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 (9)

　　由于这个时期在学术、哲学上的成就，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观念与理想，也就随而产生。有关中国民主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可以从下面数例中，见其大要。

　　第一，是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治术为最高政治形态。老子和他的门人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使人民几乎不知有政府的存在；而最坏的政治，是人民畏惧政府。所以他主张：“一切听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第二，是墨家的兼爱精神。墨子主张“非攻”；他一生的精力，都致力于传布“博爱”及“国际间和平相处”的道理，这些道理他称为是上天的意旨。

　　第三，是本着“人皆可教”的原则，产生了社会不分阶级的理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及“有教无类”。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四，中国具有言论自由及政治上采纳坦诚谏奏的悠久传统。远在纪元前八世纪时，有一位政治家曾留下这样一段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孝经》中引有孔子一段话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第五，是人民在国家中占极重要地位。人民反抗暴政，乃天经地义的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的民主思想，说明人民可以抗暴，更可以诛戮暴君。

　　第六，是均产的社会思想。孔子说：“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

　　以上是中国所以爱好和平与重视民主的一些理论性的、哲学性的基础。这些观念与理想，是在纪元前三世纪，中国第一个学术成熟时期发轫于我们的先圣先贤，而且代代相传到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莫尔（A.w.Hllmmel）是我的一位好友。他对中国民主思想，曾对孟子的民主学说，表示以下的意见：“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体制下，不但革命的论调能够存在，而那些含有革命思想的书籍，竟又用来作为考选政府官吏的依据，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思想，也能在两千一百年的帝国制度下，一一付诸实施。

　　（一）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竟然形成和平与无为而治的政治作风。纪元前二世纪，大帝国的版图，和今天中国的版图的广袤几乎一样大小。在通信交通不像今日这么发达的当时，要想统治这样广大的国域，真是谈何容易。那时的始皇帝，想以军国主义与极权领导统治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帝国，可是不出十五年时间，就遭到了为革命推翻的悲惨命运。继之而来的，是中国的第二大帝国——汉朝，统治了四百年之久。汉朝政治家，由于历史教训的利益，决定建立一个和平统治的王朝，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付诸实施，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统一帝国生活的种种权益，而不受政府过分的干涉。

　　由于汉朝长期无为而治的文人政治制度实施的成功，以后各代，也大都相沿推行。

　　在上述期间，因为中国没有强大邻国侵犯，所以和平与军备裁减的实现并无困难。当时虽有好战的游牧民族为患，然而尚不足以使中国走上扩充军备与军国主义的道路。所以无论就政治、哲学、宗教或文学而论，均视战争为大忌。

　　个人自由与地方自治精神，更是和平与无为政风下必然的产物。所以，中国政治一贯的特色，是被治理者个人主义的充分表现。他们尽量避免政府的控制，和常常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下面的一首民歌，便是最好的例证：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民主思想，不是采用无为而治的政风，是不可能产生的。

　　（二）由于封建社会早已废弃，长子继承权（宗法）制度也就随之消失。汉代财产继承的政策，是各子平均分配，而且不分贵族、平民，都已习为风尚。任何富户，经三代分产之后，便已不复存在。所以，经过两千一百年的均产之后，逐渐形成今天社会结构的民主化。

　　（三）两千年来的科举制度，更进一步使中国社会民主化。科举制度起源于对儒学人才的需求。孔、孟儒学中的语言，虽然已经不是当时流行的口语，但却是官方上下来往的文件与学术著作的标准语言。后来教育逐渐普及，科举制度日益完备，取才对象的限制，也就日益放宽，科举也就成了谋求显达的唯一合法的、而且光荣的途径。由于限制放宽，贫苦子弟也可以逐步晋升到卿相的地位。后来考试范围大都限于“四书”，更给予有志的贫苦青年子弟接受儒学教育与中举的机会。科举制度的建立，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理想的具体实现。

　　（四）长子继承（宗法）制度的及早废除和公开科举取士制度的实施，是中国人争取平等的奋斗；而监察制度的实施，又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奋斗。中国在上古时代，即有监察制度的实施。负责监察的大臣，往往不顾专制君主的愤怒，直言进谏。后来不但御史台可以谏奏，凡是有头衔的官吏都享有这种谏奏的权利。因此演变出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最昏庸的国君，对直谏的臣子，也不敢严加处分。国君对谏奏的容忍，一向都被认为是一种最高的美德。那些因为谏奏而遭到严刑重罚，或被暴君处死的忠臣，一向被尊崇为维护人民利益、反对暴虐统治的英烈之士。

