。”

　　荣禄在北洋医院设宴欢迎伊藤。

　　席间，袁世凯注意到荣禄始终拉长着个脸，没等散席便借口有事告辞。

　　同一时间，武艺高强的湖南大侠、唐才常和谭嗣同的拜把兄弟毕永年低调抵京。

　　教唆犯

　　9月13日，王照正与徐致靖参酌奏稿，康有为兴高采烈地跑进来，道：“谭复生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十人，业已商定，请你俩分荐此十人。”

　　王照：“我今天要上个折子，没时间。”

　　康有为：“皇上今晚就要看，你的折子搁一日，明天再上有什么关系？”

　　王照不得已，乃与徐致靖分头缮写荐折。

　　与此同时，心怀忐忑的袁世凯携徐世昌进京觐见，在法华寺住下。

　　同一趟列车上还坐着伊藤博文和一个神秘的乘客——张翼。

　　此行张翼带着荣禄写给奕劻的密信，中心思想八个字：太后训政，此其时也。

　　9月14日是光绪例行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日子。

　　一直挨到玉澜堂酒宴，见慈禧兴致不错，光绪终于鼓足勇气提出开懋勤殿之事。

　　史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站在慈禧的立场，擅罢礼部六堂官已是对其权力的否定。而同意开懋勤殿，更是将她和皇帝的权力关系来个一百八十度颠倒。

　　于是，积怒瞬间爆发。

　　争吵中，慈禧放出狠话：“若再越出权限，则皇位不能保。”

　　光绪慌了。

　　恭王已死，庆王疏远，对李鸿章又放不下成见，这才发现想调停都没有合适的人选。

　　随驾值班的杨锐尚算老成，早年被张之洞誉为“当代苏轼”，颇为倚重。光绪只好让他拟了一道密诏，内称自己日思尽变旧法，尽黜昏庸之人，但恨权力不足。果真如此，则帝位恐将不保。因此，让军机四章京妥速筹商，以使既能变法，又不违抗太后之意。

　　就是这么一封内容和谐的密诏，后来还被康有为篡改成写给他的求救信：

　　今朕位即将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密筹良策，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其实，杨锐同康党并不像外界与后世猜测的那样齐心，而是经常在家书中抱怨和谭嗣同、林旭难以相处。当他预感到情势有变时，第一个念头是不想卷入是非。

　　于是，杨锐把密诏压了三天，彷徨无计。

　　南海会馆的夜已经很深了。

　　有谭嗣同的力荐，康有为对毕永年非常放心。

　　他先爆猛料：“太后打算于下个月天津大阅兵时杀害皇上。”

　　再爆更猛的料：“我要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你来当李多祚。”

　　毕永年发表道听途说来的高层秘闻：“袁是李鸿章的人，李是太后的人，恐怕不好用吧？”

　　康有为信心满满道：“我令人去他那行反间之计，袁笃信不疑，已深恨太后和荣禄。你且等着，我还有重要的事用你来办。”

　　9月16日黎明，昆明湖畔玉澜堂。

　　光绪虽精神委顿，但对军事上的事问得很细，袁世凯则一一据实奏对。

　　气氛明显比较压抑，皇帝几次欲言又止。大头只好趁问话的间歇道：“下月还有巡幸大典，亟须回津准备，倘无他事垂询，请即训示。”

　　光绪说四天后再来请训，耽搁不了什么。

　　召见结束后，大头回家补觉。刚躺下便有宦官前来宣旨：袁世凯升正二品，以工部侍郎候补。

　　生活就像《忐忑》，没有准确的歌词，却惊心动魄。

　　不次超擢带给袁世凯的不是喜悦，而是恐惧，尤其当他听说皇上让他与荣禄“各办各的事”——这分明是强迫自己站队嘛。

　　大头当即要上疏辞谢，却被徐世昌阻止：既属皇帝特恩，力辞反倒欲盖弥彰。

　　事实上此次进京，袁世凯既不往来酬酢，也不奔走权要，而是寓居郊外，闭门不出，为的就是置身于帝后两党的漩涡之外。

　　问题是，在你不惹祸、祸来找你的中国，独善其身要比左右逢源难得多。于是，午后刚过，袁世凯便行动起来，遍访朝中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