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中，恐惧心理所占的位置要大于希望，他们心中想的更多的是深怕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而对于他们生活中以及他们所接触的其他人的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快乐，相比之下，就想得少了。
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有些人的生活，对自己对朋友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有益的，这些人得到希望的鼓舞和欢乐的帮助。他们知道世间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使这些事情成为现实。在私人关系上，他们不是唯恐失去人们的爱戴和尊敬，而是全心全意地爱戴和尊敬别人，相信不必乞求，报答自然会来到。在工作中，他们不是常常去妒忌竞争者，而是关心那些要做的实事。在政治上，他们不为维护本阶级、本国家的不公正的特权而浪费时间和精力，他们的目标是使世界增添幸福、减少残酷，使贪婪敌对团体的战争日益减少，使不受压制、能自由成长的人日益增加。
生活中有了这种精神——意在创造而非索取的精神，那么就会有一种根本的快乐，即不会被逆境所完全掠夺的快乐。这种生活方式就是福音书中以及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传道士所提倡的。那些找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就会从恐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不受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的压制的。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排除困难、赶走怯懦而拿出勇气、擦亮眼睛，以这样的方式生活，那么就不必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去着手革新世界了，所有那些在改革中必须做的事情都会通过个人道德的革新而毫无阻碍地得到实现。但是尽管耶稣的教义在名义上被世人信奉了好几个世纪，但那些奉行教义的人却仍像在君士但丁以前一样受到迫害。经验已经证实，几乎没有谁可以从一个流浪者身上显著的污点里看清他那由信仰和创造的希望所带来的内心的快乐。如果想推翻恐惧的统治，对普通人民来说，仅仅教他们鼓起勇气，对灾难持冷漠态度是不够的。消除恐惧的根源是很必要的，这样才能使不成功的人从烦恼的感觉步入一种美好的生活，并减少可能加在那些不善于自卫者头上的伤害。
当我们去思考我们所知道的生活中的邪恶时，可以大致地将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物质的性质，如死亡、痛苦以及使田地难以生产出粮食就属于此类，这类我们叫它“物质的邪恶”；第二类属于受难者性格上的缺点或是他们的自然的嗜好，如愚昧无知、缺乏意志以及暴烈的脾气，这一类我们可以叫它“性格的邪恶”；第三类属于个人或集团压制其他人或集团的权力，这不仅指那种明显的残暴专制，凡是那些无论是用武力或者用过分的精神上的影响去干涉别人的自由发展——比如教育上就会出此种情况——都属于此类，这一类可以叫做“权力的邪恶”。一种社会制度就可以根据这三种邪恶去判断它的好坏。
以上三种邪恶没有严格的界限。单纯的物质的邪恶是有限度的，但我们决不能认为已经达到了这个限度。我们不可能战胜死亡，只可以不断地通过科学使生命得到延续，并使绝大多数人能够长寿；我们不可能完全解除痛苦，只可以无限地减少痛苦，并使所有人能够健康地生活；我们不可能不劳动能使大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只可以不断地减少劳动量并且改善劳动条件使之不再成为一种邪恶。性格的邪恶常常是物质的邪恶的一种病态结果，更常常是权力的邪恶的结果，因为专制使那些行使它的人和受它压迫的人（就大体而论）都堕落下去。权力的邪恶随着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性格的邪恶以及无权力的人的物质的邪恶所产生的恐惧而愈加强烈。由于这些理由，三种邪恶是相互牵制相互联系的。然而广义地说，我们却可以将灾祸分为：一种是由物质的原因产生的，一种大致是由我们自己的缺点产生的，一种是由我们受他人支配的原因产生的。
与这些邪恶争斗的主要方法是：对于物质的邪恶——用科学；对于性格的邪恶——用教育（最广义的）和一个没有干预支配的所有冲动力的自由的发泄；对于权力的邪恶——则通过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一个人干涉他人的事降至最低限度。我们先从三种邪恶中的最后一种进行讨论，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特别希望得到改善的。他们对贫富不均的抗议主要是对财富而产生的邪恶所持的见解为基础的。这一点柯尔先生作了很好的阐述。
