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3)

　　这些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湖南人，观念不同，主张不同，归属也不同，但都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叫“霸蛮”。曾国藩一介儒生，却领兵出征，屡败屡战，是霸蛮；谭嗣同本可流亡海外，却宁愿选择牺牲自己以唤醒国人，是霸蛮；蔡松坡以弱抗强，率两千子弟兵和十万袁军死战，是霸蛮；毛泽东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深入不毛，扭转乾坤，也是霸蛮。就连王船山居瑶洞四十余年，写成等身著作，没有霸蛮的精神怕也不行。总之湖南人的精神就是霸蛮。听听湖南人的口号就知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是霸蛮；“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是。

　　什么是“霸蛮”？就是一件事，大家都说不能做，或不可能，他偏要做，而且把它做成。可见“霸蛮”也就是“认死理”，或以“认死理”为前提，只不过不光是“认”，还要“做”。这也是湘省士人的一大特点——不仅“坐而论道”，还要“身体力行”。

　　但前提却是“认”。曾国藩如果不认“纲常名教”这个“死理”，就不会在“正规军”都打不赢的时候带着“杂牌军”去拼命，也不会极力维护那既非汉族政权又已经并不怎么样了的清王朝。同样，毛泽东如果不是认准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不会在连林彪都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时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曾国藩非常看重精神的作用。他在招募兵勇时曾特别强调：“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毛泽东的思想更明确。正是他，留下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名言。

　　可见，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风云突变的历史时期，曾国藩、谭嗣同、宋教仁、毛泽东等人虽然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救国道路，表现出来的却是同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之所以在湖南尤为彰显，则部分地因为这曾经是一片远离中央朝廷的蛮荒之地。鸦片战争以前，湖南是较少有大官僚和大商贾的，有的只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和呆气木讷的读书人。他们较少受到官场和商界的熏染，乾隆皇帝的板子也较少打到他们的屁股上。这就为后来的救亡图存留下了一批“种子”，一批“读书种子”和“革命火种”。所以，正如明末清初时，深受国恩的那些达官贵人纷纷转向，平时郁郁不得其志的在野人士却起而抗清，同样，当八旗兵勇溃不成军，满洲亲贵一筹莫展时，远在湘省一口土话的曾国藩却救了他们一把。这大约又是“乾隆爷”所始料不及的。

　　毫无疑问，曾国藩能够带领一批乡勇挺身而出，最后打出“无湘不成军”的局面来，土，是一个重要原因。土则蛮，蛮则勇，勇则霸，是为“霸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士”。曾国藩是“士”，他身边和手下的将领，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也都是“士”，或以“国士”自许。据罗尔纲先生统计，湘军高级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要占到六成以上。其中如罗泽南，竟能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也就是说，湘军，是一支由文人士大夫率领的地方武装。这是湘军不同于其他军队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比清王朝的绿营兵和洪秀全的太平军更有战斗力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也是所谓“湖南人的精神”形成的原因。

　　土气与士气

　　的确，使湘人在近现代“异军突起”的，正是“土气”和“士气”。这并不奇怪，礼失求诸野嘛！求之于野，则“土”；求之者礼，则“士”。因此，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时，能够挺身而出，担负起天下兴亡的，便多半是些以“国士”自许的人。他们可能是黄道周那样的大儒，也可能是阎应元那样的典史，还可能是孙兆奎那样的义军，但无不具有凛然之气，是或有“土气”或有“士气”，甚至既有“土气”又有“士气”的人。

　　所谓“士气”，就是“士人之气”，也就是“书生意气”。这是自曾（曾参）、孟（孟轲）以来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也是自曾（曾国藩）、左（左宗棠）、蔡（蔡松坡）、黄（黄克强）以来回荡于三湘大地的“霸蛮之气”。毛泽东说：“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蔡、黄，邦之模范。”可见其心仪。事实上，当毛泽东写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时，他的心中是充满这种“士气”的。毕竟，只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才可能“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同样，“士气”也只可能存在于“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这样没有污染的土地，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暖风熏得游人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地方，是没有的。故士气与土气并存。

