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铁站见一个人随地吐痰被罚款，且被教育：“怎么一点儿主人公意识也没有？这地铁也是属于你的！”那人佯装惊讶：“是吗？我从不知道我还有笔钱投在这儿。请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把我那一股抽走？我们单位分房子还要预付6000元呢，我正好等钱用。”我不禁回头看他，觉得好笑又笑不起来。原来事实上我们对这个国家从来不曾拥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股份。每一个人同它的关系，似乎更是一种抽象的诗意的精神关系，而非一种具体的物质的制约关系。显然，当农民感到，他流在某一片土地上的汗水于他是值得的时候；当工人感到，从车间运往市场的产品，每一批、每一类都隐印着自己的姓名的时候；当商店职员感到，所站守的那一柜台前生意兴隆或买卖冷清，不仅是尽职与否的问题而且是利益大小的问题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农民才能从一片土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工人才能从一个工厂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商店职员才能从一家商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才能从衣食相关的现实中感受到是国家的主人。
1992年我回过哈尔滨数次。
许多同代人总是问我：“中国今后还会怎样？……”这句话的注脚是--今后我们哪些福利仍有保障？今后我们还将失去什么福利？回望我们这一代走过的路，心中不免怆然。吴振海及其公司的人们也总是问我：“中国今后还会怎样？……”这句话的注脚是--今后我们还将拥有什么样的时机？回想当年他在哈双公路上“倒煤”而且“倒霉”的情形，心中不禁肃然。不少哈尔滨人的嫉妒属于一种恐惧，和那种想维护我们对某物的占有的欲望相一致。嫉妒使我们去考察疑惑中最微不足道的方面，并把它们作为焦虑的最不得了的根据。
不少同代人问：这公平吗？
我曾替吴振海回答：这很公平。安于现状的人不必忧患冒险者将承担的风险降临在自己头上，但是也永远没有资格获得冒险者才能理直气壮地获得的一切。如果非说不公平，那和昨天时代太褒奖我们、太歧弃吴振海们是一样的。时代仅能在一点上体现它的公平，那就是给人以普遍的机会。
有了一个哈克森，便有200多个哈尔滨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的福利待遇比国家单位的还要高。有人说--进哈克森那要凭关系！言外之意，仿佛是它的一条罪状。但是如果哈尔滨有100家、1000家这样的公司，在福利、待遇方面与哈克森竞争并且胜利了，进哈克森还要凭关系吗？
有了一个哈克森，只要它运作着，又将有何止千百人有了干活挣钱的机会？长久地没有这种机会社会将会怎样？
有了一个哈克森，至今已有近千户哈尔滨居民住上了楼房，如果一概等待政府解决，又将等待多久呢？
有了一个哈克森，去年春节前夕，十几名台商，包括一位台湾“立法委员”，才应邀来哈考察投资项目。
有了一个哈克森，一幢四星级饭店正在筹划兴建之中。北方的第二大城市连一幢四星级饭店都没有的话，是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大批吸引外商的新形势的。
今天的中国人恢复了寻找时机的本能，但时机注定不属于以下两种人：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时代像宠爱自己的阿姨一样，将自己轻轻抱起来，让自己骑在时代的颈上招摇过市；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以听来正当的什么名义，将原先和自己一样，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样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愿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种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第二种人少一些、更少一些！南方和北方都有一种草叫“节股草”。生命力极强，一节一节地生，一节一节地死，哪怕还有一节不死，它便活着，并且会一节一节地再生。我的同代人呵，我的兄弟姐妹，我们就是那“节股草”似的一代啊！如果说我们已失去了很多，那么我们所获得的，则是一种顽强的复苏能力和再生能力。一切附着于我们的浪漫色彩、传奇色彩、自甘的苦难和无奈的磨难，早已是往事。在我们40岁的这一年龄，我们除了依赖于自己的复苏能力和再生能力，还能依赖什么呢？让我们彼此呼唤起、鼓励起、策动起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吧！
看哦，时代的巨鲸已将它沉思的头潜入世纪的“海”面，它那庞大身躯已然渐渐竖起，纪元的旭日正从明天的时空冉冉升起，照耀着那蓝灰色的庞大身躯，照耀着它竖起、竖起……阵痛只不过是倾斜，是失重，并非那猛烈的拍击造成的真正的阵痛迫临。我们怵然，我们肃然。我的同代人哦，我的兄弟姐妹，让我们吸入足够的一口空气和一口勇气，准备做第二次人生拼搏吧！
（三）疯子
对犯了经济罪的人与流氓、歹徒、杀人犯、强奸犯、以恐怖行径危害社会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区别对待的态度的。而对于犯了经济罪的人，贪污、受贿、勒索、坑骗百姓钱财者，我尤憎的是坑骗百姓钱财者。
