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马连良夫妇从香港回到北京，离港之前，曾请星相家算命卜卦。这个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垒街的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后来果然。
1950年，刘仁静到北京，跟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不敢去打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一次他去参加谭平山的追悼会和周不期而遇，只见周恩来迎着来宾队列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临到刘时却看也不看一眼越过他和下一个握手，使刘十分难堪。刘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和周见面时，周还亲切地和他开玩笑，而现在自己却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梨园行闻风而动，见大大小小的商店、药铺、饭馆以及像样和不怎么像样的作坊，都挂上了“国营”或“公私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跑堂等都拿上了工资；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眼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上了干部服，怎么我们仍旧是艺人？”名角张君秋南下到武汉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问：“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能背大段唱词的张君秋，一时竟慌了，不知该怎样应答。还没“国营”的他，不能说“国营”；尚处“私营”的他，又羞于说“私营”。支吾一阵后，张君秋红着脸，含含糊糊地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一回到北京，张君秋立即要求“国营”。
邵洵美在1958年继续肃反时被捕入狱，这位盛宣怀的女婿，在狱中受尽煎熬，他不听大家的好意劝告，即对粥汤米粒要慢慢品尝，甚至要留着吃，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总是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见了胡风分子贾植芳，“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贾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待桁家里吃过螃蟹吗？”
1961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龙榆生摘帽，龙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龙的处境稍胜于前。龙为什么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1966年2月，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他很快死于非命。
非常道1950年，刘仁静到北京，跟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不敢去打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一次他去参加谭平山的追悼会和周不期而遇，只见周恩来迎着来宾队列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临到刘时却看也不看一眼越过他和下一个握手，使刘十分难堪。刘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和周见面时，周还亲切地和他开玩笑，而现在自己却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梨园行闻风而动，见大大小小的商店、药铺、饭馆以及像样和不怎么像样的作坊，都挂上了“国营”或“公私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跑堂等都拿上了工资；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眼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上了干部服，怎么我们仍旧是艺人？”名角张君秋南下到武汉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问：“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能背大段唱词的张君秋，一时竟慌了，不知该怎样应答。还没“国营”的他，不能说“国营”；尚处“私营”的他，又羞于说“私营”。支吾一阵后，张君秋红着脸，含含糊糊地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一回到北京，张君秋立即要求“国营”。
邵洵美在1958年继续肃反时被捕入狱，这位盛宣怀的女婿，在狱中受尽煎熬，他不听大家的好意劝告，即对粥汤米粒要慢慢品尝，甚至要留着吃，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总是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见了胡风分子贾植芳，“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贾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待桁家里吃过螃蟹吗？”
1961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龙榆生摘帽，龙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龙的处境稍胜于前。龙为什么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1966年2月，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他很快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