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成为艺术品的裸体女性们的脸，也不全是呆板的。有些也表情生动，也不难使人由她们的表情而目光直驱入她们的心灵。但这些画或雕塑往往是有情节的，以取材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中世纪的神话传说、宗教传说为最多。
其实我想说的是，入画的托腮凝思的少女我见过；哺育着的成熟女性我见过；编织着的老妇人我也见过。
但是，入画的读着书的青年女性，我只见过两幅。一幅画的是一位公爵夫人，在豪华的房间内静静地仿佛聚精会神地读一部《圣经》，如果《圣经》也算是书的一种的话。另一幅是俄国画家画的一位少妇坐在小窗前一把旧椅上，聚精会神地读一部差不多与《圣经》等厚的书。她一只细长的手指正打算抚过一页。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入摄影，或变为雕塑，在我看来，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儿。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中国的中青年画家们、摄影家们、雕塑家们，都曾将中国青年女性与书的关系表现在自己不同的艺术领域内。在同一个国家里，在短短的几年内，女性与书这一题材，被不同门类的艺术纷纷表现，这种情况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书在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中，并非闲适时光的衬托物，也并非女性娴静之态的衬托物，它完全不同于老妇人手中的编织。它是全中国人时代夙愿的载体，也是当年很多中国女性共同夙愿的载体。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今天看来，也许都称不上是杰作，也许根本不具有艺术的什么不朽性，但当年感动过、激动过多少求知若渴的中国人啊！
我记得有这样一幅画，一位面容清秀的姑娘，身着白色连衣裙，手捧一册刊物看得忘我。她的身后是街头报刊亭。
那一册刊物似乎是《知识》。
那一幅画的名字似乎是《知识就是力量》。它一经问世，便被许多报刊转载。如果能够统计一下，我们将会更加确信不疑--它可能是当年转载量最高的一幅画，起码是之一。
当年，许多三十来岁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一看到这幅画竟泪光闪闪。尤其那些被时代蹉跎了岁月，再没有机会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跨入大学校门的男人和女人，面对《知识就是力量》无不百感交集。
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老母亲们，到了80年代初，除少数极高龄者，皆已辞世了。
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中年母亲，到了80年代初，除少数早逝者，皆在不经意间变成老母亲了。
她们的许多长子长女，如果没有“上山下乡”一页，早该是父母了。可80年代初，他们中的大多数刚刚返城，还居无定所。
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年轻的母亲们，到了80年代初，都由“大嫂”而“大婶”而“大妈”了。她们中，有的人的儿女也是知青，只不过“上山下乡”的时间短些，返城时的年龄也小些，可称之为“后知青”。
而20世纪60年代初降生的一代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高中生。“老知青”、“后知青”，当年的高中生们，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余岁的一切城市里的男女，凡求知若渴的，无不参与到同一种竞争中--升学。在大学的课堂上，在女大学生之间，当一名十八九岁的年龄最小的女大学生和她的二十八九岁的可能已经做了妻子的女同学坐在一起时，时代在尊重文化知识方面曾经一度发生的断裂就呈现出来了。
当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远胜过今天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对她们的吸引。
一方面是由于当年还没有那些，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中国女性力图通过知识化完善自身的可贵意识开始觉醒。而这一点，对于全世界的女性来说，其实都是最不容易的选择。因为，孜孜苦读考上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远比埋头苦干挣上一大笔钱通过整容术将自己的脸整得端正些还需要执著的精神。而恰恰是那些被耽误了十年的大龄大学生，尤其其中的女性，其苦读之执著精神特别令人钦佩。四五年后曾有报纸做过调查，她们的毕业成绩是令她们的许多老师深为满意，甚至深为叹服的。
不能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大学校门的她们，转而毫不气馁地成了夜大、电大、职工大学里学习态度最具自觉性的“女生”。
从恢复高考到80年代的最初两三年，中国当代女性，主要指中青年女性，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用七个字来概括--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城市里，你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她们捧读的身影。有的是在读刊物上发表的最新小说，这倒并不怎么特别值得喝彩。因为支撑文学延续至今的主要读者群，几乎一向是女性。如果某一天连女性也不看小说了，全世界众多的出版社就该倒闭了。好比如果某一天连男人都不看足球赛、不看拳击赛了，那么足球运动和拳击运动就该寿终正寝了。但当年你也会不经意间发现她们手捧另外一些纯知识性书籍全神贯注地读着的身影，比如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历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等。或在公共汽车站，或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或在商店排队购买的人群中。她们的惜时如金令人怦然心动。她们大抵是些上夜大、电大或职工大学的女性。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公共汽车站或公共汽车上，那么往往是下班的时间。她们的小包儿里装着一个面包、一罐头水，往往直接赶去上课。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商店的排队购买人群中，那么那一天往往是星期日，她们往往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些东西。