1.“英雄”从此逃亡海外如果我不作如下说明，则就对读者、对社会，尤其对我家乡哈尔滨市的公检法部门，当然也包括对我自己的文字太不负责任了。事实是主人公吴振海后来受到通缉逃亡国外，不知所去。对于我这一位中学同学目前的结局，我此刻写下“逃亡”二字的心情是很不好受的。然而“逃亡”二字又是最正确的，唯一正确的。那一天上午，他打来电话要到我家见我。我问他，在哪儿？
他说，已在北京。问，何时来？说，立刻来。问，什么事？说，非常严重的事。但他上午没来。
中午，他的司机从哈尔滨打来电话，问我见到他没有。我说还没见，说他是要到我家来的，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来。司机说：“公司出事了，被查封了。”我诧异地问，为什么？因为前两天，黑龙江电视台还播了他与众多外商签署开发项目协议书的新闻，并有一位领导人物到场祝贺。而电视里的吴振海神采奕奕，侃侃而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踌躇满志。
司机说：“老板见了你，会亲口告诉你的。”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想了想，并没太往心里去。估计是经济纠纷。近年，在形形色色的经济纠纷中，某公司被起诉、某公司被查封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而且，当时往往被传得惊天动地，不久又风平浪静了。
下午三点多，另一位中学同学给我打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司机的话，嘱我千万不要再见他了。对方是为我好，知道我的性格弱点--于“情义”二字上，往往掰扯不清。
我说：“不是我见不见他的问题，是他要到我家里来呀。他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三没投毒，四没强奸妇女，不是恐怖分子，我也没见到什么通缉令，他若站在家门外了，我能不给他开门吗？能不许他进吗？”那同学语重心长地说：“晓声啊，反正你可要心里有数。”我又认真想了想，仍觉事情的性质不会太严重。我首先排除了他贩毒、贩军火或出卖国家机密、被收买为特务的可能，在此前提之下，我决定他来了我还是要见他的。
大约一年前，我曾陈书哈尔滨市的领导，指列吴振海优点、缺点各数条。缺点中诸如：好大喜功，强烈的表现欲，习惯于夸大其词，为了获得成功可能不择手段等等。
这些缺点，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我来批评、指出他才不生气。我陈书之目的，正在于使市领导对他有更透彻的了解，更好地驾驭他和他的公司，能使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更不至于犯法。同时为我们共同的家乡哈尔滨市做更多贡献。
市领导在我的陈书上批语：难得一片诤言，读来令人感动。请吴振海同志阅后自己保留，依言谨慎自戒。
于是信转到了他手里。他果然并不生气，还请我和另两名中学时代非常要好的同学吃了一顿饭。
记得他当时说：“钱财身外事，人生尚有二三知己，值得欣慰了。”我又联想到，大约半年前，我代中学班主任向他求助，希望他能暂借一套房子给老师住。老师年纪大了，居室无厕所，十分不便。他显出为难的样子，说他虽然是开发住宅的，但在图纸阶段都已定价售出了。
我说：“那我不管。师恩不可忘。何况并非要，只不过是借。老师的家址，总归是要动迁的。我担保，以后还你就是。”碍于我的情面，他答应了，但答应得很是勉强。此后一拖再拖，并不兑现承诺，也使我不再好意思督促他。
有一件事尤其使我生他的气。哈尔滨市作协主席林予，当年广受好评的《雁飞塞北》一书的作者，20世纪60年代北大荒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我的文学师长，也是我忘年交。哈尔滨市作协定级低，林予主席是正处级干部。按市里规定，处级以上干部才可以公款安装电话。一位市作协主席，家里没有电话成何体统？但林予老师受迫害多年，牢狱生活早已损害了他的健康。“文革”后其实没再发表多少文章，无稿费收入，经济状况拮据。若自费5000多元安装电话，对他是一笔大支出，一时是凑不足的。我让他放心安装，之后去找吴振海请求资助。为此我当面向吴振海提过二三次，并写过一封长信给他，向他指出，这样的善事义举，一家经济实力不弱的大公司，是一定要做的。我甚至曾建议他，每年从利润中拿出五万，设一项慈善基金，命秘书平时看报，一旦发现需要救助之人之事，及时寄些钱去。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济世扶贫，何乐而不为呢？
他却只是笑笑。
后来我知道，连林予老师的电话安装费，他都没给报。答复人家说：财会有制度，没名目下账。
我拨长途电话将他骂了一通，因为他每每请人吃一顿饭就几千元的啊！
而且常动员我这个最不愿做陪客的人为他做陪客！在那之后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理他，见了面也很冷淡。
后来林予老师病重，我分两次请人捎回哈尔滨5000元钱。第二次的3000元捎回哈市时，林予老师恰在前一天去世。
……获知他的公司被查封的消息时，我对他的气还没完全消呢。
半夜12点左右，电话骤响--是他打来的。见后知道是用手机打的。问他在哪儿？
说在我单位的门口。让他到我家里来。他说太晚了，到家里不方便。
我只好穿上衣服去见他。正是冬季，夜里很冷。他在一辆出租车里。我刚一坐入，他即命司机开车。我仿佛被劫持到了他住的宾馆。究竟哪一家宾馆，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
