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六籍乃圣人之糠秕！(2)

　　接下来的清谈领袖是何晏与王弼，特别是王弼。王弼是继荀粲之后魏晋玄学与清谈最了不起的功臣，荀粲的功劳是打开大门，而王弼则是为魏晋玄学与清谈奠定了基本架构。王弼对老子“道生万物”的思想进行发挥和改造，以“道”为“无”，以“天地万物”为“有”，并构建了“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框架，认为“无”是“有”的本原和依据，也就是说，“天地万物”只是表象，“无”才是本质，“无”是“万有”的共相。“无”（或“道”“自然”）是道家的理论基础，“有”（或“万物”，包括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即所谓“名教”）是儒家的根本关怀，一个是“本”，一个是“末”，但同属一棵树。于是，道、儒从原本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变成了本是一体、互相依赖的理论，这样先秦思想中的两大家儒和道不仅有了融合的可能，而且还有了融合的必要。这也就是玄学的根本宗旨，是魏晋清谈反复辩论得出的最后结论。何晏、王弼不仅是理论家，也是清谈高手，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魏正始年间（240-249年）出现了玄学清谈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以后清谈的榜样，史称“正始之音”。

　　稍后玄学清谈的标志性人物是竹林七贤，他们的主要活动时间是曹魏的嘉平年间，具体说是在250-262年，其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嵇康和阮籍。嵇、阮都善于清谈，但当时时局险恶，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政权，用卑鄙残酷的手段消灭异己政敌。249年，司马懿制造高平陵事件，诛曹爽、何晏等共八族；254年，司马师又杀夏侯玄、李丰等共三族。一时气氛肃杀，“名士少有全者”。在这种情形下，嵇、阮他们不敢高谈阔论，在一起主要是喝酒，用酒来麻痹自己。后世以为清谈必喝酒，其实清谈跟喝酒没有必然的联系，竹林七贤爱喝酒其实是时势使然。不能清谈，他们就改为著书，嵇、阮写了许多重要的玄学著作。像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阮籍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都是玄学的重要理论文章。从清谈的角度看，竹林时期其实是一种变调，因为它不是以谈为主，而是以写为主。

　　262年，嵇康、吕安等人被司马昭所杀以后，大家就更不敢聚在一起清谈了，怕引起司马氏的猜疑，玄学清谈便跌入低谷，处于沉寂状态。直到西晋元康年间（291-300年），又出现了第二个清谈高潮，其中代表人物是王衍和郭象。现代汉语中还有两个成语，一个是“信口雌黄”，一个是“口若悬河”，前者出自王衍的故事，后者出自郭象的故事。王衍地位很高，当了太尉，人又长得潇洒，很会清谈，最难能可贵的是还颇谦虚，如果他清谈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别人指出来，他立刻就加以改正，所以当时的人说他是“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颜料，在这里是改正的意思，古人写文章，如果写错了字，就在旁边用毛笔蘸点雌黄点两点，所以“口中雌黄”是随口改正的意思。本来这是个好词，后来变成“信口雌黄”就成贬义词了，这就不能算到王衍头上了。郭象是个思想家，他给《庄子》做了注解，并且借注《庄子》的机会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自郭象注《庄子》以后，《庄子》就被名士们所喜爱，成了三玄的经典之一。郭象反对王弼认为“无”是“万有”的共相的观点，尤其反对“有生于无”。他认为“天地万物”既是现象也是本质，宇宙中从来不存在“无”的阶段，“天地万物”不是从“无”产生的，而是本来就这样，是各自“自生”“独化”而成的。“天地万物”到底有没有一个共相，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原、共同的本质，无非是两个答案，一个是“是”，一个是“否”，王弼主张“是”，郭象主张“否”。主张“是”的一派，就是我们所称的唯心主义；主张“否”的一派，就是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这两派一直存在着，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战胜不了谁，恐怕将来永远都是这样，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寻求一个统一的答案。在理论上王弼和郭象代表了本体论的两翼，可以说他俩是魏晋玄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郭象的清谈也非常高明，时人形容他清谈起来如“悬河注水”，源源不绝，所以“口若悬河”就成了一个成语，形容一个人口才非常好。

