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1)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

　　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k Henry在1755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我说，我记得是有的，但一时记不清是谁说的了。

　　我记得是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困学纪闻》。今年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学纪闻》，昨天检得卷十七有这一条：

　　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历九八九年死在一○五二年，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灵乌赋》答梅圣俞的《灵乌赋》，大概是在景佑三年（1036）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这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

　　梅圣俞名尧臣，生在西历一○○三年，死在一○六一年。他的集中有《灵乌赋》。原是寄给范仲淹的，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赋中有这句子：

　　凤不时而鸣，

　　乌哑哑兮招唾骂于里闾。

　　乌兮，事将乖而献忠，

　　人反谓尔多凶。……

　　胡不若凤之时鸣，

　　人不怪兮不惊！……

　　乌兮，尔可，

　　吾今语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误）听。

　　结尔舌兮钤尔喙，

　　尔饮啄兮尔自遂，

　　同翱翔兮八九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来城头无尔累。

　　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圣俞后来不知因何事很怨恨范文正，又有“灵乌后赋”，说他“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远己不称，昵己则誉。”集中又有《谕乌诗》，说，“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己，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长段丑诋的话，好像也是骂范文正的。这似是圣俞传记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没有注意到。）

　　范仲淹作《灵乌赋》，有自序说：

　　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因为这篇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所以我多摘抄几句：

　　灵乌，灵乌，

　　尔之为禽兮何不高飞而远翥？

　　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

　　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

　　徒悔焉而亡路。

　　彼哑哑兮如诉，

　　请臆对而忍谕：

　　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

　　我有质兮虑天地之覆露。

　　长慈母之危巢，

　　托主人之佳树。……

　　母之鞠兮孔艰，

　　主之仁兮则安。

　　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

　　眷高柯兮欲去君而盘桓。

　　思报之意，厥声或异：

　　忧于未形，恐于未炽。

　　知我者谓吉之先，

　　不知我者谓凶之类。

　　故告之则反灾于身，

　　不告之则稔祸于人。

　　主恩或忘，我怀靡臧。

　　虽死而告，为凶之防。

　　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

　　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

　　天听甚迩，人言曷病！

　　被希声之凤皇，

　　亦见讥于楚狂。

　　彼不世之麒麟，

　　亦见伤于鲁人。

　　凤岂以讥而不灵？

　　麟岂以伤而不仁？

　　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

　　焚而可变，孰为英琼？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不学太仓之鼠兮，

　　何必仁为，丰食而肥？

　　仓苟竭兮，吾将安归！

　　又不学荒城之狐兮，

　　何必义为，深穴而威？

　　城苟圯兮，吾将畴依！

　　……

　　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

　　爱于主兮自天。

　　人有言兮是然。

　　人无言兮是然。

　　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

　　赋中“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两句，范公在十年后（1046），在他最后被贬谪之后一年，作《岳阳楼记》，充分发挥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当前此三年（1043）他同韩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时期，宋仁宗有手诏，要他们“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仲淹有《答手诏条陈十事》，引论里说：

　　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这是他在那所谓“庆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贡举”一事，他说：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谓救弊之术无乃后时？臣谓四海尚完，朝谋而夕行，庶乎可济。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乱哉？……

　　这是在中原沦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这就是范仲淹说的“忧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就是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本文是胡适1954年9月3日在纽约所作的读书笔记。载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国》第十二卷第7期）

　　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生日纪念

　　我很感谢“美国之音”邀我参加林肯总统的一百五十年大庆典。

　　我是一九四六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国民大会的一个代表，我想说一个故事，让我的美国朋友们知道林肯的思想怎样会变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平常说，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美国林肯总统的三句话是相通的，林肯说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当时还没有适当的翻译。中山先生自己的翻译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说，他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有”，民权主义就是“民治”，民生主义就是“民享”。

　　孙中山先生死在一九二五年。他死后二十一年，这些思想就概括在《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一条里，这一条的全文是：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所以我们可以说，林肯的盖梯斯堡演说的一部分，现在用孙中山先生自己翻译的文字，永远生存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对林肯表示的最高的崇敬。

