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 (5)

　　罗斯福总统两年前在芝加哥发表有名的演说，那篇演说辞在今日或许比当时更易了解。今日听来，似乎是篇预言：

　　世界不法行为的流行症正在蔓延中。

　　一个身体上的流行症蔓延时，社会赞成和参加防疫和隔离病人运动以保护社会人士的健康，并防止疫病的蔓延。

　　假如我们要有一个大家可以自由呼吸和毫无恐惧和亲睦相处的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同心协力支持和平可得安全保障的法律和原则。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同心协力反对那些毁坏条约的人，反对那些不顾人道，正在制造国际混乱和不安定的人，仅靠孤立和中立是无法阻止他们的。

　　要维护和平，必须要有积极的作为。

　　今日世界的问题还是罗斯福总统两年前所清楚看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开始就不仅仅是中日的问题，那一直都是“积极维护和平的作为”和“防疫隔离”国际混乱状态的问题。

　　所以今日要提出的题目是政治手腕是否可阻止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并以有效的方法但不诉之武力来重建正在摇摇欲坠的世界秩序吗？或者是否人类必须再经过一次血和炮火的洗礼后才能带来某种国际新秩序吗？

　　我们还要作战下去

　　十月与十一月可资纪念的节日很多，例如中国国庆日、欧战休战日、罗斯福总统芝加哥演讲周年、《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京集会两周年纪念等。在纪念这些节日时，我们免不了想到此等节日所纪念的事迹，尤其是目前远东冲突的问题。吾人必须解决其根本的问题才能满意地解决此项远东冲突的问题。

　　两年前在这个城市我曾在演讲时指出远东问题背后的两个冲突：（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国家主义合理的希望之冲突；（二）日本军国主义与一个世界新秩序的道德限制之冲突。今日我仍旧相信这两个冲突的正确性，可是我现在认为这两个冲突是密切相关连的。

　　要认识这些问题的密切关系，我们必须远溯数十年前的历史。今天七大强国之三：德、意、日，在一八七零年左右获得内部的团结，并开始参加殖民帝国之列，他们三国在参加时已经太迟，所以自称为“没有”的国家，而意图在李普曼所谓“外交赌注”的地区遂行其扩展活动。该等地区广袤庞大，资源丰富，但政府懦弱，无法抗拒外来的侵略。这些“外交赌注”的地区包括非洲、阿拉伯、波斯、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和中国。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弱肉强食”的原则十分猖獗。

　　国际战火是这些帝国主义的争夺所引起的。事实上一九零零年在中国就爆发了一次八国联军（其中包括美日两国）的国际战争。八国联军攻陷塘沽占领北京，同时沙皇的俄军涌入满洲。各国瓜分中国呼声震天价响，那时为分赃不均而可能发生世界大战之危险很大。

　　在刚要转入二十世纪时之远东国际战争的危险终于为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所扭转过来。在拳匪之乱时，由于美国坚主中国门户开放，英国支持该项主张，使具有更大侵略性的俄、德、日有所顾忌，稍敛凶焰。结果联军签订和约，把军队撤出中国。中国于是获救，免于沦丧之祸。

　　于是远东秩序奠基于门户开放政策。一切有关中国的条约均加入此一政策的考虑。

　　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所列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十分明确。其第一条所述各款如下：

　　（一）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 (1)

　　（二）给中国以充足和不受妨碍的机会来发展和维持一个有效和安定的政府；

　　（三）各签字国利用他们的势力来建立和维持在中国领土上各国工商机会均等的原则；

　　（四）不得利用中国情况乘机获取有害于友邦公民利益之特权，不得鼓动不利于各该友邦安全之活动。

　　由此看来，门户开放主义不仅是经济政策，而且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原则。诸如尊重中国主权的完整和给予充分发展一个有效和安定政府的机会等，就可以说明其政治的含义。而且工商机会也是依靠中国政治安定、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而实施的。

　　于是远东国际秩序自然而然成为战后世界新秩序的一部分。不但国联，而且一切理想主义的条约也均支持该一新秩序。也就是为了这个新秩序，才使中国在本世纪最初的三十年得以免受侵略，使中国得以渐次发展一个有效与安定政府，特别是两次革命（1911～12；1926～27）的成功。一九二七年后，中国向全世界证明她具有发展和维持一个现代化政府的能力。全国也逐渐统一团结。

　　可是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不幸却不为其邻邦日本之所喜。日本军人尤其是少壮派老早就认为日本有统治东亚甚至全世界的神圣任务。他们不容许中国统一团结起来，现代化起来。于是决定在中国获得安定和强盛之前要粉碎国家主义的中国。所以八年前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夜里，沈阳的日军制造“沈阳事件”，几个月后日军占领了满洲三省的大部分土地。

　　可是日军侵占中国领土，免不了同时毁坏了远东和世界的新秩序，因为按照新秩序的原则，各国应尊重和保证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中国曾向国联与《九国公约》签字国家申诉。可是当时全世界都没准备制裁侵略以维护世界新秩序。国联仅发表声明和建议，而该声明等于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利，而其和平解决中日纠纷的建议也未为日本接受。

　　日本脱离国联时候，有位德国部长在日内瓦向日本代表说：“我们认为贵国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我们感谢贵国所创立的先例。”所以其他侵略的国家在东非与欧洲步日本的后尘，并都在侵略上获得成功。

　　这个花费了八百五十万条生命、两千亿元才建立起来，使战后的世界享受十多年的世界秩序渐次破坏，并在两个月前爆发的欧洲战争时完全瓦解。事实上世界新秩序在最初日本侵略满洲时未能支持其本身的原则就注定崩溃的命运。这就是中日战争基本的关键。日本极不愿见中国兴盛起来。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破坏了世界新秩序，并建立了“东亚新秩序”，这种新秩序，阿本德（Hallett Abend）适当地称为“东亚新混乱”。

