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第二章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讲中国文学史，照例离不开《诗经》，它是迄今为止我们能见到的一部最可靠的上古典籍。

　　仅此一点已足以奠定它在中华文化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因此，两千余年来，注释、研究《

　　诗经》的著作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也就不足为怪了。

　　话诗三百道风雅颂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悠久诗歌传统的光辉起点和不尽源头，其伟

　　大的文学成就光耀史册。《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战国时被儒家尊为“

　　六经”之一，但并未视为经典，汉置“五经”博士，《诗》于是又被官方推崇为儒家的经典

　　之一，称为《诗经》。

　　关于《诗经》产生的确切年代，现已很难一一考定，但可大致论定其创作时期是从西周初年

　　至春秋中叶，即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前后大约500年间。《诗经》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

　　征，这在名称上便有比较明确的标识。它产生的地域是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

　　到了江汉流域。地域相当广阔。

　　诗经中共305首诗，传统上认为，这些诗是由孔子从总共三千首诗中挑选出来的，其中

　　一些诗起源于远古；按照另外一种说法，它们是为揭示大众情感的广度和深度由官方采集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诗》赖口耳相传得以保全。汉兴，广开献书之路，先秦典籍陆续重现

　　。当时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其中，《鲁诗》出于鲁人申培，《齐诗》出于齐

　　人辕固

　　，《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毛诗》亦出其传授者毛公而得名。毛公分别指大毛公鲁人毛亨

　　和小毛公赵人毛苌。鲁、齐、韩三家诗属今文经学派，兴盛于汉武帝以后百余年间。《毛诗

　　》属古文经学派，较“三家诗”晚出。当“三家诗”兴盛时，《毛诗》处于被压抑的地位。

　　东汉以后，《毛诗》盛行于世。“三家诗”便先后失传，留传至今的便只有《毛诗》。今天

　　的《诗经》实际上就是《毛诗》。

　　《诗经》中共收作品305篇(另有6篇有目而无辞的“笙诗”不算在内)，它是一部乐歌总集，

　　其305篇作品均为配乐演唱的乐歌。《诗经》作品主要来源于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也有一部

　　分是由民间采集而来，但都经过周王朝各代王官、乐师加工修订。流传既久，经手亦多，因

　　而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诗经》就已编订成书。旧时曾有所谓

　　孔子“删诗”之说，虽不足凭信。但他曾经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

　　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由此看来，孔子可能对“正乐”做过一番整理工作。

　　《诗经》按风、雅、颂分类编排。风即《国风》，包括15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

　　庸阝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

　　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收诗160

　　篇。雅分《小雅》、《大雅》。《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为105篇。颂包括《周颂

　　》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诗经》何以如此分类编排呢?古今学者对

　　此聚讼纷纭。如今看法比较一致的是从“《诗》皆入乐”的认识出发，按照音乐特点来划分

　　。

　　对于《诗经》中的“风”，即音乐曲调。所谓《国风》，即指当时诸侯所辖各地域的乐曲，

　　如今天的地方乐调。“雅”即“正”，又与“夏”通。周王畿一带原为夏人旧地，故周人时

　　亦自称夏人，王畿乃政治、文化中心，其言称“正声”，亦称“雅言”，意为标准音。当时

　　宫廷和贵族所用乐歌即为正声、正乐。《诗经》中的《雅》便指王畿之乐，是相对于地方“

　　土乐”而言的“正乐”。这种叫法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尊王观念。至于《小雅》、《大雅》之

