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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读这本就够了》 作者:华业

第54章 元明清时期的大一统(4)

  运行上千年的丞相制度何时被废?

  朱元璋在胡惟庸案后将运行上千年的丞相制度废除。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将当时宰相胡惟庸以“谋不轨”罪诛族,同时杀死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数人。这就是明朝初期有名的四大案之一。胡惟庸案,简称“胡狱”也叫“胡党之狱”。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的旧宅井里有醴泉涌出,此为祥瑞之兆,并因此邀请明太祖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非常愉快的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着急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情况不妙,立即返回,当登上宫城时,却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之中都藏有士兵。太祖大怒,在当天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陈宁等人处死,同时将平时与胡惟庸关系较好的人一并处罪,其中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在内的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牵连此案致死者三万余人,历史上称为胡惟庸案。除掉胡惟庸之后,朱元璋罢黜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权分六部,另外立殿阁大学士供皇帝作为顾问,从此结束了中国的宰相制度。

  胡惟庸案同蓝玉案并称胡蓝之狱,诛灭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才告结束。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李存义与其子李佑,曾参与胡惟庸谋逆一事。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之事败露,经审讯得知,这也是受胡惟庸指使的。

  李善长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300名来大兴土木,汤和暗中向朱元璋报告了此事。李善长及其妻等70余人被杀。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费聚、唐胜宗、赵雄三名侯爵,曾与胡惟庸串通“共谋不轨”,宋濂的孙子宋慎也受牵连被杀,宋濂本人被贬谪死于四川茅州。

  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名至实归的丞相是胡惟庸。此后,中国封建王朝的“丞相”

  一职彻底被废除。从此意义上说,无论他是奸是忠,他都是最后一个敢向皇帝权威挑战的丞相,也是最后一个可以和皇帝匹敌的丞相,所以胡惟庸被动地改变了中国历史。

  “大脚皇后”有什么样的贤德?

  “大脚皇后”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结发妻子。她仁慈、善良、俭朴、爱民,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她善待后宫妃嫔,开创了明朝后宫和外戚不干政的风气;她敢于在明太祖滥杀无辜时进行劝谏,使许多忠臣良将的性命得以保全。

  朱元璋常将马皇后的贤德与长孙皇后相媲美。朱元璋雄才大略,早年在濠州红巾军中时就表现不凡,这不免遭人侧目,郭子兴逐渐对他心生疑忌。诸将出征,掳获的财物都要贡奉给郭子兴,元璋不谋取私财,所以无从贡献,这使得郭子兴很不愉快。马氏见此情形,就拿自家财产送给养母张夫人和郭子兴妾张氏,请她们在义父面前给干女婿说点好话,以弥缝裂痕。

  据说,有一次郭子兴把朱元璋关了起来,不给饭吃。马氏心疼丈夫,把刚烙得的烧饼揣在怀中偷偷送去,事后才发现胸前的皮肤都烫焦了(《明史·高皇后传》)。由此可见,这对青年夫妻感情的深厚。

  洪武十三年(1380年),宋濂因其长孙宋慎陷入胡惟庸党而获罪,朱元璋要处他极刑。宋濂是明朝开国“文学之首臣”,又是太子的老师,这时他早已告老还乡,与胡党毫无关联。眼看忠臣宋濂要遭殃,马皇后及时出面请救,她说:老百姓请一位老师,还知道终生不忘尊师的礼节;再说他早已辞官回乡,京中的事必定不知道,可不能冤枉了他。但是朱元璋不听马皇后的劝告。一次马皇后陪丈夫吃饭,她既不喝酒,也不吃肉。元璋问为什么不吃不饮,她说:听说宋先生获罪,我不近荤酒,为他祈福,希望他能免祸。听了这番话,元璋突然醒悟,第二天赦免了宋濂的死罪。

  马皇后死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享年52岁。

  马皇后一生的所作所为,不仅赢得了丈夫的尊敬与爱护,也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她死后,朱元璋不再册立皇后,以此表示对她的敬重和怀念。

  “靖难之役”是谁发动的?

