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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治学讲演集·提高》 作者:胡适

第16章 治学方法 (2)

  单是假设是不够的,因为假设可以有许多。譬如《红楼梦》这一部小说,就引起了这么多假设。所以第二步就是我所谓“小心的求证”。在真正求证之先,假设一定要仔细选择选择。这许多假设,就是假定的解决方法,看哪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那个开始发生的那个困难问题。譬如《红楼梦》是讲的什么?有什么意思没有?有这么多的假定的解释来了,在挑选的时候先要看哪一个假定的解释比较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然后说:对于这一个问题,我认为我的假设是比较能够满意解决的。譬如我的关于《红楼梦》的假设,曹雪芹写的是曹家的传记,是曹雪芹所看见的事实。贾母就是曹母,贾母以下的丫头们也都是他所看见的真实人物。当然名字是改了,姓也改了。但是我提出这一个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最要紧的是要求证。我能够证实它,我的假设才站得住;不能证实,它就站不住。求证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实是不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那个问题。要知道《红楼梦》在讲什么,就要做《红楼梦》的考证。现在我可以跟诸位做一个坦白的自白。

  我在做《红楼梦考证》那三十年中,曾经写了十几篇关于小说的考证,如《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三侠五义》等书的考证。而我费了最大力量的,是一部讲怕老婆的故事的书,叫做《醒世姻缘》,约有一百万字。我整整花了五年工夫,做了五万字的考证。也许有人要问,胡适这个人是不是发了疯呢?天下可做的学问很多,而且是学农的,为什么不做一点物理、化学有关科学方面的学问呢?为什么花多少年的工夫来考证《红楼梦》、《醒世姻缘》呢?我现在做一个坦白的自白,就是:我想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譬如讲《红楼梦》,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研究《水经注》是一样的。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我拿《水浒传》《醒世姻缘》《水经注》等书做学问的材料。拿一种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觉的养成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

  假设是人人可以提的。譬如有人提出骇人听闻的假设也无妨。假说是愈大胆愈好。但是提出一个假设,要想法子证实它。因此我们有了大胆假设以后,还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证。比如我考证《红楼梦》的时候,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我找到许多材料。我已经印出的本子,是已经改了多少次的本子。我先要考出曹雪芹于《红楼梦》以外有没有其他著作?他的朋友和同他同时代的人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著作?他的父亲、叔父们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记载?关于他一家四代五个人,尤其是关于他的祖父曹寅,有多少材料可以知道他那时候的地位?家里有多少钱,多么阔?是不是真正能够招待皇帝到四次?我把这些有关的证据都想法找了来,加以详密的分析,结果才得到一个比较认为满意的假设,认定曹雪芹写《红楼梦》,并不是什么微言大义;只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传——曹家的历史。我得到这一家四代五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帮助说明。当然,我的假设并不是说就完全正确;但至少可以在这里证明“小心求证”这个功夫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再举一个例来说明。方才我说的先是发生问题,然后是解决问题。要真正证明一个东西,才做研究。要假设一个比较最能满意的假设,来解决当初引起的问题。譬如方才说的《红楼梦》,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认为经过这一番的研究,经过这一番材料的收集,经过这一番把普通人不知道的材料用有系统的方法来表现出来,叙述出来,我认为我这个假设在许多假设当中,比较最能满意的解答“《红楼梦》说的是什么?有什么意思?”

  方才我提到一部小说,恐怕是诸位没有看过的,叫做《醒世姻缘》,差不多有一百万字,比《红楼梦》还长,可以说是中国旧小说中最长的。这部书讲一个怕老婆的故事。他讨了一个最可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种种方法打丈夫的父母朋友。她对于丈夫,甚至于一看见就生气;不但是打,有一次用熨斗里的红炭从她丈夫的官服圆领口倒了进去,几乎把他烧死;有一次用洗衣的棒槌打了他六百下,也几乎打死他。把这样一个怕老婆的故事叙述了一百万字以上,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呢?说这是前世的姻缘。书中一小半,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写前世的事。后半部是讲第二世的故事。在前世被虐待的人,是这世的虐待者。婚姻问题是前世的姻缘,没有法子解脱的。想解脱也解脱不了。结果只能念经做好事。在现代摩登时代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很迷信的故事。但是这部书是了不得的。用一种山东淄川的土话描写当时的人物是有一种诙谐的风趣的;描写荒年的情形更是历历如绘。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一部伟大的小说。