　　日本在中国挑起战争先后八年之久，最近公开和继续下去的战争也进行了二十八个月之久。中国抗战决心的坚定是不需要我向列位同情和开明的人赘述的。这次战争非到中国获得公平和荣耀的和平是不会终止的。

　　我也不需要向列位赘述敌人泥足愈陷愈深，急想结束他们所谓“中国事件”，因为即使没有前线的接触，日军每日都要损失一千人，而其黄金储存量两年来也大为耗损。

　　在欧洲战争进行的这个时候，很多美国朋友认为远东和平可以很快就结束了。李普曼说“半个世界迈向和平”。《亚洲杂志》编辑华尔许（Richard J．Walsh）写着说“和平必定始于东方”。

　　但是我希望向这些朋友说，我看不出有早获和平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他们的侵略还没有悔意，因为到现在日本国内外还没有一个力量可使这些军国主义者恢复理智，和逼他们接受公平和持久的和平。

　　一个公平和持久的和平必须要符合下列基本的条件：

　　（一）必须符合中国人民所要求的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强盛的国家；

　　（二）结果不得使利用暴力公开违反国际法和条约义务者获取领土和经济的利益。

　　（三）必须恢复和加强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使公平和有秩序的国际关系得以伸张并使类似的侵略战争不再发生。

　　我重述一次：这样一个公平和持久的和平目前尚未露出曙光，所以我的人民还会照样坚定作战下去，一直战到上述的和平能够达成为止。

　　国际大家庭

　　今日为第廿一届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纪念日，对于一切爱好和平和国际秩序的人士，今日将必是一个伤心的节日。东亚大战已进行了廿八个月，欧洲渐发展为重大的战争迄今也已有七十天了，而战后秩序的伟大象征国联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效用。

　　为过去的失败与错误而哀悼是没有多少用处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但是从过去的失败获得教训，倒是十分有用的。这个教训当有可利于梦想和创造未来的人。

　　两周以前英驻美大使洛辛侯爵说，“和平可由裁军获得，但大规模裁军需要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持法律，特别是要对付国际的匪徒。”

　　洛辛爵士由最近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的历史获得最重大的教训。未来的联合国必须是一个“强制执行维持和平的联盟”；一个无法强制执行和平的国际组织是虚渺和不切实际的。

　　我认为一些原则以便于实施这个基本观念是必要的。

　　第一，未来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各国确切的许诺，而不是在虚渺的抽象观念上。例如一九三九年英法对波兰、罗马尼亚与希腊的保证就是确切的许诺。而巴黎的《凯洛格—勃莱思公约》即是虚渺的抽象观念。列登伯爵曾说过：“一个国家的许诺越大越确切，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少。”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似是而非，可是广义的说却是实在的。他引述门罗主义就是一个确切许诺的例子。

　　第二，古老的各国间形式上平等的观念必须辅以分等级负责任的原则，即按照各国能力、兵力、地理或战略地位分等级负担责任是荒谬的。

　　第三，由分担责任观念可推广至地区领导与合作的原则。国联致命的错误所在就是它不能有效的执行职责，甚至把它的范围缩小为欧洲国联却无法执行职责。一碰到某地区发生重大的冲突，国联就感到缺乏一个地区组织来有效执行其职责。我所建议的地区领导与合作可由美国在西半球所执行的历史任务作为例证。未来的联合国应当是欧洲联盟、美洲会议、英国国协、太平洋会议、西部与西南亚各国会议等等的地区组织的超级联盟。

　　一个有确切约束和作为的各国和各国际集团分担职责的地区联盟与联合体的联合国，是我所要向一切梦想建立一个更有效、更好的世界秩序的人提出与希望他们予以慎重考虑的。

　　伟大的同情心

　　我们今晚在此聚会，不是纪念中国的抗战，而是表现美国人士助华的一种纯粹高尚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早已在援华机关团体工作上表现出来了。医药助华会暨赈华会，今晚所开的大会，是美国人士助华热烈同情的继续表现。贵会等过去努力热心，奔走呼号，劝募巨款，购办药品和运输用具，不仅加惠难民，而且间接增加中国抗战力量。这是中国政府人民和我个人所万分感激的。

　　三年前，我从纽约旅行到了西部，路过加拿大，沿途经过不少地方，使我发生了不少感想，加拿大和美国人民，对中国难民是有真正同情心的。让我来说点事实做证明。有一天，我在华盛顿省司卜更城一个饭店吃饭，吃完了有一个穿白色制服的茶房来到我面前，给我三块美金，笑脸说道：“大使先生，这是我一点小小贡献，请你收下，代我救济中国难民吧！”这种举动，不是真正同情心的表现么！

　　一月前，我的邻居巴美莉太太送一封信来，里面附了两张支票，共美金一千元：一张是给美国医药助学会，一张是给蒋夫人的，请他们代为救济中国难民。两天之后，我把“希望之书”送去请她签名，不幸当晚她竟与世长辞！那知道她的签字，就是她的遗笔呢！这种举动，不是真正同情心的表现么！

　　晚近成了一种风尚，一部分人好以经济的动力和经济动机解释历史。譬如美国参加第一次欧战，据这一派的解释，完全是因为美国经济财政的原因和动机。跟着这种思想和解释，就产生了许多新立法，禁止任何交战国家（除了南美洲以外）获得美国财政上的协助。他们以为从此美国就可不再卷入外国战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