我想问的是，什么是当今社会中我们应着手铲除的最根本的邪恶？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的回答，并且我确信不少怀着好意的人会做出错误的回答。因为他们答的是“贫穷”而不是“奴役”。每天他们看到的是巨富和赤贫、高红利和低工钱这些可耻的对比，他们痛心地意识到无论私人还是公共的慈善事业调节贫富使之平均都是无效的，他们会毫不迟疑地答道，他们支持铲除贫穷。
也好！也好！在这个问题上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和他们是一样的。但他们对我的问题的回答也仍然是不对的。
贫穷只不过是症状，奴役才是病根。束缚与放纵达到极端，贫富不免也会随之达到极端。多数人并不是因为贫穷而被奴役，而是因被奴役而贫穷。但是社会主义者却常常过于注意穷人物质上的贫穷，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困苦是基于奴隶们精神上的堕落。
我认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怀疑当前制度中的权力的邪恶远远大于它所必须的，也并不怀疑这种邪恶可以通过一种适当的社会主义形式得以大大削减。少数幸运的人如今确实能依靠租金或利息自由地生活，如果在另外一种制度下，他们就很难得到更多的自由。但是绝大多数人，不仅仅是很穷困的人，还有各种雇佣工人，甚至从事专门职业的阶级，都是为赚钱谋生而作奴隶的。他们被迫拼命地干活，几乎没有娱乐或从事其他消遣的闲功夫。所以那些中年以后退了休的人，会感到索然无趣，因为他们不知如何打发闲暇的时间，而以前曾有过的工作以外的兴趣又都不复存在了。但这些人已算是非常幸运的了，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工作到年老体衰，而且一直处于贫困的恐惧之中，稍微富裕点的担心无法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或是生病时得不到必要的治疗，至于那些更穷的，则时刻受到饥饿的威胁。几乎所有做工的人在他们的工作上都没有发言权，他们只不过是使老板的愿望得以实现的机器。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干活，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折磨，唯一的目的就是挣点工钱。说他们的工作就像美术家一样，是一种乐趣，这种意见常常被讥笑为十足的乌托邦式的空想。
但是，这些邪恶大部分是可以完全消除的。如果使人类中有教养的人只为寻求自己的幸福，也不再给他人以痛苦，如果使他们能够从事于全世界共享的建设性改革事业，不再去破坏性地阻碍其他阶级或国家的进步事业，那么现在世界的整个制度就会在一代人手中完全改变。
从自由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呢？我们希望进步的努力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如果暂时抛开所有其他方面，单从这一点来看，那么我毫不怀疑最好的制度应与克鲁泡特金所提倡的差不多，但如果采用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原理会更易实行。因为不论什么论点都可以引起争论，所以我暂且不加议论，只说看起来那种工作的组织是最好的。
义务教育应到16岁，或者更长些。之后，是否要继续受教育，应由学生自由选择，如果愿意的话，尽可以自由地继续受教育，至少到21岁。当学业完成后，不应有一个人是被迫去工作的，而对那些不愿工作的人应得到一份微薄的生活费，并且完全听其自由；但是也许社会上应有一种强有力的赞成工作的舆论，这样，不工作而闲暇的人就会很少了。使闲暇的人在经济上过得去有一个很大的好处。这就是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意向使工作不再是令人厌烦的事；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部分工作都是令人厌烦的，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能说得到解决了。我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人不愿意工作这是不合乎事理的，事实上甚至现在那些每年收入100镑的人，10个中至少有9个是宁愿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来增加收入的。