当年我曾见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形--那一天下着漾漾细雨，在前门22路公共汽车起点站，有一位30岁左右的女子没带伞而捧着一册几何书看。
她怕雨淋湿了书，将书捧在前边一个人的伞底下，任凭自己被细雨淋着而又似乎浑然不觉。她的衣服分明地已经快湿透了，发上聚着一层非常细微的雨珠儿。我排在她身后，也没带伞。但我穿着风衣，并不在乎雨淋。我身后是一位老者，他撑着伞。他尽量将伞举过我头顶，撑向前边。那么一来，不但他自己被淋着，伞上淌下来的雨滴也落在了我肩上。我回头正欲开口提出抗议，瞬间明白了，他是想用自己的伞替那位女子遮住雨。我立刻闪身将他让到了我前边。那样，他自己不会被雨淋着，也能将那位女子罩在伞下了。他对我说谢谢时，我内心里却被他的善意感动着，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有笑笑。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转身，发现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后为她撑伞遮雨。然而她没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将伞向她斜举着，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纯属义务。直至一辆公共汽车开来，我们都上了车。那女子站在车上，仍一手握栏杆，一手持书，全神贯注地看。车上，许多人的目光不时投向她。人们的目光中包含着敬意，那是对于女性自强不息精神的敬意。
车到师范大学那一站，乘务员提醒她：“那位女同志，别用功了，该下车了！”虽然她不曾开过口，却连乘务员都猜到了，她一准儿该在那一站下车。她这才想起还没买票，急将书夹在腋下，打算从小挎包里往外掏钱。
而乘务员说：“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别耽误你上课，也别耽误司机开车……”在车上许多人善意的笑声中，她匆匆下了车，身影涌进师范大学校门的人流中。
当年，晚六点半至七点之间，某些开设“业大”的大学的校门口，其人流匆匆涌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们九点半以后才能离开大学回家。第二天当然要照常上班，所以“业大”又简直可以叫作“夜大”。
当年的许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九点半以后绝对地寂静下来了。斯时如果有许多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从马路上鱼贯而过，那么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轻的“业大”生。
如果你以为，当年的中国女性那一种求知若渴，纯粹是对知识的毫无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实事求是的看法。
人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类由于兴趣，一类由于需要。当年的中国女性，几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识。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文凭。
文凭可以助她们较为顺利地谋到自己理想的职业。这一点与现在是一样的，与以后也必是一样的。但那职业的理想与否，于当年的她们而言，其实又只不过是由性质所决定的，在工资收入方面其实并不能体现出什么差异来。当年中国仍处于工资无差别的年代，也没有什么外资企业或商业集团频频地向她们招手，并释放强大的吸引力。故她们追求文凭的原动力，又几乎可以说与钱无关。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鲜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不但并不亵渎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符合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单纯追求知识的境界。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批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当年除了以上女性，工厂的青年女工们也在补习文化知识。有的工厂明文要求青年女工们进行初中文化考核，通过考核者才发给正式“上岗”证。
所以当年找齐一套从初一到初三的课本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运的。当年一套初中的旧课本在地摊上标以高价。当年某些家庭里有这样的情况--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补习教师，甚至儿女做父母的家庭补习教师。
当年许多城市里的中青年女性都体会到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无论是追求学历的女性，还是应付文化补习的女工，见了面，或在电话里所交谈的内容，往往都离不开“考试”二字。