　　今天我们庆祝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纪念，正当全世界的危机时期，我们不能不感觉林肯的生平事业对我们有一种新的意义。

　　这种新的意义就是：林肯当日面临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分裂林肯的国家的，是一种把人作奴隶的制度。分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是一种把人作奴隶的新制度。

　　在一百年前，林肯曾宣言：

　　一个自己分裂的家庭是站不住的。

　　我相信，在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状态，这个政府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将来总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隶，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林肯本人是反对奴隶制度的，他相信一切的人，在无论什么地方，都应该自由。

　　但他也是一个搞实际政治的政治家，所以他总不免有一种希望，——一种无可奈何的希望：他总希望反对奴隶制度的人们能够“限制这种制度的推广”，能够“把这种制度认作一种不可再推广的罪恶，但是因为这种制度确已存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只好容忍他，保护他”。

　　他这种希望，若用近几年流行的名词来说，可以叫作“围堵”和“共存”的政策（The policy of“Containment”and“Co-existence”）。

　　但是林肯没有机会可以实行他的“围堵奴隶制度”的政策。从他被选作美国大总统，到他就职，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已有七个南方的邦宣告脱离联邦国家了，他们已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且把独立各邦境内多数炮台也占领了。

　　林肯就总统职之后三十九天，战争就爆发了，——那个可怕的战争一直延长到四年之久。

　　林肯总统迟疑了一年半，方才颁布他的释放南方各邦境内全部黑奴的命令。最后的解放黑奴命令是一八六三年元旦颁布的。

　　当他迟疑未决的时期，他在一封信里曾说：

　　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救这个联邦国家。……如果不解放一个奴隶而可以救国，我要干的。如果解放全部奴隶而可以救国，我也要干的。……

　　当时战事的延长扩大，使他不能不承认释放奴隶的命令不但是道德上的必要，并且是军事上的必要。

　　直到今天，全世界最不忘记的、最崇敬的林肯，就是那位伟大的奴隶解放者林肯。

　　我们现在纪念林肯的生日，我们很自然的都回想到他在一百年前说的那几句富有预言意味的话：

　　我相信，在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状态，这个政府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将来总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隶，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林肯在一百年前说的这几句话，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得着同情的响应，正因为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一种新起的、更残酷的奴役人们的身体与精神的奴隶制度，——这种新起的奴隶制度已经把一个很大部分的人类都变作了奴隶，并且还在很严重的威胁着整个世界。

　　我们在“自由中国”的人，在自由世界的人，都常常忍不住要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世界能够长久存在吗？

　　这个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世界究竟还能够存在多少时间呢？

　　我们还要问：

　　是不是将来总会有一天，——正如林肯在一百年前悬想的将来总会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隶，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我相信，这是林肯在今天给我们的新意义。

　　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九日

　　（本文又题《纪念林肯的新意义》，是胡适于1959年1月29日应“美国之音”之邀，在台北美国新闻处的讲话录音稿。载同年2月16日《自由中国》第20卷第4期）

　　新生活

　　哪样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我想来想去，只有一句话。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听了，必定要问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说一两件实在的事情做个样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前天你没有事做，闲的不耐烦了，你跑到街上一个小酒店里，打了四两白干，喝完了，又要四两，再添上四两。喝的大醉了，同张大哥吵了一回嘴，几乎打起架来。后来李四哥来把你拉开，你气忿忿的又要了四两白干，喝的人事不知，幸亏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儿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诉你，你懊悔的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儿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呢？可不是糊涂吗？”

　　你赶上张大哥家去，作了许多揖，赔了许多不是，自己怪自己糊涂，请张大哥大量包涵。正说时，李四哥也来了，王三哥也来了。他们三缺一，要你陪他们打牌。

　　你坐下来，打了十二圈牌，输了一百多吊钱。你回得家来，大嫂子怪你不该赌博，你又懊悔的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呵，我为什么要陪他们打牌呢？可不是糊涂吗？”

