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激情年代从生活中走来

　　向读者宣泄情感

　　李：你最初的文学创作是诗歌和散文，后来为什么选择小说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

　　石：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过来的人，绝大部分都会受到舒婷和北岛的朦胧诗的影响。我最后选择写小说是因为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情感要向读者宣泄，如果仅仅靠诗歌去分句、分行说的话，读者完全不能体会出你想说的话。当我的思维不需要跳跃，需要很直接地把道理告诉读者的时候，就有了小说创作的冲动。

　　李：写诗的感觉像做音乐，写小说的感觉又是什么呢？

　　石：写小说不可能每句话、每个段落都斟字酌句，但首先得有个骨架和基础的东西，不容做作，完全是内心流淌出来的东西。对创作来说，各种文体你都应去尝试，最后选定最适合你的方式。

　　李：有的人在写小说的时候就为将来的影视剧本改编做准备，你是吗？

　　石：其实作家没有选择传媒的权力，事实上是影视创作来选择你。如果你天天做梦，想着自己的小说一定能改编成影视剧，那你的小说肯定写不好。现在的制片人开始注重文学品位，而市场也逼迫他们跟作家队伍联姻。好的小说注定了其影视剧的成功，好小说必定有好的人物形象，好的故事，好的对话。当文学纳入到影视当中，就会使故事更丰满，更戏剧化，有时比小说更好看。

　　李：因为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你做了一回“东方之子”，这种出名的速度只有通过与影视联姻才会出现，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石：莫言名声大噪，是通过电影《红高梁》。张艺谋的《活着》使余华名气更大。池莉所以被老百姓喜欢，电视剧《来来往往》起了很大的作用。莫言和池莉是在文学艺术方兴未艾的时候出名的，大家很容易记住这些作家，而现在，文学处于一种饱和状态，媒体又如此发达，大家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作家和小说。小说如果不是跟影视搭界的话，作家很难走出去。

　　李：新作《玫瑰绽放的年代》在宣传上说你在写女“石光荣”，是这样吗？

　　石：《玫瑰》是写母亲的，但是和“父亲系列”属于同类题材。要很概念化地说它讲述了一个女“石光荣”的家庭和成长、情感经历，这是广告的噱头。我在写“父亲系列”的时候就有种感觉，就是我忽略了那个年代母亲的形象，虽然我写了褚琴、秋英，但她们不是那个时代的母亲形象的代表。那个时代的母亲形象的代表是走在生活第一线的，是叱咤风云的女人，她们从贫困走向部队，从部队走向战争，战争之后又走向和平，由和平而走向家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说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其实也是我们家庭的半边天，我们情感的半边天。我想既然有了父亲这样的典型形象，希望我的笔下能把那个年代的母亲形象再塑造一下。

　　生活历练曲折人生

　　李：你作品里的生活味道特别浓，生活中琐碎的事情让你编织得别有味道。

　　石：这些其实都是源于生活。我7岁的时候，父母被打成右派去了新疆，他们把我寄养在吉林农村的亲戚家，一直到我16岁参军才离开农村。我想一个人的成长时期非常重要，在我意识形态形成的时候，我就是很平静地这么生活过来的，所以我的作品里注定了这种平民情感。

　　李：父亲在你的创作里占了很大成分，他对你的一生到底有多大影响？

　　石：当我二十多岁时，父亲已经从新疆回来，此时正是我在部队面临升学和提干的人生最关键的时刻，特别需要父亲的关照和帮忙。但是父亲没帮，就像《激情》里反映出来的，因而与父亲产生了重大隔膜。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于我的创作而言，其实这是最大的帮助。

　　李：父亲不帮你的理由是什么？

　　石：按照我父亲的那种思维逻辑，就是“我13岁当兵，还没有枪高，我这么个人我靠谁了？我就是靠着党，相信党，只要你努力了，有这个能力，党不会不用你”。后来一想，他说这话也对。但当时我肯定不理解，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自然不自然地在心里不能接受他，觉得他跟自己有距离，甚至现在也有。我曾试图把这个距离找回来，但他现在反而按照自己的固定生活习惯排斥你去接近他。

　　李：现在你没当上指挥员，却做了拿笔搞创作的人，他又怎么看你？

　　石：他一直希望我有出息，只要我站在第一线就不是吃闲饭的，就是有用的人。部队的新闻干事、宣传干事在他心中一点位置也没有，他看我这样，就觉得这孩子已经没出息了。这不仅仅是代沟的问题，还是一种文化的问题。因为他也在琢磨我，我也得琢磨他，互相琢磨对方到底是个什么人。

　　低调自我纯粹生活

　　李：文学是研究人的，作为作家，你有着怎样的一种心态？

　　石：当我十几岁看到自己的亲人离我而去的时候，那时对生死认识得非常清晰，知道生和死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们死跟我们生是一个样子的。我一直有种人生如梦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奔生活，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走过的路不一样而已，奔生活的结果就是都想过好日子。我是怀着永远感激生活的心态，永远不会去抱怨生活。

　　李：写作过程最享受的是什么？

　　石：我搞了二十多年创作，写作的这种习惯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不搞文学的话会觉得无所事事。我觉得最幸福的过程就是写作的那段时间，那是过得最有意思、最充实的一个过程。我每写完一部长篇就要调整一段时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身心憔悴，过得非常失落，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因为精神支柱不在这里。可以说，写作的时候精神上是幸福的，身体上是痛苦的，在痛苦和幸福之间煎熬着。

　　李：也许你写了一辈子，塑造了众多人物，就只有石光荣最精彩？

　　石：我想不会。石光荣只是某个时代的一个代表人物，也许过五六年，我还有别的人物去取代他。作为一个作家，一辈子做成一件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我会遵循文学的创作规律，扎扎实实去写，但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的影响力，则包含许多左右的因素。

　　李：你是军人，军人的情怀会不会永远渗透到你的作品当中？

　　石：肯定永远会有的。父母这方面就不说了，自己16岁到部队，一直到1997年离开。9年后又回到了部队，其间一直在用这个情结支撑着自己，包括气质、人文关怀和情感的东西。虽然我不穿着军装，但时时刻刻骨子里自然、不自然地注入在创作过程当中。现在回过头统计，我的作品跟军人沾亲带故、有瓜葛的占60%多。我想这点在我一生当中是避不开的。

　　李：你是手写还是用电脑写作？

　　石：手写。我觉得写小说讲究一个营造的氛围，铺一叠稿纸，放一杯茶，点一支烟，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农民面对着自己芬芳的土地在耕耘。我在电脑前一坐，自然不自然地有种焦灼感，电脑开着，屏幕一闪一闪的，要是不写的话，觉得那是浪费，在扼杀生命。我做过对比，用电脑写出的小说跟我手写的小说，感觉不一样。用手写出来的东西看着很水灵，很鲜活；电脑写出的东西很规正，缺乏那种有生命力的东西，缺乏人气儿，后来我就拒绝了。

　　李：到目前为止，你的获奖作品不多。

　　石：写作太具目的性就束缚你的手脚，最后这个小说肯定写不好。另外文学本身是很纯粹的，它愉悦自己，然后也愉悦别人。我想自己尽量追求这种纯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