有些人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而考。有些人是为了能和别人一样而考。
无论男人或女人，其实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着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
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又都存在着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在中国以往的时代，无论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还是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其实现目的之途径，几乎概被堵死，只留下了两条可通行之路--一条是政治表现的路，另一条是工作能力的路。后一条路，对于工人是技术经验，对于学生是勤奋精神。到了“文革”时期，连后一条路也被否定了，凭技术经验成为先进典型的工人，几乎一概被斥为“黑劳模”；靠天资和勤奋成绩优秀的学生，几乎一概被斥为“白专生”。
特殊社会允许人表现的途径只剩下了一条--政治。“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来拯救自己吧！
这正是许多毫无政治素质可言的中国人“文革”时期狂热无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现大旋涡的原因。从这一人性上认识“文革”，据我看来，远比从单纯的政治的观点上去认识要更直接些。
终于，“文革”的政治泡沫破灭了，许多自以为抓住了什么标志自己高于别人的东西的人，到头来只不过抓了两手心的湿。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另一种标志，当年取代政治的唯一的标志。
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适婚女性的择偶观。“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适婚女性是乐于一见的。
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们中许多人的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
大学毕业这一条，遂成为当年中国适婚女性最高择偶标准之一。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这一项标准的。
但在当年，那乃是最高的标准之一。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当年，这一最高标准往往是前提。无此前提，某些原则如铁的女性见都不见对方。
今天，这一标准往往只不过是“参考分”。如果其余硬性标准合格，这一标准宁愿主动放弃，根本不再予以考虑。其余的标准无非是相貌、健康情况、家庭负担情况、性情等。除了学历一条，与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几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余的标准因人而异，天差地别--所异、所差、所别，往往由男人财力决定。财力往往被视为前提。前提满意之下，余项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当年的标准，尤其当年的前提，只维系到1985年左右，便在时代的一次次“解构”中完结了。
国门开放，许多有钱的或似乎有钱的港人、台胞、华侨、外国人一批批纷至沓来。于是一批批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挽其臂而去。
当年大宾馆、大饭店的漂亮女服务员，如今做了境内中国男人妻子的，想来不会超过十之一二，致使后来那些大宾馆、大饭店，因漂亮女服务员们的势不可当的“流失”而烦而恼。再后来干脆一改初衷，不专招漂亮的了，只要看得过去的就录用了。
年轻的中国知识女性们，在那些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面前，心理曾何等的优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时代在让她们尝到点儿甜头之后，似乎又开始恶意地嘲笑她们了！
连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都时来运转，梦想成真，摇身一变而为尊贵之身的娇妻美妾，那些拥有了大学文凭，不但外语流利，并且漂亮的女性，岂肯坐失良机，蹉跎其后，而不捷足先登？
于是，当年的中国男人的知识和学历，其优越感在金钱的耀眼光芒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其他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当年，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工资只不过五十几元，硕士毕业生的工资也不过七十几元，这比没有学历的同龄人的月工资已经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对比于境外的男人们，其工资只不过十几美金啊（按当年的汇率换算）！
于是，由学历泛起的时代泡沫也很快破灭了。
从20世纪80年代后几年至90年代前几年，中国年轻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线攀升。尽管其间丑剧、闹剧、悲剧时时披露报端，但孤注一掷者、破釜沉舟者、铤而走险者源源不断。
这一种现象有什么不对头的么？许多中国人当年是这么想的。
尤其某些刚刚用勤奋换来了学历、在女性面前的自我感觉刚刚好起来的待婚男人，内心里感到无比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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