　　诸位，像这样子的生活，叫做糊涂生活，糊涂生活便是没有意思的生活。你做完了这种生活，回头一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你自己也回不出究竟为什么。

　　诸位，凡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是没有意思的生活。

　　反过来说，凡是自己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

　　生活的“为什么”，就是生活的意思。

　　人同畜牲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你到万牲园里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摆来摆去不肯歇，那就是没有意思的生活。我们做了人，应该不要学那些畜牲的生活。畜牲的生活只是糊涂，只是胡混，只是不晓得自己为什么如此做。一个人做的事应该件件事问得出一个“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为什么不干那个？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希望中国人都能做这种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渐渐的做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

　　诸位，千万不要说“为什么”这三个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打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不把辫子剪了？为什么不把大姑娘的小脚放了？

　　为什么大嫂子脸上搽那么多的脂粉？为什么出棺材要用那么多叫花子？为什么娶媳妇也要用那么多叫花子？为什么骂人要骂他的爹妈？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你试办一两天，你就会觉得这三个字的趣味真是无穷无尽，这三个字的功用也无穷无尽。

　　诸位，我们恭恭敬敬的请你们来试试这种新生活。

　　道德教育

　　究竟什么叫做道德？

　　诸位都曾读过韩愈的《原道》，他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这话怎么讲呢？其实他对于这四个字，只有“博爱之谓仁”勉强可算是有内容的定义。“行而宜之”岂不也是很空泛的虚位吗？况且我们读《论语》的人，看孔丘说“仁”字有许多种的说法；墨翟主张兼爱，孟轲不但不赞他为“仁”，还要骂他是禽兽。其实兼爱与博爱有何不同？由此看来，“仁”字也是一种虚位了。所以我们觉得韩愈应该说：“仁义道德都是虚位，都不是定名。”我们现在可以借用韩愈的话头来下道德的“虚位”的定义：

　　由是而之焉，而宜之，之谓道。

　　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翻成白话，就是：

　　正当的行为，就叫做道。

　　正当行为的结果，成了个人的正当品格，不须勉强，自然出来，就叫做德。

　　那么，我们又要问：怎么样才是“正当”呢？这两字最难说。我们要晓得，道德是变迁的，是随时随地变迁的。今日的正当，未必是千百年前的正当。这里的正当，未必是那里的正当。比如说谎是不正当的，然而我们又说“兵不厌诈”；有时你的朋友病危的时候，他家中死了人，你定要瞒着他；有时小孩子不肯吃药，你定要哄他是糖。有时戏园对面失火，园主人若老实说火起了，看客一定纷纷逃走，挤死跌死；园主人只从从容容地走出台前，说，“今天谭老板病倒了，不能登台，明天补唱。”大家慢慢散出，才知道园主人说谎救人，然而大家决不怪他说谎的。又如杀人是不正当的，但是我们何以又称颂那许多暗杀的烈士呢？又如造反向来叫做叛逆的行为，是不正当的；现在我们叫他做革命，便觉得正当了。又如放火是不正当的，但是前三年北京学生放火烧曹汝霖的房子，我们总觉得一种痛快；又如前几年东三省防疫的医官为防止传染起见，烧了许多染疫的房屋与街道，我们也觉得他是正当的。又如喝酒，陶潜、李白、杜甫一班诗人多把酒醉看做解忧除闷的圣品。会喝酒的叫做“酒仙”、“酒圣”；“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但是现在西洋有许多文明国家，竟把酒完全禁止了。又如鸦片烟在十几年前是敬客的上品，现在是犯罪的禁品了。又如男娼，乾隆嘉庆时代的状元、宰相公然承认这是“韵事”，诗人作歌称赞男妓，小说家作小说称赞小旦。但是十年来这种风俗也禁绝了。最可注意的是，五十年前曾国藩、左宗棠是中兴的大功臣，五十年后便有许多人骂他们是汉族的罪人了。二十年前康有为对清室是“逆臣”，对国人是维新的领袖；二十年后康有为对清室是“忠臣”，对国人是守旧的复辟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