我问他：“你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大叫冤枉，说何罪之有！又问他：“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他说，请我帮他写申诉材料。
我正希望细听端详，于是他说我记。他是信誓旦旦，我是半信半疑。我说：“吴振海，我不信对你采取的行动完全是打击报复。”他说：“等真相大白了你就信了。”天亮后，他仓皇离开宾馆，说要避一避。我说：“既然你自恃清白，又避什么呢？大摇大摆回哈尔滨去，法庭上见分晓嘛！”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也得打的才能回家啊，可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他掏出了一沓钱塞给我。我板起脸说：“振海你这是干什么？”他大窘，连道：“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我从没见他那么失魂落魄过。我从那沓钱中抽出一张，眼望着他坐的出租车从视野里消失。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大约也是他在北京见到的最后一人。
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从此逃亡国外。我以为，起码他对家人和亲人会承担起主要责任的。
后来他家被抄，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姐姐、姐夫、女儿、女婿纷纷被传讯、拘审。
此后两年内，流言种种，他的案子也在流言中忽轻忽重。一个时期有人说，他的家人、亲人就要全释放了，吴振海也可以从国外回来了；一个时期又有人说，案子更大了，已通过国际刑警在缉拿他。
总之，两年内，他的家人和亲人中，几乎只有他老母亲是自由之身。两年内我没回过哈尔滨市，但逢年过节，一定嘱别的同学们，千万代我去看看那老人家。对犯了经济罪的人与那些流氓、歹徒、杀人犯、强奸犯、以恐怖行径危害社会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区别对待的态度的。而对犯了经济罪的人，贪污、受贿、勒索、坑骗百姓钱财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骗百姓钱财者。我一直推想吴振海犯的肯定不是这方面的罪，推想他大概也不至于贪污、受贿和勒索。因为此前我一直以为，哈克森公司是属于他和他弟弟的“家族公司”，进而认为，他可能只犯两种罪--走私和行贿。
后来走私似乎也被排除了。
那么只剩下了行贿。我又深知他的小气和抠门儿，心想他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行贿，数目也一定是很小的。然而最近的事实是--他的弟弟已被判死缓，他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被通缉，亲人作鸟兽散。他整日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
我常常忆起，在他的公司迁往新落成的雄伟的哈克森大厦那一天，场面何其宏大，泱泱千人之众。后来甚至连马路上的许多过客，都混进去大快朵颐，白吃白喝。
那一天，他的老母亲，在他妹妹的搀扶之下，到处找我。找到了我，就和我避开热闹，蹲在走廊的一角儿，一人手里端一只小盘儿，只不过一边吃着几片瓜果，一边儿聊从前往事。
如今我才明白，哈克森集团公司并非像人们以前所说是“吴氏兄弟的家族公司”，它在原始法权上仍姓“公”，因而也仍姓“共”。
如果这一点确凿，那么吴氏兄弟的罪名，当然也就不止“行贿”一条了。对他弟弟的宣判，主要根据的是“贪污”和“受贿”的数目。在吴振海和哈尔滨市的公检法之间，我似乎很难相信他本人的完全无辜和冤枉了。
但是我又真的常常惦念他的老母亲。毕竟，那一直是一位好老人家啊！大约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个月，吴振海的女儿突然出现在我家。她说来北京看病，向我借钱。我问她需借多少？她说出的数目使我大愕。
我怔了良久，才低声说：“女儿啊，叔叔非是大款，非是什么老板，非是当年的你父亲。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的工资条上只700多，在哈尔滨的弟弟妹妹都下岗，生活都需周济。而我除了工资，额外的收入仅仅稿费罢了。我虽勤奋，但不善经营自己，属于多年低价的作家。你要借的数目把我吓着了！”我给了她所要“借”的数目的五分之一。面对以前有自己的跑车，有自己的住房，不需要工作而又奢侈惯了的这一个年纪轻轻的晚辈，我不禁又说：“女儿啊，从现在起，你必须学会节俭度日。叔叔给你的钱，是叔叔爬格子所得的心血钱。这钱来得可不像你父亲过去的钱来得那般容易。你不要嫌少。今后到了急需钱的地步，还可以来找叔叔。叔叔不忌讳你是通缉犯的女儿。但是你得明白--你接到手里的这笔钱，能救助多少上不起学的穷孩子啊！叔叔此刻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如果叔叔知道你不节俭着花，叔叔今后不会再帮你渡难关了！”我相信我和吴振海此生还会再见面的。但在什么情况之下见面，则很难想象的了。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在他的老母亲活着的时候，他大约不可能再见到她了。我想，我今年夏季若回哈市，主要的事之一，当是代他这个儿子去看望看望那位很好的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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