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晋商的用人之道(2)

　　山西票号第一家为日升昌票号，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氏，由于用人得当，日升冒的生意极为昌盛在，多年的票号经营中光分红达200万银两以上。

　　李氏经商和其他晋商相同，对商号的经理实行聘任制，所以李氏最重视对经理的挑选。经理人选一经选定，便任其行事，平时概不过问。只是到结账时，方听取经理汇报，最后分红取利，确定经理是不是继续留任。

　　在经理的任用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引人深思的事情：李氏聘任雷履泰出任票号经理后，对雷十分信任。雷氏对票号业务不论大小都悉心而为，在他生病时也是权力不放手。二掌柜毛鸿翙对雷的这一做法很有意见。一次，毛氏趁财东家李箴视看望雷履泰病情的机会，向财东建议因雷氏病重，可让雷暂时回家休息养病。李箴视向来不问号事，一切交雷履泰掌管，年终结账时，也只是听总号账房先生给他念念清单而已。他对雷、毛矛盾全然不知，误以为毛鸿翙出自一番好意，便即劝雷回家养病，雷只淡淡应道：“我早有此意，今天就回。”

　　几天后，李箴视去探望雷，只见雷家案头放着一摞给日升昌各地分号的书信，都是要分号尽快结束业务，撤回人马。李箴视大吃一惊，忙问何故，雷回答道：“日升昌字号是你东家的，各地的分号是我安置的，我要撤回来向你做个交待，我亦从此告退。”李箴视虽然不知内情，但也知道如果分庄撤回来，票号的生意就京等同于名存实亡了。于是苦苦请求雷履泰收回决定，不要告退。雷不答应，李急得扑通一声跪在雷的脚下哀求道：“你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就不起来了！”于是雷追问道：“让我回家养病是姓毛的那小子怂恿你干的吧？”李道：“是的。”雷又道：“我不撤分号了，你起来吧！”李箴视走后，雷履泰仍在家养病。李每天给雷送去酒席一桌，白银50两，表示慰问和信任。毛鸿翔看此情景，已知无法取代大掌柜位置，遂告退出号。

　　从此，雷履泰更加奋力经营日升昌。几年以后，山西票号纷起，并形成平遥帮票号、祁县帮票号、太谷帮票号三大晋帮票号，遍布国内外的票号在125处设号575个，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山西票商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商人”。但是，在天下林立的票号中，雷履泰开创的日升昌始终独占鳌头，在国内设立分号34处，居全国票号之首。为财东李家赚了大量的银两。

　　雷履泰70大寿时（1840），平遥绅商送他一块写有“拔乎其萃”四个金字的大牌匾，盛赞其人，盛赞其始创票号业的伟绩。雷履泰确实名副其实，但他的伟绩之中也有东家李氏知人善任的功劳。

　　5．选贤用能，不讲私情

　　李宏龄是山西票号进入没落时期，思想解放，奋起图存的一位杰出的改革家。他长期担任蔚丰厚票号住外庄掌柜，在北京、汉口、上海等地都任过职，并取得过显著成绩。他在北京分号任职时间最长，在总号中也很有影响和地位，但他在任用人员上从不凭资格、徇私情，始终出以公心、举贤荐能，受到全号上下的同声称赞。

　　李宏龄在长期经营管理中，深深认识到：“号事之兴衰，全在人位之高下。”“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作为票商，李宏龄在用人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从古兴衰之别在乎用人，人才之兴全凭鼓舞，若赏罚之际，不能允洽，则贤能无由奋起，而不肖者反得夤缘而进，成败所关，岂浅鲜哉！”他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在用人上，特别注意选贤任能，裁汰平庸。

　　李宏龄在北京分号任掌柜时，重用侯中杰管理业务，粱鸿基管账务。一个跑外拉存贷，一个管账不出错，犹如他的左膀右臂。但他并没有因此把这两个人压在自己的翅膀之下，而是积极向总号建议破格提拔此二人，哪怕调往外地也在所不惜。他手下还有个叫刘承基的人，写书信很有功底，业务也非常熟练。总号提出要调刘去扬州分号管书信。李宏龄见未予提拔，就公开向总号表态不放人，坚决把人留住在北京。等待有更好的机会，再承担重任。

　　李宏龄不仅对自己手下人公正对待，重用贤能，而且对总号的用人也十分关注，经常向总号提出自己的用人建议。成都分号掌柜郭某不守号规，造成经济损失，被免职调回总号，可总号二掌柜又把其派往天津当二掌柜，李宏龄闻讯，不顾层层关系网，向总号仗义执言，请总号收回成命。总号不听，结果郭某在天津又滥放贷款三、四十万两，造成坏账，使蔚丰厚遭受了巨大损失。

