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宗教的缺点之一是它的个人主义，并且这个缺点也属于与其相关的道德。从传统上看，宗教生活似曾是灵魂与上帝之间的对话。那时，遵从上帝的意志便是美德，这是个人可以做到的，完全不必考虑社会的情况。新教徒发展了“信教”的观念，这常见于基督教的教义中。这种独立灵魂的个人主义在历史的某些阶段曾有其价值，但在当代社会，我们所需要的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幸福观。在本章中，我打算讨论一下这种个人主义是如何影响我们关于美好人生的观念的。
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完全失去政权的人们当中，他们的民族国家业已灭亡，并被归入一个非个人的庞大集合体。在公元的头三个世纪中，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人无法改变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虽然他们深知那制度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接受这样的一种信念，就是个人在一个不完善的世界里是可能完善的，而美好的人生则与这个世界毫无关系。我的意思若与柏拉图的共和国进行比较即可明白。当柏拉图想描述美好的人生时，他描述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个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明确正义，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社会观。他已习惯于共和国的公民义务，政治责任被他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希腊式的自由丧失后，禁欲主义随之兴起，它对美好人生具有个人主义的观念，这一点很像基督教，而不像柏拉图的学说。
我们属于伟大的民主时代，应当在自由的雅典找到一种比在专制的罗马帝国所找到的更为适当的道德。印度的政治状况与基督时代犹太的状况很相似，在那里我们发现甘地在宣传一种很像基督的道德，并因此而受到彼拉多的业已基督教化的继承者的猛烈抨击。但是较极端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不满足于个人的拯救，他们渴望民族的拯救。于是，他们开始探求西方的自由民主。我想指出，从几个方面来看，他们的探求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尚缺少足够的勇气与自觉性，并且还受到个人拯救的信念的阻碍。
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的人生需要许多社会条件，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说过，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的。所需要的知识只有在政府或富豪致力于它的发现与传播的地方才会存在。例如，癌症的扩散是令人恐怖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由于缺少知识，目前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这种知识若不通过拥有基金的研究，是不大可能获得的。再如，科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的知识应当是所有想得到它的人都能得到的，这需要政府当局的精心安排，而不是通过改变宗教信仰的方式所能奏效的。还有对外贸易，少了它，一半英国人都会饿死，如果我们饿着肚子，就很少有人能享受美好人生了。无需再举更多的例子，那重要之点是，人生确有好坏之分，世界是一个统一体，那些自命能独立生存的人不过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寄生物。
个人拯救的观念是早期基督教徒为其政治屈从做自我安慰用的，一旦我们摆脱了有关美好人生的非常狭隘的观念，个人拯救的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了。按照正统的基督教观念，美好的人生是有道德的人生，道德即是遵从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意志是通过良心的声音启示给每一个人的。这整个观念是，人们的观念应服从于外来的独断。除了道德，美好的人生还包括许多别的东西，例如智慧。良心是最靠不住的向导，因为它是由儿时听到的训导的模糊回忆构成的，所以它决不会比它的保姆或母亲更高明。要过上最完全意义上的美好生活，一个人必须有良好的教育、朋友、爱情、孩子（如果他想要的话），以及确保他不致贫穷和忧虑的足够收入、健康和不感觉乏味的工作。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社会，并为政治事件所帮助或阻碍。美好的人生只能存在于美好的社会中，否则不可能十全十美。
这是贵族理想的根本缺陷所在。某些好的东西，如艺术、科学和友谊，的确能在贵族社会昌盛起来。它们曾存在于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希腊，它们也存在于以剥削为根据的当代。但是，表现为同情或仁慈的爱，在贵族社会里却不能自由存在。贵族深信，奴隶或无产者或有色人种是下等人，他们受苦是理所当然的。当前，斯文的英国绅士鞭打非洲人如此之狠，以致于他们经过数小时难以言喻的极度痛苦之后便死去。即使这些绅士受过良好教育、懂艺术、善谈吐，我仍不能承认他们有美好的人生。人性所给予的同情固然是有一定限度的，但决不是目前这种限度。在一个提倡民主的社会里，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做。贵族理想中所含有的同情限度便是对它的谴责。拯救是一种贵族的理想，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因此，个人拯救的观念无论怎样解释和扩展，都不能作为美好人生的定义。
拯救的另一特点是，它产生于一种突变，有如圣保罗的转变。雪莱的诗可以作为这种观念应用到社会的例子，当每个人都得到改造，“无政府主义者”统统消失，“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刻便会到来。人们也许会说，诗人算不上大人物，诗人的思想是不重要的。但我相信，绝大多数革命领袖都是具有极其类似雪莱那样的思想。他们认为，苦难、残忍和腐败都应归咎于暴君或僧侣或资本家或德国人，如果这些祸根被铲除，人心就会普遍转变，于是我们便能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由于持有这种信念，他们便热衷于实行“以战争消灭战争”。较为幸运的是那些遭到失败或死亡的人；那些不幸获胜的人都变得愤世嫉俗或悲观失望，因为他们的一切热望统统成了泡影。他们产生这些希望的根源是这样一种基督教教义，即突变是得救之路。
我并非想说革命是永不需要的，但我要说它不是到达太平盛世的捷径。实现美好的人生，无论个人的或社会的，都是没有捷径的。要拥有美好的人生，我们必须拥有智慧、自制和同情。这是一个数量的问题，一个逐渐改良、早期训练、教育实验的问题。促使人们相信骤然改良之可能的，只是急躁情绪而已。可能的逐渐改良和使其实现的方法，是未来科学的事情。但有些东西是现在可以说的部分，我将在最后一章里试着论述。
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的犹太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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