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代序 自古红颜多薄命

　　张大可

　　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唐·白居易

　　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在蒙受政权、神权、族权的压迫下，还要蒙受夫权的压迫。在某种意义上，夫权的压迫最深重。圣人的典训，已经给妇人定了性，孔子是这样说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据说孔夫子在不惑之耳，即四十岁上，把妻子休了。这一说无从考证，但这位圣人对妇女有偏见，则大概可以成定论。

　　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对妇女的要求甚为苛刻。三从四德就是紧箍咒。《仪礼·丧服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就是三从，即妇女从生到死，一生都要依从男性，她们没有个人的意志和自由，她们只是男性泄欲和生儿育女的工具。所谓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周礼·天官·九嫔》注云：“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枲。”说明白点，就是妇人对男性，第一要忠贞，第二说话谦恭，第三仪态装束要端庄温柔，第四做好针线茶饭的服务。一句话，妇人的视听言动都要围绕着男性。四德之中，妇德一条最为严酷，特别是宋明理学大兴以后，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把妇女打入十八层地狱。反之，男性则可为所欲为，三妻四妾，名正言顺，为的是人丁兴旺，多育子女。至于统治阶级，更是荒淫无比。子蒸父妾，侄妻姑氏，兄纳姊妹，父霸儿媳，史不绝书。男性对女性严厉如此，而对自己放纵如彼，这就是红颜薄命的社会总根源。

　　少女少妇，谓之红颜。“红颜多薄命”，有广狭两个概念。泛言之，妇女命皆苦；析言之，越是漂亮的妇女命越苦。因为妇女只是男性的附属物，是私有财产，。色艺双全的少女少妇，如同价值连城的珍珠宝贝，成为男性注目的中心，成为掠夺的对象，所以命运多变故。在封建意识桎梏下的妇女，尤其是“红颜”，也把自身视为一种稀世之宝，待价而沽，名伎的纵欲放诞，不就是一种自我拍卖吗？由此可见，妇女在封建社会所受的深重压迫。我们研究妇女史，研究封建社会下红颜多薄命这一社会现象，从意识形态上消除红颜多薄命的心态，可以说是妇女解放运动的课题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选择红颜多薄命的典型——名伎，剖析其生活及心态，是十分有意义的。

　　提起“妓女”，人们大都深恶痛绝，在今天更是明正典刑的打击对象，有什么好写的，还能为她们树碑立传么！“妓女”不仅伤风败俗，而且传播性病，污染社会。尽管妓女的产生和存在，有其罪恶的社会根源；但反过来，妓女存在的本身，却又是加剧社会罪恶的一个因素。因此，从根本上讲，妓女不可书，不可传。但是妓女又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存在，妓女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构成了社会生活史的一个侧面。而且，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官妓私娼的合法存在，由于那个时代嫖娼宿妓之风的盛行，妓女对文学、艺术、音乐、舞蹈以及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在许多领域打上妓女的烙印。例如，在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词曲大家，如白居易、元稹、苏轼、柳永、关汉卿等人，就从妓女身上获取了艺术营养。而落拓词人柳永连死后也是妓女凑钱埋葬的。本书所收十大名伎，有的是文学家，如苏小小、薛涛、柳如是；有的是艺术家，如李师师、李香君、董小宛；有的与国家兴亡的重大政治发生联系，如王翠翘、陈圆圆、赛金花、小凤仙等。因此，可以说不研究妓女的历史，就不能完整地认识社会生活，尤其是不能完整地认识中国妇女的历史。且妓女是伴随私有制中罪恶面的沃土盛开的一束罂粟花，私有制不灭，妓女不绝。不让它开在地上，它就要伏在地下。妓女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所以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单纯的文化角度来评述妓女，认识产生妓女的社会根源，也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说“红颜多薄命”，那么，沦为妓女的红颜，就是薄命中的薄命者，她们的悲苦不可胜言。就本书中所写的十大名伎看，当她们走红时，也是千人呼，万人拥，富比封君，势夺王侯，可称得上是“红颜素封”。达官贵人与之相结，文人名士争相趋承。但她们卑微的社会地位，被人们视为“祸水”的社会心态，已把她们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她们要追求正常人的生活多半不可能。尤其是渴求得到真正的爱情，恰如俗话所说，势如登天摘星星，下海捞月亮，不过是一场春梦而已。苏小小被欺骗，抑郁而死；薛涛多才多艺，却终身孤独；李师师欲委身周邦彦，周氏避之犹恐不及。妓女从良，她们要付出何等艰难的代价啊！从董小宛和柳如是的百折不挠的追求中，可以看出她们的辛酸。董小宛和柳如是幸遇冒襄和钱谦益这两位开通的名士，反了封建礼教的潮流，使他们成为风尘女子中的幸运者。但这所谓“幸运”，也只不过是做人妾，而最后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

