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的巨著

　　第二十六章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的巨著：《资治通鉴》

　　对于司马光的一生，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呕心沥血编《通鉴》，始终不渝反新法。公

　　元1066年，司马光将战国到秦末的史事编成《通志》八卷，进呈宋英宗。英宗十分赏识，令

　　他设置书局，挑选人员接着再编《历代君臣事迹》一书。1068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他

　　要了解历代的得失成败，司马光便将《通志》读给神宗听。神宗觉得这本书“鉴于往事，有

　　资于治道”，亦即能以历代兴衰为镜子，有助于治理国家，所以将书名改为《资治通鉴》，

　　并且还做了一篇序。

　　洛阳著书十九载神耗魂散巨书成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池，官任天章

　　疾(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

　　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

　　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哲宗即位后，

　　任过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为什么要以毕生的心血编撰这部《资治通鉴》?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

　　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

　　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

　　司马康担任检校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

　　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

　　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

　　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

　　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

　　，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

　　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

　　，最后定稿。

　　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主编的巨著——《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前400)，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

　　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花了19年的时间，才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

　　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满了两大间房子。书未完成，分工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

　　于积劳成疾死了。分工撰写两汉部分的刘攽，这时已经62

　　岁了。分工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这时虽年仅43岁，也显得未老先衰了。司马光此时

　　也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用他的话说：“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

　　这部书上了，望陛下借古鉴今，励精图治。”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

　　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

　　等人亲自押送，从西京洛阳出发，日夜兼程，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

　　神宗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因编纂此书，损害了健康，两年后此书问世时，他已

　　逝世1个多月了。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

　　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

　　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商鞅

　　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

　　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

　　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

　　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对著名的

　　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的《宋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

　　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

　　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在书中有所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

　　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

　　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

　　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

　　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

　　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

　　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

　　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

　　达300多种。

　　煌煌巨著汲古鉴今

　　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就是撰写

　　《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资治通鉴》不只是一部单纯的政治史。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是有着从历史中为君主提

　　供统治经验的目的，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史书成为政治家的参考书，《资治通

　　鉴》是最突出的代表。元初学者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

　　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

　　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可见这部书在古代是很受人看重的

　　。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它具

　　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书体例严谨，

　　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通鉴》出

　　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得以发展起来。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

　　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

　　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

　　》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

　　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

　　评。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

　　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体例上也有失

　　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年号问题，在封建

　　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

　　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资治通鉴》博采古籍，详辨史实，叙事简练，文笔生动，是中国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我

　　国现存编年史书最大的一种，该书标志着我国封建时代的历史编撰学达到了一个新阶段，给

　　以后的编年史提供了一个范例。历代帝王将相，也就非常重视这部“治国教科书”的作用。

　　自这

　　部煌煌巨著问世以后，已经印行了77个版次，足见其影响之巨。即使在今天，它除了为我们

　　研究五代以前的封建政治史提供系统的史料外，还让我们在历代的兴衰中，得到不少有益

　　的启迪。一代伟人毛泽东就曾反复阅读《资治通鉴》，圈划评点达17遍之多。

　　《资治通鉴》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一，《资治通鉴》的问世，促使了宋至清时

　　期编年体史书的迅猛发展

　　，其仿作、补前、续后、改写、注释、评论等书层出不穷。其二，《资治通鉴》的写成，使

　　编年体史书更加成熟，编撰方法至臻完善，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楷模。其三，近代以来形成了

　　一门“通鉴学”，足见其影响之深远。正如梁启超曾说过的：“其书结构之宏伟，取材之丰

　　赡，至今未有能逾之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