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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7》 作者:当年明月

第29章 第二个猛人 (3)

  根据崇祯的统一调派,山西总兵曹文诏、京营总兵王朴、总兵汤九州以及河南本地军队,日夜兼程,于九月底抵达武安,完成合围。

  对首领们而言,现在醒悟,已经太晚了。

  下面,我们介绍下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英雄,据史料记载,除了知名人物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外,还有若干历史人物,如薛仁贵、刘备,以及某些新面孔,比如鞋底光,逼上路、一块云、三只手;某些死人,比如混世王、上天龙……

  大抵而言,所有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都在这个圈里。

  对诸位首领而言,崇祯六年的冬天应该是过不去了。

  因为除被围外,他们即将迎来另一个相当可怕的消息。按规定,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指认一名前线总指挥,根据级别,这个包围圈的最高指挥者,必定是曹文诏。

  当然,如果真是曹文诏管这摊子事,历史估计就要改写了,因为以他老人家的脾气,逮住这么个机会,诸位首领连全尸都捞不着。

  可是,不是曹文诏。

  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

  崇祯六年九月,曹文诏被调离,赴大同任总兵。

  关于这次任命,许多史书上都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自毁长城。

  打得好好的,偏要调走,纯粹是找抽。

  而这笔账,大都算到了御史刘令誉的头上。

  因为据史料记载,曹文诏当年在山西的时候,跟刘御史住隔壁,曹总兵书读得少,估计也不大讲礼貌,欺负了刘御史,两人结了梁子。

  后来刘御史到河南巡视,曹总兵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不对劲了,又开始吵,刘御史可能吃了点亏,回去就记住了,告了一黑状,把曹文诏告倒了,经崇祯批准,调到大同。

  史料是对的,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按照明代编制,山西总兵和大同总兵,算是同一级别,而且崇祯对曹文诏极为信任,别说一状,一百状都告不倒。

  真正的答案,在半年后揭晓。

  崇祯七年(1634)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大同。

  崇祯是个很苦的孩子,上任时年纪轻轻,小心翼翼地装了两年孙子,干掉了死太监,才算正式掌权,掌权之后,手下那帮大臣又斗来斗去,好不容易干了几件事,又干出来个李自成。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没辙。

  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很勤奋,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天天上朝,自己和老婆都穿旧衣服,也不好色,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享受权力,尽承担义务。这样的皇帝,给谁谁都不干。

  可怜的崇祯同志之所以要把曹文诏调到大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家里的事要管,外面的事也得管,毕竟手底下能打仗的人就这么多,要有两个曹文诏,这事就结了。

  对于皇太极的这次进攻,崇祯是有准备的,但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准备不足。

  皇太极进攻的兵力,大致在八万人左右,打宁远没指望,但打大同还是靠谱的。

  自进攻发起之日,一个月内,大同防线全面击破,各地纷纷失守,曹文诏虽然自己很猛,盖不住手下太弱,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击破周边地区后,皇太极开始集结重兵,攻击大同。

  大同是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后果不堪设想,就兵力对比而言,曹文诏手下只有两万多人,而主力关宁铁骑,只有一千多人,失陷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崇祯也玩命了,在他的调派下,吴襄率关宁铁骑主力,日夜兼程赶往大同,参与会战。

  曹文诏也确实厉害,硬扛了十几天,等来了援兵。

  皇太极眼看没指望,抢了点东西也就撤了。

  崇祯七年(1634)的风波就此平息,手忙脚乱,终究是搞定了。

  曹文诏同志就惨了,虽然他保住了大同,但作为最高指挥官,责任是跑不掉的,好在朝廷里有人帮他说几句话,才捞了个戴罪立功。

  但皇太极这次进攻,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既不是抢了多少东西,杀了多少人,也不是让曹总兵背黑锅,而是那个包围圈的彻底失败。

  其实在崇祯十七年的统治中,有很多次,他都有机会将民军彻底抹杀。

  这是第一次。

  事实告诉我们,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

  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地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

  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

  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

  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

  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

  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

  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

  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

  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

  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

  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怵,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纪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 洪承畴,B. 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

  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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