现在再来谈谈那些不喜欢闲散的大多数人。我认为一方面利用科学的帮助，一方面解除国内和国际上大量徒劳的困扰，假定每人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使全社会的人生活得很舒服了。那些有经验的雇主极力表明他们的雇佣工人每天工作6小时竟能等同于8小时的工作量，在一个技术教育程度比现在更高的社会中，这种趋势会更加显著。人们不像现在这样，仅学会一种职业，或是一种职业中的一小部分，而是要学好几种，这样，他们就可以随着气候和需要的变更而随时改行。至于各种工业内部的事情，将由他们自己管理，甚至各个分厂只与厂内工人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将自己解决。不再像现在这样由资本家管理，而是像政界一样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管理。不同的生产机构间的关系将由行会会议来决定，而关于社会中某一地区居民的事件，则仍由国会来决定。所有国会和行会议会之间的各种争端，将由这两个机构选派人数相等的代表，组成的新机构来调节。
关于报酬，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根据工作实际要求的和已经完成的来支付，将来凡是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到报酬。这种制度在一些薪水较高的工作中已经采用。如果一个人占有某一职位，那么即使他碰巧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时，也可以继续保留他的职位。失业和丧失生活的恐惧不会再如恶梦缠身。至于所有愿意工作的人是否应得到相等的报酬，或是高超的技艺是否应得到高额的报酬，则由各行会自由决定。如果一个歌唱家得到的报酬比不上舞台上变换布景的人，那么这位歌唱家也会选择变换布景的职业，直至这种报酬制度改变为止。如果出现这种情形，更高的报酬看来是很必要的。但是这种制度如果由行会自由投票决定，也不至于引出不满情绪来。
无论怎样尽力使工作适合人意，据推测，总有一些职业是人们所不愿从事的。但人们可以被这些工资较高、工作时间较短的工作所吸引，而不是被穷困所驱使。于是社会就会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动力来缩小这些特殊职业的不合人意的地方。
在我们现在所想象的任何社会中，仍需要货币，或是和货币类似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自由平均分配全部劳动产品的方法，并不能消除对一些交换价值的标准的需要，因为人们的嗜好各不相同，一个人希望他的那份是这种东西，另外一个人却希望是那种东西。到了分配奢侈品的时候，年老的太太们就不愿意用她们应得的一份换取雪茄，青年男子也不会满足只得到叭儿狗，这就很需要搞清多少支雪茄等价于一条叭儿狗。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像现在一样，付给他一定的款项，并按照需要规定各种相关物品的价值，使之得以调节。但如果用现金支付，那么人们就可以将它贮存起来，到一定时候，就成了资本家。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好发行一种通用证券，只在某一时期内有效，比如从证券开始发行时算起，以一年为有效期。这样就能使人们只为节假日攒钱，而不能无期限地贮存。
对无政府主义者允许把日常用品和所有容易生产的、足以满足需要的用品，自由地分配给要求这些用品的人，而数量上不加限制的设想，已经有了许多评说。至于这个设想是否应被采用，我认为这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事实上，按这个设想生产必需品，能不浪费有用的劳动力吗？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认为，随着生产方法的不断进步，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设想，迟早可以适用，到那时，这个设想也就自然地被我们采用了。
无论已婚还是未婚的妇女，她们操持家务活，也将得到报酬，就像她们在工厂中工作一样。这样就可保证做妻子的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这是其他手段所难以达到的，因为我们不应要求那些怀抱婴儿的母亲在外面参加工作。