　　西晋八王之乱起来之后，社会一片混乱，人们连活着都成问题，清谈自然更顾不上了。直到东晋政权建立以后，社会逐渐恢复平静，士族阶级再次回到稳定而富裕的生活，清谈才又热闹起来。这里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王导，而后来著名的清谈家则有殷浩、王濛、刘惔、孙盛、支遁等人，其中殷浩的名气最大，王濛、刘惔名气也不小，可惜都没有什么著作。孙盛和殷浩齐名，而且有理论著作，写过《老子疑问反讯》《老聃非大贤论》。他的观点比较偏向儒家，在魏晋玄学中代表靠近儒家的一支。支遁又叫支道林，是个和尚，在把佛理引进清谈这一点上有很大的功劳。他出身士族，在出家前已经通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出家后又精通了佛家的经典，佛教徒把佛家经典叫“内典”，其他经典叫“外典”，所以支遁是一个兼通内外的人，他可以用内典和外典互相参照、阐发，这就是他的理论优势。好比今天的学者，如果不仅熟悉中国文化，也熟悉西方文化，就会比只懂中国文化的学者高明，所以支遁比当时其他清谈家都高出一筹。他写过一篇颇有名的论文叫《即色论》，重点就是诠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思想，这里的“色”是物质、实体的意思，不是“好色”的“色”。这句话意思是，物质和虚空本质上一致，物质会归于虚空，虚空里有物质。现在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色欲或者说男女情爱到头来是一场空”，当然是一种可爱的误解。

　　东晋灭亡以后，江南又先后出现四个政权，即宋、齐、梁、陈，历史上叫作南朝。清谈在南朝有没有继续下去呢？我们现在讲魏晋清谈，有些人就误以为南朝没有清谈了，其实不对，在南朝一百六十多年间，清谈没有断过，一直是贵族知识分子所热衷的文化活动。不过南朝的清谈虽然也很热闹，在理论上却没有什么创新，游戏色彩加重了，因而不为学术界所重视，谈到清谈重点都放在魏晋，所以叫魏晋清谈。南朝清谈质量不如魏晋，但如果把它看成可有可无而提都不提，也是偏见。我们今天研究清谈，许多资料其实都是南朝的记载，例如“三玄”一词，最早见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玄学”一词，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颜之推和沈约都是南朝人。

　　清谈活动的真正衰落是在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之后。科举制度的出现一下子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他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更好的表现舞台，一个新的更好的竞争场合，也有了新的游戏方式与游戏规则，延续了四百年的玄学清谈这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清谈不是聊天，不是侃大山，它虽然带有游戏的色彩，本质上是学术性的辩论，所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参加清谈的，要成为一个好的清谈家更不容易。首先，一个好的清谈家必须熟悉传统经典，尤其是《周易》《老子》《庄子》即所谓“三玄”，还必须思想缜密，反应敏捷，才能够适时地旁征博引，取得辩论优势。其次，他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还必须有独到的见解，能够“拔新领异”，即用新观点、新论述来驳倒对方。此外他还必须有极好的表达能力，语言流畅：或简洁，一语中的；或优美，辞藻华丽。甚至说话的声调、音色、节奏都要漂亮，恰到好处，所谓“美音制”“泠泠若琴瑟”。最后还要讲究辩论时的风采，清谈高手往往都是风度翩翩的名士，内在的智慧、精神、人格与外在的风貌、神态、声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就一流的清谈家。

　　清谈还有很多讲究。它有一定的程序，有专门的术语，甚至还有道具。这道具就是麈尾，是清谈时拿在手中用来配合情绪表达的。当时的麈尾做得极其精美，名士们拿在手里就是一种很好的装饰，跟美女戴首饰一样。

　　在魏晋南朝接近四百年的历史中，清谈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也是那个时期中国学术思想演进的基本手段，其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魏晋玄学，同时也推动了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其意义是绝不应当被低估的。但是历来有“清谈误国”一说，不仅政治家也有学者，很多人都对清谈抱批判态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谈误国”之说，最早见于王衍临死时的自责，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其后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批评当时清谈之风，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东晋王羲之也曾经对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这些批评都还不算十分严苛，也没有直斥“误国”。到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条里，则直言“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甚至以“亡天下”之罪归之：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

　　从此以后，“清谈误国”“清谈亡国”便成为众口一词的铁铸公案了。其实顾炎武在这里批判的是魏晋时出现的他认为错误的一类思潮，既非清谈这种活动本身，也非清谈当中的所有思想。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王衍们亡国的原因，显然并不在清谈，而是当时的衮衮诸公（王衍所说的“吾曹”）既无治国的才能又不努力办事的缘故。清谈与国事的关系正如同看书、下围棋、看电影、打高尔夫球与国事的关系一样，实在无所谓误不误的问题。当然，一个负重要责任的政治领袖如果丢下正事不干，一味沉溺在这些爱好里，当然是要误事的。但误事的是“沉溺”，不是围棋、电影、高尔夫球本身，只要你不沉溺，下围棋、看电影、打高尔夫球都是很好的活动，不仅不会误国，而且有益身心健康与精神文明。清谈也是一样，只要政治搞好了，经济搞好了，清谈怎么会误国？王导、谢安都是有名的清谈家，他们何尝误了国，怎么到王衍手中就误了国？可见问题不在清谈，问题在王衍。王衍没有经邦治国的本事，又一天到晚高谈阔论，不干正事，那不误国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