　　身为蔚丰厚执事的李宏龄，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主张选用能随机应变之才，布置于各码头，所以平日留心物色，一旦发现中意的人才，便敢于破格提拔。他听说百川通票号的毛兰亭由分号下班回到总号平遥，因东家所给顶身股不合己意，意欲他往，立即信告总号，介绍“其人颇能办事”，希望能延请到蔚丰厚来。总号采纳李宏龄意见，聘请毛兰亭到常德主持分号，后来李宏龄通过巡察各地分号情况的人汇报，了解到毛兰亭抽鸦片“嗜好太重，诸多未妥”，便立即建议总号派汉口分号冀起文前往清查，如果属实，即可另派妥善之人前往。他说号事以妥实为主，不可因为是我介绍来的就可以袒护。“凡事秉公不必瞻徇也。”“无论为何人所荐，均不能姑容也。”后来李宏龄为此事再三敦促总号派人清查，以期水落石出。李宏龄对伙友疾苦也非常关心。票号派往各分号的伙友，规定不准携眷，三年回家探亲一次，老少皆然。李宏龄认为这种号规有许多不近人情之处。故积极建议总号改进或灵活掌握。比如有位孔老台，住京数十年，勤勤恳恳，于号事裨益不少，担荷亦属甚重，且年逾花甲。李宏龄认为这种情况不能与少年相比，建议可一年回一次家，但“他人不得援以为例”。总号原来的郭倍瑾来京已经两年，按号规离下班期尚有一年，可郭临行时完婚才一个月，他建议总号准予提前归里探亲。由于各分号伙友少年颇多，客居异地日久，气候生活等不适应，不少人身体虚弱，“饮食减少，彻夜不眠，服药无效，医家言阴虚火盛，将成痨症”，鉴于这种情况，李宏龄大声疾呼，建议总号对此情况应予以照顾，不必拘于三年才能回家的惯例。

　　李宏龄还建议总号设学堂，学业务，学外语，培养人才。他说：“自五口通商以来，明为中外两益，实则开一商战世界。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实因外交而起。”因此李宏龄认为票号“亦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洋文者，更可保持全号，不较之携帐而逃又高一筹乎！”

　　李宏龄后来给总号的信中又特别强调了对号伙的考核，他说：“故知人用人为整顿号事第一要义”，“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全在平日留心体察，临时方可得人。”并且提出，对人的考核应与对顶身股的“加股减股”结合起来，根据其人的才具劳绩秉公行之，不能存一毫私意情面。只有这样，真正才干的人才能奋夹，各码头分号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不考核则不能知人，“不知其人，安能用之得当；用之不得当，则号安能得手！“所以顶身股的股份制度，必须建立在选用贤才的基础上，倘若凭私意任人唯亲，让庸碌之人进入号内，即使只作一个普通伙友，最终也会导致不良后果的。这一点正是山西商人特别谨慎的独到之处。

　　聘用信义卓著的人总领号事，又能在号内广用人才，同时号规谨严，察核秉公，这就保障了山西商号号内上下人等都能同心同欲，朴诚稳妥，齐心协力，凝聚成“人和”的力量，“天地之性人为贵”，正是贵在“人和”，贵在人的价值，贵在群体的力量。人和万事兴，山西商人的成功之中，处处体现出了人和的威力。

　　6．从小培养学徒

　　晋商商号在经理的选用可谓一丝不苟，要求极为严格，不仅如此，在对店员甚至是学徒的录用上也是极为谨慎，不敢有丝毫大意。商号所录取的学徒年龄必须在15到20岁之间，身高、五官、仪态、谈吐等各方面都要合格，家世务必清白，懂基本礼貌，精珠算，善楷书，要肯吃苦，不怕长期远行在外。

　　学徒入号时，一定要有担保人。入号前，还有经过一翻试考。由主考人当面出题测试其智力及应变能力，试其文字和口才。考试合格者，方可择日进号。进号称请进，表示人才是请入的，前途不可限量。学徒入号后，由总号派资深员工前往任教师对其进行严格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二个方面：一是业务技术，包括珠算、习字、抄录信稿、记账、写信等，学习蒙、满、俄语，了解商品的性能，熟记银两成色。二是职业道德培训，主要教导其经营要重信义、戒奸诈、节性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在培训有一定成效后将其派往繁华商埠进行实践，看其是否能经受住考验。晋商的商谚就充分证明了其对学徒录取的要求之严。晋商商谚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忙时心不乱，闲时心不散”；“快在柜前，忙在柜台”；“人有站相，货有摆样”。在晋商中还流传着这样的学徒工作规矩：“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条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由于学徒制执行非常严格，从而为晋商培育了不少人才，成为晋商发展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