　　并非所有的妓女对自己的命运都逆来顺受，她们抗争，他们呼喊。尤为难得的是有些苦命红颜对国家共亡的关心、对气节的坚守，一点也不减须眉男子。李香君拒收杨文骢所送阮大铖的妆奁，怒斥奸党，凛凛正气，使得复社名士侯朝宗自愧不如。清兵破南京，柳如是欲殉国难，羞煞食君之禄的须眉名士钱谦益。柳氏死时嘱子女“悬棺而葬”，表示死后灵魂不践清朝土地，何等的节烈！王翠翘劝海盗受降，身为朝建命官的胡总督，不但不赏，还加以羞辱，视为俘虏，王翠翘以死抗争，演出了一幕悲壮的活剧。贱娼俗妓赛金花，为了钱去卖身，还做鸨母去祸害清白女子；但在八国联军破京都的国难之时，她没有去发国难财，她牺牲自己去解救同胞，堪称中国的“羊脂球”。

　　妓女的不幸，不光在于自身，更重要的在于社会对她们的不公。宋徽宗自个扮演了风流天子的角色，当他玩够了李师师，面对国破家亡，倒打一耙，说李师师误国，把个明天子狐媚了。吴三桂降清，开门揖盗，实为罪尤，但在封建文人笔下，却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妓女的青春和才艺，在蹂躏中作了沉重的奉献，等到年老色衰，大都露尸街头，填于沟壑。而社会心态把她们视为“祸水”这是对历史的扭曲。在这种心态下，人们对美女的贬义代称就是“狐媚”、“尤物”、“妖精”。其实美女并非天生的祸水，人人都爱美：女人希望自己美，男人希望女人美。只有爱美，才能创造艺术；而一切艺术都是美的。貌美与“祸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本书所选十大名伎，不但人体美，才艺美，而且不乏精神美、情操美的闪光。读者看了这十大名伎传，对扭曲历史的传统观念，或许会得到一些纠正。这也是本书作者的一个目的。

　　这里顺带说明一下董小宛的结局。本书《董小宛评传》作者主要依据《如皋县志》和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取董小宛病死说。但许多野史，如《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清代轶闻》、《满清宫闱十三朝秘史》以及苏若海《董小宛别传》，都说董小宛被奸臣洪承畴掳掠献给顺治帝，后被迫遁入空门，顺治因之而放弃帝位也出家了。这就是董小宛的入宫说。冒辟疆为了避祸，以病死说来了结，而却在《影梅庵忆语》的结尾时假托做梦，董小宛被抢来暗示真迹。我们认为这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可以并存，可以百家争鸣，故在此特作交待。本书采病死说。

　　作为名伎，天生丽质是先决条件，自不待言。但名妓绝非仅仅以色事人，她们必须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或能歌善舞，或精于丝竹管弦，或善长侑酒行令、赋诗酬对。她们既是绝代佳人，又是在某方面有造诣的艺术家，如薛涛就是名传古今的诗人和文学家。唐宋以来入乐籍、妓籍的妓女，都以卖艺为生，兼卖淫。这和“土娼”“私窠子”专以色相事人的低级妓女是不同的。所以本书用“伎”字题名，就是要突出名伎的“伎乐”之长，以免引起误解。名伎亦是妓，这一本质又不可改变，故行文“伎”、“妓”兼用（这两个字古代也通用）’。

　　本书作者多半以实录笔法论述名妓之花的产生与凋谢，留给读者去评价，去思考，这一精神，不失为谨慎。当然各位作者，力图写活名伎的风姿，写好名伎的生活，写出名伎的成就，写透名伎的心态，反映名伎所处时代的风俗，鞭笞产生名伎的社会土壤，还历史名伎的本来面目，这又是严肃的。本书作者，都是搞历史研究的，本书写的是历史，而非风月小说。通过名伎人物传来反映封建社会底层妇女的生活，并从一个侧面展示封建社会的一角或一个层面。所以传主事迹皆持之有故，评说皆言之有据，行文所书重事实不作虚构。如传说的李师师之骂贼自尽，小凤仙之自杀殉情等等，旧时皆盛传于人口，作为小说家言不失为神来的情节，但因非史实而被作者们否定了。在写法上为了通俗、流畅，有的也采用了小说笔法，有的采用了铺陈的演义语言，但在大要关节上不失历史之真。所以本书是一部名与实相符的人物评传，一部风尘血泪书，是值得一读的。本书有六个传由舒畅组织，四个传由左书谔组织，最后由张大可统稿、定稿，负责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胡福生、刘明易两位同志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劳，深表感谢。

　　以上说明著述之旨，是为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