  我就提倡把这部书用新的标点符号标点出来,同书局商量翻印。写这本书的人是匿名,叫西周生。西周生究竟是什么人呢?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假设可以说是大胆的。(方才说的,我对于《红楼梦》的假设,可以说是小胆的假设。)我认为这部书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写的。我这个假设有什么证据呢?为什么引起我作这种假设呢?这个假设从哪里来的呢?平常的经验、知识、学问,都是给我们假设用的。我的证据是在《聊斋志异》上一篇题名《江城》的小说。这个故事的内容结构与《醒世姻缘》一样。不过《江城》是一个文言的短篇小说;《醒世姻缘》是白话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所描写的男主角所以怕老婆,是因为他前世曾经杀过一个仙狐,下一世仙狐就转变为一个女人做他的太太,变得凶狠可怕。《聊斋志异》里面的短篇《江城》所描写的,也是因为男主角杀过一个长生鼠,长生鼠也就转世变为女人来做他的太太,以报复前世的冤仇。这两个故事的结构太一样了,又同时出在山东淄川,所以我就假设西周生就是蒲松龄。

  我又用语言学的方法,把书里面许多方言找出来。运气很好,正巧那几年国内发现了蒲松龄的几部白话戏曲,尤其是长篇的戏曲,当中有一篇是将《江城》的故事编写成为白话戏曲的。我将这部戏曲里的方言找出来,和《醒世姻缘》里面的方言详细比较,有许多特别的字集成为一个字典,最后就证明《醒世姻缘》和《江城》的白话戏曲的作者是同一个小区域里的人。再用别的方法来证明那个时代的荒年;后来从历史的记载里得到同样的结论。考证完了以后,就有书店来商量印行,并排好了版。我因为想更确实一点,要书局等一等;一等就等了五年。到了第五年才印出来。当时傅先生很高兴——因为他是作者的同乡,都是山东人。我举这一个例,就是说明要大胆的假设,而单只假设还是不够的。后来我有一个在广西桂县的学生来了封信,告诉我说,这个话不但你说,从前已经有人说过了。乾隆时代的鲍廷博,他说留仙(蒲松龄)除了《聊斋志异》以外,还有一部《醒世姻缘》。因鲍廷博是刻书的,曾刻行《聊斋志异》。他说的话值得注意。我经过几年的间接证明,现在至少有个直接的方法帮助我证明了。

  我所以举这些例,把这些小说当成待解决的问题看,目的不过是要拿这些人人都知道的材料,来灌输介绍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要点,就是方才我说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经验的人遇到一个问题,当然要提出假设,假定的解决方法。最要紧的是还要经过一番小心的证实,或者否证它。如果你认为证据不充分,就宁肯悬而不决,不去下判断,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证很重要。

  时间很短促,最后我要引用台大故校长傅先生的一句口号,来结束这次讲演。他这句口号是在民国十七年开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两句名言,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两句话前一句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后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校长已经去世,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济之先生却还大为宣传这个口号,可见这的确是我们治学的人应该注意的。假设人人能提,最要紧的是能小心的求证;为了要小心的求证,就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今天讲的很浅近,尤其是在座有许多位文史系平常我最佩服的教授,还请他们多多指教。

  (1952年12月1日)

  第二讲 方法的自觉

  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上次我在台大讲治学方法的引论,意思说我们须把科学的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文史和社会科学方面。治学没有什么秘诀,有的话,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重证据。”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作为治学的方法。后来钱校长对我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钱校长以为这两句话应该有一种轻重的区别: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

  今天我讲治学方法第二讲:方法的自觉。单说方法是不够的;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错误,往往由于方法的不自觉。方法的自觉,就是方法的批评;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做科学实验室工作的人,比较没有危险,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有实验的结果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假设在某种条件之下应该产生某种结果;如果某种条件具备而不产生某种结果,就是假设的错误。他便毫不犹豫的检讨错误在什么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修正自己,这就是自觉。

  但我对钱校长说的话也有一点修正。做自然科学的人,做应用科学的人,学理、工、农、医的人,虽然养成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但是他们也还是人,并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类通有的错误。他们穿上了实验室的衣服,拿上了试验管、天平、显微镜,做科学实验的时候,的确是很严格的。但是出了实验室,他们穿上礼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换了一个态度;这个时候,他们就不一定能够保持实验室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一个科学家穿上礼拜堂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以科学史上很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奇先生(Sri Oliver Lodge)为例。他在物理学上占很多的地位;当他讨论到宗教信仰问题的时候,就完全把科学的一套丢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他谈到鬼的时候,就把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方法完全搁开。他要同鬼说话、同鬼见面。他的方法不严格了,思想也放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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