孩子们的费用将不像现在这样由父母承担。他们也将和成年人一样，能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必需品，他们还会受到免费教育。有才能的学生，将不像现在这样为了奖学金而竞争，也不会从幼年时期就为一种竞争的精神所鼓舞，或是被迫用脑过度，以致后半生精神疲惫、体质衰弱。教育将远比现在多样化，而且更加注意适合不同类型的人。对于初学的学生，应给予更多的鼓励，少给他们灌输那一套套国家所崇仰的信条和知识上的惯例，我看原先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无非是帮助国家维持现状。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说，或许觉得走出教室，到乡村去接受更多的教育是合适的。那些对学术和艺术已没兴趣的大一点的孩子，一种具有自由精神的技术教育，对于启发他们精神上的活动远比书本上的有用，因为他们认为书本上的知识除用来应付考试外，毫无用处。真正有用的教育是符合孩子们自己的本能兴趣的，这种教育给予孩子们的知识正是他们所探求的，而不是一种枯燥无味、与孩子们的自然兴趣毫不相干的知识。
在我们的社会中，政府和法律将仍然存在，但两者的权力都将减小到最低限度。有的行动仍会被禁止，例如谋杀。但是刑法中关于财产问题那部分几乎将全部废除，而现在那些引起谋杀的种种动机将有许多都不再出现。那些仍旧犯罪的人将不再被当做罪人遭到谴责和蔑视，而将被视为不幸的人。人们把他们送入一种类似精神病院的地方，直到大家承认他们不再是一种危险为止。随着教育的进步、自由的发展、资本的消除、犯罪行为将减至极少。针对不同的犯人，我们都应实施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认为一个人的初次犯罪也就是他的最后一次犯罪，当然这是不包括神经不健全的人和低能儿的，对他们来说，长期的不乏好意的拘留也许是必要的。
政府可以看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社会或其所承认的机构的各种决议；另一部分是对那些反对以上决议的人的强制。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第一部分是不反对的。在一个普通的文明国家中，第二部分也可以完全不表现出来：当一个新的法律正在讨论时，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待这项法律通过以后，一般也会服从它，因为在一个安定的、有秩序的社会里，对抗法律多半是不起作用的。政府使用武力的可能仍将存在，这正是为了使大家服从，但无须用武力解决。如果像无政府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政府不再使用武力，那么大多数人仍能联合起来，并用武力来对付少数人。军队或警察的武力与政府的武力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的武力是有特殊作用的，这样做的结果将是因为担心少数训练有素的人篡夺国家权力并建立一个旧式的寡头政治国家而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如何战斗。这样看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似乎不能通过他们所倡导的方法得以实现。
如果我说的没有错，那么为了阻止国内外人事中出现的暴力，只有依赖一种能够宣布武力的种种用途，并显然能压服各种武力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也有限制，当自己有不法行为时，就无力宣布武力的作用；当对手的武力是拥护自由、抵抗暴力并得到社会舆论的赞助时，他们也无力压服这种武力。这样的权力如果存在于一个地区之内，就是所谓国家。但是国际事务中，这种权力还尚待创造。创造这种权力，困难是巨大的。但要把社会从周期性的且一次比一次危害性更大的战争中拯救出来，必须克服这些困难。这次战争结束后，是否能形成国际联盟，并且能够履行这种任务还不能预言。但无论如何，在我们的乌托邦出现之前，一些阻止战争的方法是必须确定下来的。一旦人们相信世界已不复存在战争的危机时，所有困难也就都解决了：对于各个国家解散海陆军队，将不会遇到很大阻碍，代替军队的将是一种小型的国际武力，用来抵御未开化的民族。到了那个时候，和平就将真正来到了。
无政府主义者批判的大多数人专政的政府所从事的，事实上正迎合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它的大部分言论。还有更应反对的是行政部门对于关系到全体人民幸福所具有的权力这个问题，如媾和与宣战。但这两件事都是不能一下子就免除的。不过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少它们所造成的损害：（1）大多数人专政的政府可以通过转让权力来减少压制，这就是凡是只和社会中一部分人有重要关系的问题，应由他们自己决定，而不由中央议会决定。这样人们就不会再被迫去服从那些多半是由根本不了解事情真相或与事情无关系的人匆忙中作出的决定。内部事务的自主权不仅应给予各地区，而且应该给予像工业或教会这样的各个团体。因为他们具有重要的共同利益，而与社会中其他部分不相干。