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专制之上，还有天命(4)

　　进见持续的时间很短，周树人一生也只见过袁世凯这一面。一向刻薄的他后来评价道：

　　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

　　在袁世凯看来，周树人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公务员。他对仕途很冷淡，不是逛琉璃厂就是抄古碑，或者摇着蒲扇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消磨生命。

　　但他的洞察力无人能及。

　　周树人认为民国这座舞台招牌是新的，布景是新的，座位也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唱戏的还是老人。

　　说白了，辛亥革命没能拔本塞源地根治病灶，人们依旧缺乏爱与诚，习以为常地虚伪和无耻，在暴戾愚昧的空气中互相中伤。

　　如果国人的生活借由武力而非理性来塑造，则自由主义永无出头之日，毕竟，凡因刀剑得到的，必将因刀剑而失去。

　　其实，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因此，自由主义需要的土壤是各负其责的秩序，而非混乱。

　　可惜，好逸恶劳乃人之天性，即便是对待自由。

　　比如，人们拒绝排队，你争我抢地往前挤。久之，大家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的维护者。终于，一个恶棍跳了出来，用棍子敲打每一个人，宣布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

　　秩序实现了，但众人也被奴役了。结果虽好于混乱，权利却遭到剥夺。

　　世间许多悲剧，并非由丑恶造成，而产生于追求美好的中途。于是，就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人总是为自己的行为用心堆砌词汇，觉得世界不理解我，而真相其实是我不理解世界罢了。

　　当经验主义者袁世凯决定倒掉一盘散沙，重建秩序时，“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者”（张君劢语），便又多了一道真实的注脚……

　　北京。

　　久未露面的应桂馨出来觅食了。

　　他向政府索要钱财和勋位，不愿旧事重提的袁世凯拨了笔款想打发他走，谁知应桂馨非要政府“昭雪其罪”，甚至承认刺宋有功。

　　这就颠倒乾坤了。

　　烦闷中，袁世凯突然想起初见宋教仁时的情景。

　　彼时，因《间岛问题》一书，袁世凯仰慕宋教仁已久。但见其衣服破旧，便问是否还是留日时所买，宋教仁点头。

　　事后，袁世凯请人做了一套高级西服给宋教仁送去，宋穿上后非常合身。原来，谈话间他就把尺码给记住了。

　　据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回忆，唐内阁期间，袁世凯谈及农林总长宋教仁，总是颇多推许。

　　转变发生于国会选举期间，宋教仁在南方各省演讲拉票并猛烈抨击北京政府。大为光火的袁世凯听赵秉钧说洪述祖正在安排人诋毁宋教仁，也就放心了。

　　没想到毁宋不是毁谤而是毁灭。当得知宋教仁的死讯时，他蒙了，喃喃道：

　　如何是好？国民党失去宋教仁，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

　　应桂馨但凡有一丝自知之明，也该清楚袁世凯对他除了厌恶就是蔑视。他不学洪述祖的低调（为逃避北京警方的抓捕躲到青岛德租界），反而抛头露面，狂犬吠日，终于在离京途中被军政执法处的特务暗杀。

　　袁世凯从不讳言自己就是杀应的幕后主使，但巧的是，随后直隶都督赵秉钧便暴毙家中，坊间纷传总统下毒害死了自己的心腹，杀人灭口。

　　逻辑链是成立，但赵秉钧不是应桂馨。杀应无伤大雅无人问津，杀赵则必定轰动全国，在国民党已垮、宋案已时过境迁（过了一年）的大好局面下，是自找麻烦的不智之举。

　　事实上，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后来在家信中表明，他爷爷是死于脑溢血，倒在床头边，家属亲见，并无谣传的“七孔流血”的症状。

　　赵秉钧死后备极哀荣，梁士诒和袁克文前往天津送终，丧事极为隆重。袁世凯手书“怆怀良佐”的匾额，优恤家属，并令京津两地为其修建专祠。

　　饶是如此，汹涌的谣言还是在北洋旧将心中埋下了浓重的阴影。曾担任过军政执法处处长的陆建章就对亲信说：“我们参与老头子的机密大事太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老头子总有一天要消灭痕迹。”

