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壮的人都被皇帝选去做禁军了，那剩下实力不强的人就只能留在地方上，地方的实力就变得很弱，只能捕盗，根本不能打仗，捕盗还经常被盗贼累死，基本上是一帮老弱病残。于是“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于是都乖乖地听命于皇帝，再也没有想藩镇割据的力量了。史籍记载：“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
所以后来少数民族政权，辽也好，金也好，元也好，跟宋朝打仗只要一突破边防，马上就能打到京城。因为中间这些州郡都没用，中间州郡全是老弱病残，贼都抓不到，不能抵御游牧民族的军队。
而且从北宋开始，中华民族绵延了几千年的尚武精神越来越萧条。
中国的对外战争在近代以来屡战屡败，除了制度腐败、装备落后，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秀才去背弓拉箭，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日本几十万人能纵横中国？人家那读书人腰里是插着两把刀的，咱们读书人是插着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马德里武器博物馆在北京故宫办过一个展览，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震惊。你看人家皇帝玩什么玩意儿——盔、剑、盾牌，整天玩这个。你看咱们皇帝整天玩什么——蝈蝈、蛐蛐，高雅一点儿的是笔墨纸砚。一个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体缺失，从宋朝就开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将的地位压得太低了。
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让高俅欺负成那样。你说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很牛嘛，练武术的怎么能被一练足球的欺负？不是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八十万禁军的武术总教练。当时禁军教头有5700多个，林冲只不过是1\/5700。教头上面是都教头、虞侯、都虞侯、指挥使、都指挥使，都指挥使是正五品，教头从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从两级，四品以下的官，每级又分上、下两阶，他是从八品下。县令正七品上，这一比较，搁今天的话讲是连排级干部。
宋朝的士兵经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办法是在脸上刺字，但是脸上刺字是犯人，这就等于毁容嘛。在脸上刺上“第八营第一连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飞是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当枢密副使的时候脸上还有字。皇上给他药水要他洗下去，他说我留着，要激励将士，跟他们说我这样脸上带字的也能当上枢密副使。但是就你这一个，没别人了，激励不着将士。
可就是这么一位受人爱戴的将军，做了枢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们的诽谤。宰相文彦博请求罢免狄青时，宋仁宗维护狄青说他是忠臣，可文彦博立即反驳道：“宋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这个就算假设成立吧。最可笑的理由编造者应该是欧阳修，他向宋仁宗上书希望罢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洒洒几千字，举不出一条有力的罪证，写的全是狄青的好话。估计欧阳修写着写着也觉得自己这不犯病嘛，怎么替狄青写起好话了，可实在找不出狄青的过错，最后一咬牙，把发大水的罪责安在了狄青身上，说：“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发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枢密副使而给的警告，这个理由可谓是莫名其妙。而从欧阳修的嘴里说出来，更让人觉得荒唐至极。
不管理由是假设还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对狄青越来越深的怀疑。早在狄青被拜为枢密副使时，宋仁宗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慢慢康复了，知制诰刘敞趁机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这里面说的大忧者就是广源叛贼侬智高，而大疑者就是狄青。侬智高已平，狄青就成了朝廷最大的威胁，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这种猜忌下，对狄青的怀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关狄青的各种绯闻层出不穷，而朝廷狗仔队更是无时无刻不盯着狄青的一举一动。只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能编出各种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说狄青家养了一只狗，可能这只狗不小心碰了头，脑袋只是肿了个包而已，可到了谏官的嘴里就变成这条狗头上长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看见火光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当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就开始盛传狄青家晚上有怪光冲天；甚至连京师发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无奈只好暂时先住到地势比较高的相国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说成是他要夺取皇位的行动，引起人们的怀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关于狄青造反称帝的谣言，宋仁宗被逼无奈，为了保全狄青，只好罢免了狄青枢密副使一职，加宰相头衔，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城这块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陈州之前，他就对人说：“早听说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我这次去陈州，必定烂死在那里。”后来，果然一语中谶。狄青已经远离朝廷，但朝廷并没有远离他，每半个月就派人上门看看狄青干吗呢，还美其名曰抚问。这时，狄青已经被谣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门，狄青就要“惊疑终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么招数折腾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压垮了这位昔日猛将，被贬到陈州的第二年，年仅50岁的狄青因为“疽发髭”，嘴上长了毒疮，暴病而亡。现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会长几个泡，狄青嘴上都长了毒疮，可见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的内心多郁闷。
他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可他既没有在兵刃飞矢中倒下，也没有血染疆场，马革裹尸。身为一名武将，却在同僚们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为宋朝把武将的地位压得这么低，所以对外战争老打败仗，没人尚武，打仗都让文官去。文官又不会打仗，皇帝手里握着兵权，可总不能有点儿啥事就御驾亲征吧，那朝里的事还管不管？有人说，那边打仗边处理政务呗。
先不说这样做，当皇帝的身体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这仗打个三年五载的，而且地方还挺多，皇帝一天没事干，就带着军队到处跑了，既耽误国事又浪费钱粮。于是赵匡胤又想到办法了，需要带兵打仗的时候，就直接指定一个将军或者元帅带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来，这兵权还得交回我手里。解决完带兵将军的问题了，赵匡胤还要事先制定好作战计划，要不怎么说皇帝这差事不是谁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画好行军布阵图，然后交给出征的将军，让他照着自己制定的计划去打仗，还不能随便更改作战计划。这样还不够保险，再派一个文臣做监军。监军监军，顾名思义就是监督军队，其实也是监视领兵将军的一举一动。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给的作战计划打仗，我就报告给皇帝，你就等着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给你一个阵图，照着打。你拿着阵图到了前线，打开就傻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没法打，再请示皇上吧。没等你请示到，敌军到眼前了，下辈子再请示吧。
