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拟圣而作的儒家经典

　　第九章拟圣而作的儒家经典：《孟子》

　　《孟子》思想的基石，是孟轲对人的本性问题进行思考而提出的性善论。孟轲主张人性本善

　　，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为人所固有；将性善论推广到政治实践中，告诫君主以仁爱之

　　心对待民众，实行仁政，就能保民而王。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大丈夫精神，对塑造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民贵君轻”的思

　　想，在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和近代启蒙思想家那里得到回响。孟子的文章，气势雄伟宏大，

　　感情真挚强烈，是先秦散文的代表作，为后人推崇。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县一带)人。孟子生于何时，众说纷纭。一般认为他生于

　　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的说法，较为合理。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

　　育家。他的思想主张，对于发展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实现全国的统一是起了进步推动作

　　用的。他的仁政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

　　”等主张，在后来封建社会历史上，对于反对暴政，反对横征暴敛，要重视人民的穿衣吃饭

　　问题，有好的影响。他主张尚贤，重视修养，提倡为臣的要以仁义规劝君主，反对诃谀奉承

　　，这有益于培养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骨气，有益于澄清吏治、限制朝廷的胡作非为。他提出的

　　“人皆可以为尧舜”，被人们发展为不迷信任何权威的主张。他的“井田制”理想，为后来

　　进步思想家作为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依据。他的仁战思想，启发人们反对非正义

　　战争。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为后人留下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孟子从30岁到44岁这段时间，主要的活动是收徒讲学，宣扬儒家学说。44岁时，孟子便带领

　　着学生开始周游列国，宣扬他的“仁政”、“王道”学说。他先后到了齐、宋、滕、魏、鲁

　　等国。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各国诸侯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只讲争霸争利，怎么

　　会相信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学说呢?孟子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之后，“退而与万章之

　　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

　　《孟子》的七篇是《梁惠王》上下篇，《公孙丑》上下篇，《腾文公》上下篇，《离娄》上

　　下篇，《万章》上下篇，《告子》上下篇，《尽心》上下篇，《孟子》上下篇。《孟子》一

　　书的篇名和《论语》一样，不过是摘取每篇开头的几个重要字眼来命名，并没有别的意义。

　　本来《孟子》七篇并没有分上下两篇，到东汉赵岐所著《孟子章句》，才把七篇各分为上下

　　两卷，后来加以沿用。

　　“四书”之一仁义思想

　　《孟子》一书模仿《论语》的形式，以问对、答辩方式展开，以驳论为主要论证方法，所

　　谓拟全而作说的就是如此。它详实地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保存了丰富的史料，

　　是研究孟子思想和先秦文学、历史、经济和哲学的重要著作。全书35000字，说理精辟，文

　　字流畅，语言形象，不仅是一部儒家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孟子》七篇标题取开头二三字，各篇没有统一中心，篇内各章没有逻辑联系等，都与《论

　　语》相似。

　　孟子是性善论的主张者。他继承孔子的思想，进一步提出“类”概念来论证人的本性。他认

　　为世界上凡属同类的事物都有其共同的特性，人与人是同类，也有其共同的特性。人类的共

　　同特性，包括口有同耆，耳有同听，目有同美，心有同然者即理、义，即使是圣人与民，既

　　属同类也应有共同的特性。那么，人类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呢?孟子认为，口耳目等感官

　　欲求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理、义才是人的本质属性。

　　孟子赋予人性以性善的道德属性，认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萌芽即“善端”是人生而具有的

　　。这些“善端”如果能够保持、扩充，就可以发展成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在孟子看来，仁

　　义礼智四种善德不是客观外界在人头脑中的反映，而是根源于人内心的“善端”，是人生而

　　具有的美德。孟子又将这种天赋道德观念称为“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

　　知”。(《尽心下》)可见，孟子的性善论把道德意识看做是主观自生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强

　　调封建地主阶级的道理原则的权威性和普遍性，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的道德伦常。

　　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他发展了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论语·里仁》)的思想，重义而轻利。《梁惠王上》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

　　，所欲有甚于生者， 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告子上》)