　　分，则是与它们音乐之不同和产生时代之远近有关的。《颂》是用于朝廷、宗庙的乐章，是

　　祭神、祭祖时所用的歌舞曲。祭祀祖宗，祈祷神明，赞颂王侯功德，是其内容上的特点；诗

　　、乐、舞的合一，则是其形式上的特点。《颂》诗大多简短，韵律缺乏规则，且不分章，不

　　叠句。这些都说明它是音调缓慢、配合舞蹈的祭祀舞歌。作为庙堂乐章，表现了对上帝和祖

　　先的崇拜，是奴隶社会神权至上的反映。《颂》在当时无疑是最受尊崇的，可是到了今天其

　　文学价值远不如《风》、《雅》。

　　恢宏宽广史诗总集

　　《诗经》产生于漫长的时代和辽阔的地域，反映了宽广恢宏的社会生活面。从它的思想内容

　　来说，主要包括周民族的史诗、颂歌与怨刺诗、婚恋诗、农事诗及征役诗、爱国诗等内容。

　　《诗经》首先是一部周民族的史诗。在《诗经·大雅》里，集中保存了五首古老的民族史诗

　　：《生民

　　》、《公刘》、《绵》、《皇矣》、《大明》。《生民》生动地描述了周始祖后稷神奇非凡

　　的诞生。

　　《公刘》描述了后稷之曾孙公刘自邰迁

　　豳的史迹，歌颂了他率领周人营建都邑、拓垦土田的创业精神。《绵》描述了周文王之祖父

　　太王(古公NC030父)始迁岐周、以开王业的丰功伟绩，歌颂了周民族艰苦创业、由小而

　　大、兴旺

　　发达、绵延不绝的光荣历史。《皇矣》主要歌颂了周文王伐密伐崇的胜利，赞美了文王继承

　　先祖遗业、发展壮大周民族的伟大功绩。《大明》则颂扬了文王、武王父子的非凡功德，着

　　重赞颂了武王伐商的辉煌胜利。

　　其次是颂歌与怨刺诗。中国古代诗歌有用“美刺”来表现鲜明的功利性和实用性的传统，《

　　诗经》可谓开其端者。在《诗经》中，歌功颂德的作品占有一定比例。

　　这些谀美的颂歌，根本没有思想意义

　　及艺术价值。只不过是一类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成了后世那些讴歌承平、粉饰现实的

　　谀美之作的榜样和典范。

　　应当指出的是，在二《雅》及《国风》中保存了不少与颂歌异调的怨刺诗。在儒者看来，怨

　　刺诗即所谓“变风”、“变雅”，是王道衰落、礼崩乐坏、政教不行、人伦废丧的产物。

　　其中一些作品

　　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的讽喻劝戒之作。它们或借史讽今；或针砭昏君；或斥

　　责佞臣；总之，不外乎悯时伤乱、愤世哀民，表现出诗人系心国事、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忠

　　心诚意。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歌功颂德之作有相通之处。但诗人们对社会矛盾的大胆揭露，

　　客观上具有不容低估的认识价值；诗中抒发了诗人的深沉怨愤，流露出了他们的忧患意识。

　　二《雅》中的怨刺诗多出自贵族文人之手，《国风》中的怨刺诗则多出自民间，因而较为直

　　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更尖刻，具有

　　较强的批判性和斗争性。

　　再就是《诗经》中的婚恋诗，如《周

　　南·关雎》、《邶风·静女》就是其中的名篇。诗中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情人的热

　　切相思，同时，描述热恋的情景和讴歌爱情的甜蜜，充溢着一种欢快愉悦的气氛。

　　如《王风·采葛》以“一日不见

　　，如三秋兮”表达了对意中人的刻骨相思；《秦风·蒹葭》抒写了对“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的缠绵悱恻而又空灵渺远的反复追寻。这些诗篇歌颂了对爱情的忠实、坚贞和专一，展现

　　了主人公纯洁美丽的心灵。另有一些诗篇表现了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和对婚恋自由的执著追求

　　，反映了当时在礼法压迫下婚恋的不自由给青年男女造成的婚姻悲剧。

　　成就非凡后世崇奉

　　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诗经》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与迷人的艺术魅力，为后代诗人墨

　　客所景仰、学习、借鉴，并强烈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诗经》中许多诗表现的现实主义

　　精神，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其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也为历代诗人所沿用。赋是

　　铺陈，比是比喻，兴是启发，后世诗人加以继承发扬，创造出无数兴寄独深、比类切至的艺

　　术意境，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籍、韵味无穷的独特风格。《诗经》对当代中国新诗的

　　成熟与发展也将有着广泛的影响与重要的借鉴。

　　《诗经》是一部汇编而成的乐歌总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国风》和《小雅》中的

　　那些优秀诗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非凡的创造力，闪耀着迷人的艺术光彩。朴实自然的

　　艺术风格，生动形象的赋、比、兴手法和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都令后世文学家们创作所效

　　仿。

　　《诗经》是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西周至春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

　　《诗经》的语言艺术历来被奉为典故。它在词汇、句式、章法、修辞和韵律等方面的创造性

　　成就，对促进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诗经》词汇丰富，表现力强，早在孔子时代，它就被用作学习语言知识和政治伦理的教科

　　书，对我国书面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诗经》句型主要以四言为主，节奏为每句二拍。这种四言二拍的形式，与当时的社会生活

　　和语言发展状况是基本适应的。

　　《诗经》篇章结构的显著特点是联章复沓、回环往复。《诗》皆入乐，复沓的章法正是围绕

　　同一旋律反复咏唱的最佳形式。

　　《诗经》的韵律及其用韵技巧无疑是伟大的艺术创造。它为中国古代诗歌韵律的形成和完善

　　，提供了可资取法的典范。

　　《诗经》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

　　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屹立于2500年前那个特定时代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理所当然地成为后

　　世崇奉、仰慕的典范。《诗经》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进步的诗人

　　、作家，启发和昭示他们沿着它所开拓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