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杜老师透底，我虽然早知道何军工于心计，但还是想不到他的心思会那么缜密，眼光会那么深远。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早在2008年初夏他们刚到四方街租下院子的时候，何军就把三号院的电表拿到镇供电局上申请更换了。
以前，我们多数人恐怕都从来没注意到，农村每户农家的电表比城市居民家的电表瓦数要小很多。其原因是长期以来，城市居民家中的电器相对较多，有空调啊什么的，所以，安装的普遍是8000瓦的电表，而农村人家里以前普遍没多少电器，所以通常是4000瓦以下的电表。
四方街所在的胜利村五组，以前所安装的电表全部是3000瓦的。这在过去，每户农家电器不多的时候完全够用。但我们租下那些院子，装备了许多电器之后，3000瓦的电表就不够用了，经常跳闸或烧断保险丝。
何军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一租下院子，立即带着原房东的身份证复印件，去镇供电局申请更换为8000瓦的电表。那时，农村里很少有人去申请换表，因此，镇供电局很快就来上门更换了，按照政策，仅仅交了200元就解决了这个大麻烦。
我们这些商户，即使在装修改造院子的时候，也都没意识到电表的问题。直到买了冰箱等等电器之后，电表经常烧坏，才意识到是个大麻烦，于是一窝蜂去镇供电局申请换表。但申请的人多了，供电局的办事人员要么拖延迟迟不批，要么现场勘察后说无法改换，为此，大家都不得不多花钱。例如，我和小马等人都是花了2000元才换了表，阿黄的网吧因为电脑很多，所以换的电表更大，足足花了5000元，才把电表换了。
我以前一直以为何军是与我们差不多时间换的电表，也和我们一样花了冤枉钱，如今才知道原来他悄悄提前就换了。
说着说着，杜老师故作随意地挑拨了一句：“你看，平时何军装出对你雷总很好的样子，其实啊，他如果真拿你当兄弟，去年早点提醒你换电表，你哪还需要多花那一大笔？”
“你真确定他们是一早就换了电表？那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呢？”刚听到时，我还有些将信将疑。
杜老师略微有点尴尬地回答：“唉，不瞒你说，刚来的时候，我们想着反正是邻居，营业方向又不冲突，所以对他们特别好，他们呢，看我们餐馆规模大，也想靠着我们餐馆多拉点旅馆客人，所以啊，他们换好电表之后的第二天，就悄悄告诉了我，我也就跟着去换了……唉，雷总，不是我以前不告诉你，是何军他们当时不让我说啊！”
人都有私心，我十分理解，所以我也并不很计较这事，何况我来得晚，那时跟何军也不算熟，他确实也没义务一早就告诉我这些。
杜老师一看我并没太生气，于是赶紧继续煽风点火说：“何军这个人啊，是有狼子野心的，他以前表面上和我那么好，可一旦有了利益冲突，他立即就能撕破脸无所不做。他今天能这么对我，明天就也能这么对你，雷总，何军这个人，就是金庸小说里的那个‘岳不群’，表面上对你再好，你也别被他迷惑了，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
我微微点头，但一时之间，也不知说什么好。杜老师以为我还在犹豫是否与何军结盟，于是又爆了一个更猛的新料。而这，也是我感觉何军目光深远的第二点——
他，竟然在半年多前，就预料到由于大量商家与人流涌入此地必然导致地下水匮乏，所以，他刚租下三号院后，除了早早换电表之外，还在院子里打了一口很深的水井。
我们这个四方街，由于原先是个拆迁了一大半的自然村落，是没有自来水的，所用的水全部是井水。每一家院子里原先都有一口水井，以前人少，井水源源不绝，压根不是问题，所以同样的，谁也没注意这个潜在麻烦。
可是，演变成商业街之后，人流量大，每天消耗的水很多，尤其是罗矮虎的夜市搞起来之后，在夜市里打了四口水井，供应给夜市摊位。如此一来，整个四方街下面的地下水就变得入不敷出。去年还好，今年春季有些干旱，井水明显就不够用了。
我小旅馆院子里的那口水井，算是几家院子里比较深的一口，今年却也时常半天都渗不出多少水来。而杜老师院子里的那口井，原本就不够深，如今的产水量极其微小，必须到罗矮虎的夜市借水才能满足使用了。
而何军的三号院原先的井也浅，他租下三号院后，就在那口井十米开外靠近二号院的地方，找来打井队，打了一口非常深的水井。据说，连打井队的人都纳闷，说从来没打过这么深的水井。
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全国各地的乡村，都有职业的打井队，因为多数乡村是没自来水的，所以，会不断地有打井的需求。我们风城郊区农村的行情，在2008年春季是打一口井2500元。而何军，为了打那深井，花了4000多元。可想而知，井有多么深。
由于远远深于四方街的其他任何水井，如此一来，四方街所有的地下水，都要首先流向何军他们院子里的那口深井。尤其是离何军三号院最近的杜老师和我的院子，受影响首当其冲。以前地下水充裕的时候还不怎么觉得，如今才蓦然发觉他那口深井的威力，却又毫无办法。
那一年物价大涨，打一口水井的价格在2009年春季已经涨了近一倍，尤其是打深井，恐怕涨得更多，没有一万未必能拿得下来。这让杜老师仿佛陷入当年“美苏军备竞赛”那样的困局里，得不断追加投资才能保持住“战略平衡”，很是伤脑筋。
而同时，这也是我的一大现实麻烦——如果继续干旱下去，我井里的水只怕也不够用了。
如果我也重新打一口井，假如不如何军的深，打了也是白打；如果我花上万元，打一口更深的井，成本却又太高。毕竟四方街是迟早要拆迁的，做不了一辈子，甚至可能做不了三五年，犯不着花这么高的代价打个带不走的井。可是，不打井，等我目前的水井完全不出水的时候，难道要去求着何军买水不成？
“所以啊，何军从一早就设了圈套要掐我们的脖子。你看，他的水井故意离着我的院子那么近，我当初怎么就完全没想明白啊，真是让他给蒙蔽了，”杜老师痛心疾首地说，“我现在是怕你重蹈我的覆辙啊，雷总，你可不要也让他蒙蔽了啊。”说完，杜老师神情复杂地看了看我，告辞离开。
我独自坐在小旅馆里，忽然意识到，四方街可能到了选择“站队”的时候了。我们一生都在有意无意地选择“站队”——小时候，在家里，我们会选择更亲爸爸还是更亲妈妈；在学校，我们会选择和不同的孩子玩耍；工作后，我们会选择追随不同的上司……来了四方街，这里并无上级，每个人似乎都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但是最终，我们依然不得不选择“站队”。难道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按照利益分为不同的派系和阵营？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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