　　士气的内涵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子则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可见自强与弘毅，是士人必有的品质。要自强，要弘毅，就非得有一股气不可。这股气，就是“士气”。所以，真正的士，必有“气”。如果是“无双国士”，则“气贯长虹”。

　　自强和弘毅是士的历史传统，求是和拓新是士的现代精神。这一精神在前述湘省士人身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毛泽东不必说，蔡松坡和黄克强也不必说，就连曾国藩、左宗棠，也不是守旧人物。曾国藩如果是守旧人物，就不会有一个后来成为洋务派领袖的学生李鸿章。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是与时俱进的。拓新，是近现代士人的精神。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求是”。

　　求是，即“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并非“实话实说”，而是通过实践去追求真理，即以“实事”（实践）来“求”（追求）“是”（真理）。实事，就非空谈；求是，就有理想。既有理想，又务实际，是近代湘省士人的共同特征。实事求是再加自强弘毅（也就是霸蛮），就使他们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无疑，曾（曾国藩）、左（左宗棠）、谭（谭嗣同）、宋（宋教仁）、蔡（蔡松坡）、黄（黄克强）他们所求的“是”，是不是“是”（真理），是可以讨论的。包括曾国藩该不该打太平军，救清王朝；谭嗣同该不该霸蛮去送死，宋教仁该不该霸蛮搞宪政，都可以讨论。但霸蛮作为一种精神，却应该肯定。尤其是，当这种“霸蛮”（弘毅）是为了追求真理（求是）时，就更应该肯定。也就是说，你可以反对他们主张的“是”，但不能反对他们的“求”，更不该反对他们“求是”过程中的坚韧和执着。

　　诚然，一个人霸蛮去做的事，并不一定正确。但如果没有这种精神，那他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或做不好，或不能做到底。同样，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意见不一定就对，正如民间的声音并不一定就有价值。但书生意气的可贵，并不在于掌握了知识，更不在于掌握了真理，而在于坚持，包括坚持和你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是谬误，却并不因此而没有存在的权利。事实上，真善美是和假恶丑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就需要正误两方面的坚持。没有这种坚持，最后也就不会有真理。真理并不是僵死不变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不断的探索、追求和坚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追求和坚持，本身就是真理。

　　因此，要提倡坚持真理，也要允许坚持谬误。谬误怎么也要允许坚持呢？因为没有对谬误的坚持，也就不会有对真理的掌握。谬误，当它已被实践证明是谬误，只会带来祸害不会带来效益的时候，是不会有人硬要坚持的（死要面子是另一回事）。倘若有人坚持，则或者说明谬误尚未被证明是谬误，或者说明真理尚未深入人心。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除了耐心说服，没有别的办法。这就要允许对方坚持。你不准人家说话，人家心里不服，对你坚持的真理有什么好处？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就更应该允许坚持了。因为一种观点倘若没有或不能被证明是谬误，则很可能不是谬误。实际上，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拿不准是对是错。而且，正如大家都知道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时，如果没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尚未被多数人认识和接受的真理便可能被扼杀。甚至就算坚持错了也没有关系。事实上，没有前人的“试错”，就没有后人的“成功”。所以，允许坚持谬误，是我们获得真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么，如果有人利用这一点，兴风作浪，妖言惑众，怎么办？办法也是有的。一是要相信真理自身的力量，二是要划清思想、言论和行为的界限。也就是说，思想和言论可以自由，行为不能自由。说得再白一点，就是你可以“胡思乱想”，可以“胡说八道”，不能“胡作非为”。行为，是要受法律制约的。如果这个人掌握了公共权力，则不但要受法律的制约，还要受民主的监督。民主和法治，才是防止动乱和祸乱的保证，但这已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