　　由于冯国璋远在南京，王士珍整个一神龙见首不见尾，矛盾便在当过北洋六镇里四镇的镇统，威望足以号令全军的段祺瑞身上爆发。

　　段祺瑞人品没得说，不抽不赌，不贪不嫖，一辈子清廉耿介，唯一的爱好就是下围棋。

　　不过，性格缺陷同样明显：固执自大，争胜好强。

　　早年留德，受不了洋人耻笑的他打算剪辫，被督学荫昌瞧见。

　　荫昌一把夺过剪刀，问他何故发狂。段祺瑞说，我宁愿发狂也不愿受辱。荫昌劝道：“你是官费留学，剪了辫子万一朝廷震怒，断了你的学费，到时求学不成，归国亦不可得。”

　　段祺瑞若有所动，但仍道：“终不欲受人讥也！”

　　荫昌让他先电奏朝廷，再做决定。段祺瑞依言而行，结果遭到痛斥。

　　他找到荫昌，表示感谢：“要不是你提醒，真回不了国了。”

　　荫昌笑道：“我也要感谢你啊。”

　　段问何故，回以：“你电报打过去，如果朝廷准许，我也援例行之；如不许，我亦无冒请之嫌。难道不该谢你吗？”

　　棋品如人品。段祺瑞虽说酷爱下棋，但棋艺不精，还输不起。一次，被11岁的棋圣吴清源杀得大败后，段祺瑞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还有一次跟儿子段宏业对弈，又败，段祺瑞咆哮道：“什么都不会，就知道玩儿这个，以后有什么出息？滚！”

　　段祺瑞一生不置房产，在北京租房子住，直到袁世凯以给干女儿为名（段在原配过世后娶了袁的义女张佩蘅为妻），送了段家一栋。

　　房东是一个输了袁世凯四十万大洋的牌友，房子是抵押品，没给房契。大头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找到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老段验明正身后，二话没说，带着一家子搬走了。

　　段祺瑞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易接近，而一旦得其信任，则终生不疑，亲如一家。个中典型便是人称“小扇子”的徐树铮。

　　收复外蒙的民族英雄徐树铮被视作段祺瑞的影子。他极富才干也极其骄狂，树敌众多，深为袁世凯所不喜，要不是跟了段祺瑞，估计早就被乱刀砍死，用不着日后冯玉祥出手。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1936年，汉奸王揖唐等在报纸上刊登声明，鼓吹“华北自治”。署名中，领衔的竟是袁克定。

　　事隔两天，袁克定在报上登一启事，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日本在华北的势力正迅速膨胀，袁克定此举风险极大，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果然，其住宅很快便处于日人的监视之中。

　　北平沦陷后，投敌的曹汝霖找到袁克定，鼓动他把彰德的养寿园卖给日本人，一来能换笔可观的收入，二来也能博取日人的欢心。

　　事实上，北伐战争胜利后，控制了河南的冯玉祥没收了大量的袁氏财产，袁克定没有固定收入，养着一大帮下人，很快便外强中干，急需用度。

　　即令如此，袁克定还是以“先人发祥之地，子孙不可出售”为由拒绝了曹汝霖。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帮袁克定谋了个馆员的身份，月薪六十元。但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很快袁克定便丢了工作，寄居在表弟张伯驹家。

　　即使生活潦倒到只能吃窝头，他也要戴好餐巾，用刀叉进食。每次提到袁世凯，一定尊称“先总统”，绝不辱及先人，始终保持着恍如隔世的贵族范儿。

　　1958年，伴着“大跃进”的喧闹，八十岁的袁克定在“家国山河半梦中”悄然离世。

　　临终前，他的思绪飞回到民国元年的春天……

　　那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袁家由洹上村迁居京城。一天，袁克定送袁克文到火车站后骑马返村，不慎从马背上跌落，摔成重伤。

　　袁世凯闻讯大惊，在咨询专家后，给家人的电报里殷殷叮嘱，说切不可乱治，“必须专信西医”。并让他们赶紧把袁克定送到天津的医院，途中缓行，由医生随同照料。

　　担心于氏迷信中医的他还不忘提醒五弟“切劝汝嫂，万勿固执，速同往诊治”。

　　其实，这封舐犊情深的家书，最具史料价值的是这句：

　　兄年已逾五旬，当此乱世，只此一子可支门户，讵（怎）不爱念。

　　一年后，落下腿疾的袁克定应德国公使之邀赴柏林治病，热情的德皇威廉二世设国宴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