（2）授予现代国家行政部门的强大权力，这主要由于经常需要作出敏捷的决断，特别在外交事务上更是如此。如果战争危机确实已经排除，那么就可以实行较多麻烦但较少独裁的方法，立法部门或许也可以恢复许多被行政部门夺去了的权力。通过以上两种方法，政府对于自由的干涉就能逐渐减少。然而有的干涉，甚至一些没有保证的强暴的干涉的危险，是无政府的本质。所以，只要政府存在，这种干涉也就不会减弱。但是，到人类专横的倾向比现在减弱之前，政府的武力或许坏处还更小一点。然而战争的危机一经告终，我们便可希望人们横暴的行动将逐渐减弱，将可能大大减少那些使政府为了压制反对派不惜采用任何专制行动的个人权力。那种即使是政府的武力也不需要（除对付疯癫病人）的社会是渐渐发展起来的。但作为一种渐渐发展的过程，它是完全可能的。当这个过程已经完成时，我们就可望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体现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了。
那么，我们已经作了大致说明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性格的邪恶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相信，这种影响将是非常仁慈的。
引导人们的思想离开使用武力这一过程，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灭亡而加速前进，现在资本家支配其他人生命的权力远远大于任何人应有的权力，他们的朋友在国内有权力，他们在经济上的权势就是在政治上的权势的样本。在一个男女都享有经济自由的世界里，将没有命令的习惯，因为，也不会有对专制的偏爱。比现在普遍存在的一种更加柔和的性情将逐渐产生。人类是由环境形成的，而不是生下来就定了性的。现在的经济制度对人类性格上的恶劣影响，以及对公有制的期望所产生的极好影响，就属于提倡改革的最有力的理由。
在我们所想象的世界中，经济上的恐惧和大部分经济上的希望，将同样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没有人再会被贫穷的恐惧所困扰，也不会再有人因对财富的贪求，而干出残忍的事来。社会各阶层将不会像现在这样存在着严格的界限。那些没做出成就的专业人员不再担惊受怕地生活，唯恐他们的孩子要处于险境。狂妄的雇员不再企图有朝一日会轮到他当雇主。野心勃勃的青年人，不再做使竞争对手失败、劳动力贬值来成就自己的事业、增加自己的财富的美梦，而是去幻想别的事了。在这样的世界里，潜伏在人的思想中的大部分恶梦都不存在了。反之，人类的抱负和好胜的心理所表现出来的形态，将比商品社会鼓励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形态要高尚。所有真正有益于人类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不仅仅对少数幸运的人，而且包括所有有远大志向和天赋的人。所有科学、节省劳动力的发明以及技术上的进步，确信都可以远远超过现在。因为这些是通向荣誉的道路，而在一般有志青年中，荣誉是胜于金钱的。至于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能繁荣昌盛，要看采取何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如果国家或任何一种公共机构（不论什么样的）坚持管理艺术，只给予那些他们认为有才能的人以特权，结果将会是不幸的。但如果确有真正的自由，允许那些希望从事艺术专业的人，以牺牲一些幸福做代价。去研究这些事情，那么希望的心情和不受经济的压迫这两点，将使浪费才能之类的事情比我们现制度中要少得多，而且使因生存竞争而压制行动的事也要少得多。
当多数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他们真正的幸福就在于以下两点：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已做了描绘的世界中，工作是自由的，而不是过度的，工作中充满了公共事业的乐趣，而且这种事业进步都很快，即使是地位最低的单位，也有创造的快乐。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利益是与工作上的利益不分上下的。唯一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是以彼此间的自由为基础的，没有统治，也没有屈服，除了爱情，也没有相互间的约束。当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已经完结，也就没有经济上或习俗上的需要去保护外表的形式。商业主义造成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它毒害着男女之间的关系。