　　（五）最足以表现中国人积极争取自由的一面，是学术生活和传统。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呈现出独立思想和大胆怀疑的精神。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中国的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就是在这个“合理怀疑”的伟大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公元一世纪时的王充，对当时所有宗教思想与玄学观念，曾以高度的科学方法，站在哲学的观点，大胆的加以批评。于是这种批评精神，使中国从中世纪风行一时的释、道二教中解放出来。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样充满了独立思想与批评、怀疑的态度。譬如对孔学典籍的批评，很久以前就已蔚为风气。凡经学者证明为伪冒或篡改的卷册、章节，不管世人如何重视，都能毫不犹豫的加以驳斥。这种自由批评的风气，到九世纪后期，更加显著。于是自由派学者对一切主要孔学典籍，均抱有丝毫不苟的疑问态度。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也接受了这种怀疑和批评精神的洗礼，而具有怀疑与批评的特性。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领导人物，几乎都曾对民族文化遗产作过批评性的研究；而且对每一方面的问题，都当仁不让的予以检查及怀疑和严厉的批评。因此，无论宗教、君主政体、婚姻及家庭制度，以至于圣贤本身，都在评论之列，以确定其在新时代、新世界中的存在价值。

　　这里要请诸位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国这种学术上的自由批评精神，不是舶来品，而是固有的。去年，在我问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时，我曾向该馆当局指出：这些资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个老式大学（龙门书院）中研究时使用的。其中每页都用红色印刷体记载如下的字样：学生首先须学会以怀疑的精神来研讨课程……哲学家张载（纪元1020～1077）曾说：“于不疑处有疑，则学进矣。”

　　这种自由批评与怀疑的精神，使我们推翻了君主专制，废弃了教育与文学上纯以文言为工具的传统，而为今日中国带来了一个政治与社会革命，及文化复兴的新时代。

　　三

　　再看日本历史，那真有天壤之别！

　　日本历史，在政治组织上，一直是极权统治；在学术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军事化训练；其抱负，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

　　日本历史上的极权独裁政治，是它国内外观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历史权威乔治?森荪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说：

　　约自一六一五年起，日本即在寡头政治统治之下。统治的方法，多与现在极权国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征是：统治者自选干部；压制某些阶级，使其无所作为；限制个人的自由；厉行节约；多方垄断；各种检查；秘密警察；及“个人为国家而存在”的教条。至一八六八年，这一政权虽被推翻，但继起而代的，并不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政府，而是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因而奠定了日本极权主义特质永恒不变的基础。

　　曾于一九四零年九月起草并签署《轴心国联盟条约》的前日本驻罗马大使白鸟（Shiratori），对日本历史的评论，比森荪爵士更为露骨。他说：“过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长的基本原则，就是极权主义。”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轴心国，而且把这种做法视为它一贯的国策，是有其历史背景，并非偶然的。

　　其二，是关于日本愚民政策的诸多记载。也就是在学术上，对传统与权威的无条件接受。日本学者，对某些神话、传说，是不容许存有怀疑态度的。譬如日本皇室与贵族衣钵相传的神圣性，太阳女神，纪元前六零六年二月十一日为日本帝国开国日（或称为大神传下镜子、宝石、宝剑三件圣宝的帝国的创建日）。

　　日本帝国大学教授TelsujiroInoue（井上哲次郎）在他的一部代表作中，大胆的表示了他对伊势神宫（Ise）中三件圣宝的看法。他认为上述传统的说法，有待研究。这位井上博士这一点轻微的存疑，闯下了数年遭受迫害的大祸。他被逐出帝国大学，在暴众的围攻下，打得一目失明。但是没有一位学人敢于挺身而出，为他的遭遇、或为他的科学怀疑精神加以辩护。

　　自然，在学术独裁与暴力把持的气氛下，不但危险思想要受到查禁，所有其他思想也都被认为是有危险的成分。

　　其三，是上述历史传统，说明了日本所以迅速发展成为一等武力强国的原因，揭穿了历史上最大的迷惑：何以在所有非欧洲国家中，唯有日本能吸收西方文明，在军事上独占鳌头？而中国、印度、波斯（伊朗）、高丽、越南、暹罗，又何以不能？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军事化，乃是因为它的统治阶级——大名和武士——是在军国主义传统的教育、训练中熏陶出来的。而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又是全国上下积极效法的榜样。

　　（一）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 (5)

　　因此，日本在短短数十年间，培育成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傲视一切非欧洲国家，自亦不是偶然的事了。

　　其四，是上述历史传统，也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一贯政策。五百年来，日本的国策与理想，不外是向大陆扩张与征服世界。

　　三百五十多年前（1590），日本中古时代的英雄丰臣秀吉（Hideyoshi），曾致书中、韩、菲、印、琉球，说明他征服世界的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现在我将他致高丽国王书信的译文，引述一部分如下：

　　日本帝国大将丰臣秀吉，致高丽国王陛下

　　……秀吉虽出身寒门，然家母孕育秀吉之夜，曾梦日入怀中。相士释梦，预言秀吉命中注定，世界各地，阳光照射之处，均将为我统治……天意所示如此，逆我者皆已灭亡。我军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今我日本帝国，已臻和平繁荣之境……然我不以于出生之地安度余年为足，而欲越山跨海，进军中国，使其人民为我所化，国土为我所有，千年万世，永享我帝国护佑之恩……故当我进军中国之时，希国王陛下率军来归，共图大业……

　　高丽对该书，并未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秀吉遂在一五九二年初，派遣三十万五千大军，渡海经高丽侵略中国。此一师出无名的战争，历时七年之久，后因秀吉死亡，始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