  “靖难之役”是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发动的一场政变。这次事件是以建文帝消藩为起因,燕王借此起兵向朝廷发难,最终取得胜利,登上帝位。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长孙朱允炆即帝位,史称建文帝。朱允炆在做皇太孙时,就对诸藩王非常不满,曾与他的伴读黄子澄商量削藩事宜。即帝位后,他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去几个力量较弱亲王的爵位,然后再集中力量消灭燕王朱棣的势力,并且令诸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将吏。皇族内部矛盾开始迅速激化。

  建文帝命令将臣对朱棣进行监视,并乘机逮捕之。朱棣得到这一消息,立刻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诱杀了,并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起兵反抗明朝中央政府。朱元璋当皇帝时,恐权臣篡位,规定藩王具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力,他在《皇明祖训》中说:朝中没有正直的大臣,奸臣当道,必要兴兵讨伐,以清君侧。朱棣就以此为由,说齐泰、黄子澄为大奸臣,应以诛讨,并将自己的行为称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因此,历史上称这场明皇室内部权力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朱棣开始起兵时,燕军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势力非常弱小,中央则在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所以战争初期,朝廷打算用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将燕军歼灭于北平。

  由于朱元璋时期大杀功臣,中央可用之人很少,所以燕军屡战屡胜。但由于实力悬殊,南军兵多势盛,攻不胜攻,燕军所攻克城邑旋得旋失,始终不能巩固。能始终据守的,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正当朱棣为此而苦恼之际,不满建文帝的南京宫廷里的太监送来了南京城空虚宜直取的详细情报。由此,战事发生转机。

  1402年,朱棣攻取明朝都城南京,建文帝在战乱中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皇位,也就是明成祖。第二年,改元永乐,将北平改为北京。1421年,迁都北京,称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

  靖难之役是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不久爆发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皇位而展开的一场战争,是朱氏皇朝建立不久就发生的一次人伦惨变,也是明朝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内战。

  郑和七下西洋究竟所为何事?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下西洋主要是宣扬明朝国威,也有人说是明成祖为了寻找可能流亡海外的建文帝。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七次下西洋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郑和一家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他的父亲与祖父均曾朝拜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熟悉远方异域、海外各国的情况。从父亲与祖父的言谈中,年少的郑和已对外界充满了非常强烈的好奇心。这使郑和下西洋成为可能。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命郑和率领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和士兵及二百四十多艘海船组成的远航船队西进,船队到过许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及地区,使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联系得以加强。每次都从苏州刘家港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船队最远到达过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郑和一共远航七次,在最后一次回程到古里时因劳累过度过逝。

  郑和曾经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彭亨、苏禄真腊、古里、阿丹、天方(阿拉伯国家)、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红海、麦加(伊斯兰教信徒朝圣之地),并很有可能到过今天的澳洲。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用婆罗为界,以东叫做东洋,以西称做西洋,故以前所称南海、西南海的地方,明朝将其称为东洋、西洋,并且把暹罗湾之东海,称为涨海。

  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前无仅有的。它不仅在当时世界航海事业上达到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同亚洲各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友好关系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仁宣之治”出现于何时?

  明朝初期社会经济在仁宗之前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到了仁宗、宣宗两朝,社会经济开始走向繁荣。由于仁宗和宣宗都重视农业发展,赈荒惩贪,从而使吏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将其与西汉“文景之治”相比。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册立为燕世子,成为燕王朱棣的合法继承人。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曾叫朱高炽与秦王、晋王、周王的三位世子分头检阅卫士。朱元璋后又叫这四位世子分别阅看臣子们上呈的章表奏文。朱高炽在向朱元璋汇报查看结果时,只讲章表奏文中有关军民利害的事情,对于其中偶尔出现的文字谬误只字不提。朱元璋又把他看过的章奏自己也看一遍,并把那些谬误一一指给他看,问道:“孙儿,这些毛病你没有看出来吗?”朱高炽回答道:“我不是疏忽粗心看不出这些毛病,只是想,不能因为这些小毛病而絮絮叨叨,那样会浪费您的时间和精力。”

  朱元璋曾经问他:“尧的时候发生过大水灾,汤的时候发生过大旱灾,老百姓用什么来依靠呢?”朱高炽回答道:“老百姓依靠的是有如圣人品德的君主,圣人有体恤老百姓的好政策。”通过这几次考察,朱元璋非常喜欢这个孙子,认为他有当君王的长远见识。

  在明朝历史上,“仁宣之治”是为史家所共同称道的。“仁宣之治”的出现结束了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和篡位皇帝成祖朱棣在位期间所实行的高压政治,同时继承和发展了被推翻的短命皇帝朱允炆的宽仁政治。经过“仁宣之治”,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仓廪充实,法纪严明。蔚然有一番治平之象,这形成了明代早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

  明朝期间的“况晴天”是何人?