　　孟子的性善论是他的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他从性善论出发，又提出了仁政学说。他认

　　为，人人都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萌芽，即“四端”，凡是能保持着“四端”并加以

　　扩充的，那就像刚刚点燃的烈火，刚刚流出来的泉水一样，如能逐步扩大，足可以安定天下

　　，不能逐步扩大，就连父母也无法养活。这个扩充的过程，一方面是使善从小到大、从浅入

　　深、从观念到行动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从道德原则推广到政治原则的过程。

　　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是“重民”。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

　　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他还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梁惠王上》)即保持住人民便能统一天下，这是没有人能阻挡的。由此，他进一步提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事实上，孟子决没有把民看得比君还尊贵。

　　“贵”即贵重、重要，“轻”即次要。这是从搞好一个国家何种因素更为重要这个角度来提

　　出问题的。他把人民、社稷(土谷神社)、国君三者的重要性加以权衡之后，认为人民是国家

　　的根本，当然也就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人民的重要作用，虽然如此，实际上是要君主能明白这

　　一道理，才能统治好。

　　孟子认为国君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必须施仁政于民。

　　孟子还强调施仁政于民必须“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滕文公上》)。他的“省刑罚，薄税敛”的主张虽没有为残暴的统治者所接受，但从一

　　定意义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孟子反对世袭制，要求统治者“贵德而尊士”，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公孙丑

　　上》)。他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尽心下》)，甚至提出“惟仁者宜在高位”(《离

　　娄上》)，国君尊贤就应该像尧对舜那样，把王位让给贤能的人。他还说：“为政不难，不

　　得罪于居室”(《离娄下》)，巨室就是大贵族，这一点上，又表现了他妥协保守的一面。

　　孟子十分关心人民的疾苦，他怀着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之心，他要求国君要关心人民的疾苦，

　　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孟子在强调仁义重要性的基础上，也是承认物质利益的。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社会道德对

　　物质利益的依赖作用，因而赞成发展社会的公利，如“制民之产”，“勿夺其时”，“省刑

　　罚，薄税敛”，发展社会生产等等。在个人利益上他也采取了相当合乎情理的态度，例如他

　　认为“好货”、“好色”、“好乐”都是人之所欲，不能算什么缺点，只要能推己及人，满

　　足了大家的这种愿望就是明君圣王。但他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和重义轻利

　　的主张，忽视欲、利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

　　孟子还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天命观，把天命说成是最高主宰。他引用《尚书》的话说：“天

　　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梁惠王下》)

　　孟子虽然没有摆脱传统天命观的束缚，但是把天的视、听、意志，还原为民的视、听、意志

　　，由听天由命转到听命于民，这是对传统天命观的突破和发展，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孟子一方面肯定天命决定一切，另一方面又从性善论出发，用封建的道德属性解释天，认为

　　天最根本的属性是道德性的东西，即人性中最完美的理性。他还认为认识就是求之于心，就

　　是通过“内视”、“反省”将散失掉的善性找回来，即唤醒人的天赋观念。他说：“学问之

　　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他在这里讲的主要是道德修养方法，但也具有认

　　识论的意义。

　　孟子是孔丘以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被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尊奉为仅次于孔丘的亚圣。

　　《孟子》一书是“拟圣而作”，它既吸收《论语》中的精华，也接受了《大学》、《中庸》

　　的一些特点。在《孟子》一书中，反映最突出的是仁义思想。仁是儒家学说的中心，孔子常

　　讲仁很少讲义，孟子则仁义并重，他有句名言，即“舍生取义”。汉文帝时把《论语》、《

　　孝经》、《尔雅》和《孟子》各置博士之官，叫“传记博士”；《孟子》被视为辅翼经书的

　　传记。两汉时，《孟子》已和《论语》并列。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

　　《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率

　　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这是《孟子》被列入“经书”的开始。到

　　南宋孝宗时，理学家朱熹在《礼记》中取出《大学》和《中庸》两篇，认为是曾子和子思的

　　作品，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

　　《孟子》的哲学思想，虽在整体上是唯心主义的，但也包含若干合理的进步的因素，在中国

　　哲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