赵匡胤应该没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会行军打仗，排兵布阵，可他的子孙后代会吗？这不是光读读兵书就能补足的，加上赵匡胤觉得安内重于守外，所以纵观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计其数，可能征善战的武将屈指可数。
Δ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赵匡胤集中军权的同时，还集中行政权，这就是“削夺其权”。
首先是中央，虽然在中央设置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职权实际上都归中书省，而名称也叫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都堂，听这全称也可以知道，这其实是将三省之职合归一处，就是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于前代的中书省，不是设于禁中的决策机构。三省及六部长官非经特许，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务的，于是就成为一种闲职了。
赵匡胤还将官、职、差遣分离开，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官就是用于确定官位及俸禄的，或者称为正官、寄禄官，实际上只是个虚职。例如以前管事儿的尚书、仆射、侍郎什么的，现在就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实际权力。职是专门授予文官的荣誉头衔，又称贴职，也没有实际权力，如直阁、学士之类。而差遣才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称职事官，这些都是临时指定、派遣的，例如枢密使、三司使、转运使等。也就是说，如果朝廷真有什么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从刚才所谓的“官”里挑选一些人，然后给他们安排差事，在所任职务名称前加上“判、知、权、管勾、提点”等名目。只有这个时候，官才有具体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实权。这时候，就有人说了，你直接给官安排事情多好，什么官就干什么活多省事，把官、职、差遣分开太混乱了。可也正是这种官、职、差遣的分离，才能使各级官员有其名而无其实，更不能专其权了。只有皇帝将手中的权力下放，让你干什么工作时，你才有实权。所以，这权力还是皇帝说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经常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见宰相的权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的行政长官的通称，平时处理军国大事、发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赵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时候，为了抚慰后周旧臣和百姓，稳定政局，依然任命后周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担任宰相。通过与赵普的对话，赵匡胤觉得藩镇太重不过是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表现之一，解除藩镇权力也不过是三大国策付诸实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权的强弱消长是直接影响到君权的安危存亡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于是赵匡胤只要一有机会，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
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宰相见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的“坐而论道”。但是，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说话，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说：“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位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把宰相们的椅子撤掉了，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并且成为定制。
赵匡胤为了分割宰相的权力，还另设参知政事，实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枢密使主管军政；再以三司使总领财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拥有宰相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他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因此，名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
然后在地方上，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县的事，所以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对于热衷于将权力收归自己手上的赵匡胤来说，对地方州郡一级的长官也不放过，采取了“罢领支郡”的措施。
什么是“罢领支郡”呢？原来自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这样一来，节度使的权力过大。到了赵匡胤这里，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州郡的地方官只能统辖本州，不能兼领他地。而且还派文臣管理州事，并设置了“通判”来牵制地方官。所谓通判，就是州里有什么事，地方长官都要与通判共同商量、决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属，其职权范围与地方官相同。凡州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务，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发布公文，还须知州与通判“联署”；知州处置公务，也必须与通判协商，因而通判又称“监州”。
这样看来，宋朝掌管地方事务的领导是有两位，虽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行使的权力一样，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应，那这事就没办法解决。试想，如果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两位领导作出决断，但两人意见相左，无法达成共识，要是再时不时地喊着“我是监州，皇上让我监督你”，这得耽误多少事情啊！
太祖赵匡胤设计出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你才能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使得所有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职时间上，规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并且在执行时也非常严格。例如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他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可赵匡胤不允许，下诏让百姓们回去；百姓们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这种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因而，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对赵普的一段话里道出其中玄机：“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看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一百个文官贪污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对国家的危害大。所以你愿意贪你就贪，只要你不造反。可见他自己是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别人造反。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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