  况钟(1388~1442年)是明代一位深受百姓尊敬和爱戴的清官,苏州人民都称他“况青天”。况钟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是明代着名的官吏、诗人,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

  况钟早年曾经在尚书吕震属下当小吏,因为他有奇才,所以被吕震重视,并推荐其为仪制司主事。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被推荐成为礼部郎中。宣德五年(1430年)官升苏州知府。

  当时苏州官吏与豪强相互勾结利用,百姓赋税繁重,苦不堪言,在全国是出了名的难治之府。况钟上任后,许多问题都需要他去处理。起初,不少属下和群吏都作壁上观,想知道他是如何理事的。他也假装不懂,左顾右问,只是按照群吏的想法办事,群吏们都非常高兴,私下里都认为这位新任太守是很容易欺侮的。几天后,他将群吏召集起来宣布:前几天某件事是应该做的,但是某某不让我去做;某件事是不应该做的,但某某强行却叫那样做!你们有些人一直以来玩弄这种手段,论罪当死!于是将罪不容赦的数人处以死刑,并训斥那些贪虐庸懦的官吏。因此使全府大振,上下都奉法职守。

  况钟不仅刚正廉洁,而且非常爱民。前后各届苏州知府都不能与他相比。他在任期间,为当地百姓办了许多好事。贪官污吏时不时对百姓处以酷刑,他酌情予以减免者将近一千四百人。同时,他也协同巡抚周忱,悉心筹划,为百姓减免赋税粮七十余万石。他不遗余力兴利除弊,锄豪强,扶良善,成为明代着名的清官。因此,百姓非常爱戴他。正统六年(1441年),况钟在苏州任期满十年时,当地官民二万多人向上级请求让他留任。他死后,很多人为此悲痛不已,并设立祠堂纪念他。

  对于他这种刚正清廉的思想品格和深入实际的求实精神,在优秀传统戏曲《十五贯》中作了较深的刻画,直到今天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难忘的印象。他生前俭朴,死后薄葬。在十年浩劫时,他的坟墓被挖开,结果发现墓穴中除随身几件衣服和一根发簪之外,一无所有,这足以证明况钟的清白俭省。

  “土木堡之变”中哪个皇帝被俘?

  “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被俘。这次事件是明朝大军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军队追赶上来,两军对战,明军不敌瓦刺军,全军覆没,宦官王振被部下杀死,明英宗被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

  在后世记载中,“土木堡之变”被称为是一场闹剧,所谓明军五十万精锐尽丧于瓦剌二万众之手,多被归咎于明军的积弱和王振的胡作非为。正统末明朝的军队战斗力当然已不如洪武、永乐时,但此时与永乐时期仅差二十余年,距宣宗率京营亲征兀良哈更不足二十年,军队实力下降应当不致如此之快。土木堡之战中明军规模并不是五十万,而只有二十万。但是后人把英宗被俘之事全都归咎于王振。

  英宗想仿效永乐、宣德亲征,而在瓦剌大军日益侵逼、边报日益紧急的形势下亲征,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历史上记载王振在到达土木堡后贪等辎重而不入怀来,又选错扎营地点,以致为瓦剌追及。但事实上瓦剌已先于明军到达土木堡以东,明军就地驻营乃至无法取水,这都是不得已的选择。明军所得情报错误,进则无敌踪,退则为所乘,才是致败的主因。而宣府东北的防御逐渐崩溃,给瓦剌伏击明军敞开了大门,宣府兵在战局紧张之时却不予配合,使得瓦剌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胜利。

  总之“土木堡之变”的最终结局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宦官王振在本次战争中并非明军失败的关键因素,而明军战斗力下降则应该是制度多年败坏的结果。这场战役,明军死伤十余万人,文武官员亦死伤数十人,英宗被俘。

  哪个宦官被称为“立皇帝”?

  明朝的宦官刘瑾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谈,明武宗时期的太监,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所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改姓刘。在当时被称为“立皇帝”。从正德元年开始操纵朝政五年,是明代权宦之一,在孝宗时期犯死罪,获得赦免,后侍奉太子朱厚照,即为后来的明武宗。

  除了大肆掠财外,刘瑾并非无能之辈,也从未将国事当作儿戏。史书记载,刘瑾将奏章带回私第后,都会与他的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及华亭人张文冕一起商量参决,再由大学士焦芳加以润色,由内阁李东阳审核之后再行颁发,对此还是颇为慎重的。

  但是,对于专权太监,正史是不可能对其有丝毫正面的评价,所以其《见行事例》所拟的改革措施及所取得的效果如何,史料基本不会记载。现在只能从一些相关的记述里面,大致地了解刘谨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建立由内厂钳制东西厂两厂的权力,“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

  除此之外,“瑾峻刑”,其执法非常严格,颇有朱元璋之风范。同时他对于打击官员失职和贪污腐败不遗余力,“罚米例”就是一种对失职官吏以罚米为单位的手段。

  嘉靖帝是道教信徒吗?

  嘉靖帝一生都对尊道教、敬鬼神之事乐此不疲,这和他从小生长的环境密切相关。

  荆楚之地本来就是道教的源头,嘉靖帝的父母也信仰道教,对嘉靖帝耳濡目染,使其受到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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