卖淫的坏处是普遍承认的，但是我认为，这种坏处虽大，经济上的情形对婚姻的影响却更厉害。在婚烟上常有一种买卖的暗示，为了获得一个妇女，就向她保证使她享有某种程度的物质上的安逸。婚姻除了更难逃脱外，几乎常常和卖淫行为没有区别，所有这些邪恶的整个基础就是经济。经济原因使婚姻成了一桩买卖或是契约，在这种婚姻中爱情完全居于次要地位，没有了爱情，也就不能认为是解放的。婚姻应是彼此之间本能的一种自由的自然结合，它充满幸福，而又不掺杂着类似敬畏的感情：双方彼此应当互相尊重，即便是稍微干涉自由的事，也完全不可能发生，并使一方反对另一方意愿的强迫性的共同生活成为不可想象的极可怕的事。这种婚姻不是由主持定婚约的律师想到的，也不是由在一个法定丈夫的兽欲和昏暴面前假装神圣而给予“圣典”的名称的牧师所念及的。现在大多数男女所设想的婚姻是不存在自由精神的。现在的法律对于任意干涉自由的意志给予一个良好机会，男女因喜欢断绝彼此的自由，而使各人都失去自己一部分的自由，且私有制的环境使婚姻更不容易产生一种美好的理想。
当经济上奴役的邪恶命运对我们的本能不再产生影响时，人际关系也就不像现在这样。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将只靠感情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感情，这种结合就被看做没有保存的价值。因为爱情是自由的，所以在男女双方的私生活中，将不再存在能引起喜好专横的机会和刺激，而所有在爱情中具有创造性的东西都有自由的机会。凡是尊敬被爱者心灵中的事，将不像现在这样少见：今天，许多男人爱他们的妻子和爱羊肉没有两样，只当作吞咽和吃掉的某种东西。在双方互相尊重的爱情中，所具有的快乐完全不同于专制性的爱情中的任何快乐，这种快乐不仅使人们的本能得到满足，而且使人们的精神也得到满足；这种本能和精神的共同满足，是快乐的生活所必需，也确实是发扬男女之间最好行为的生活所必需的。
在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世界里，生活中的欢乐要比现在日常生活中单调的悲剧要多得多。按照目前情况来看，大多数人在度过了幼年时期后，就服从于一种预先策划好的生活，这样就失去了无忧无虑的快乐，而仅有一种在一定时间内的严肃的快乐。“变成小孩一样”这句箴言在很多方面对大家来说是有益的，和它相似的还有一句“不要去想明天的事”。但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这些箴言都是不易遵守的。科学家们常常到了老年，还保留几分像小孩子一样的天真单纯；他们由于致力于抽象思维而超脱了世俗，而且由于他们的工作得到世人的尊重，所以也不会因不谙世故而受人欺凌。这种人就已成功地拥有了所有人都应具有的生活，但按照当前情况，经济上的竞争使他们这种生活方式为大多数人所不能得到的。
最后，关于物质的邪恶对我们所设想的世界的影响将说明什么呢？是否疾病将比现在少？是否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将比现在多？或是将来的人口将超过生活必需品的限度，如马尔萨斯反驳葛德文的乐观主义所说的一样？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最后都归结于依靠铲除经济竞争的刺激后的社会在知识上努力的程度如何。那么在这种世界中人类是否会变得懒惰和冷淡、是否会停止思想呢？那些确实运用思想的人是否会感到他们面对的保守主义的壁垒，比现在阻挡他们的壁垒还要牢不可破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类要战胜物质的邪恶，最终还是要借助科学的。
如果我们已经假定的其他条件能够实现，那么将来的疾病比现在少似乎是一定的。人们将不再密集于穷街陋巷之中；孩子们将拥有许多的新鲜空气和野外运动；工作的时间将只以适合健康为标准，不再像现在这样累得精疲力竭。
说到科学的进步，几乎全部依靠新社会中智力上自由的程度如何而定。如果所有科学都由国家组织和管理，将很快变成板滞和僵死的东西。科学上将不能取得根本上的进步，因为等不到这种进步实现，人们就怀疑它并不能补偿公家因它所耗费的款项。科学上的权力将掌握在老年人手里。特别是那些在科学上享有盛名的人手里；他们对那些年轻人中不去为了奉承他们而同意他们原理的人是抱着敌视态度的。在一种官僚主义的国家中，恐怕科学会很快停止进步并得到一种类似中世纪的对于权力的尊敬。
但在一种较自由的制度下，能使各团体随意任用多少科学家，而且对于那些愿意研究一种完全未被承认的新学问的人，同意给予“流浪人的工钱”，在这种制度下，就很有理由认为科学的发达一定是空前的。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相信对于我们制度中物质上的可能，一定不存在其他任何障碍。
关于生产那些物质生活上的一般消费品所必须的工作时间的长短问题，一半属于技术方面，一半属于组织方面。我们可以假定将来不再有那种没有任何效益的劳动，如制造武器、筹划国防、散布广告、为富人制造奢侈品，或是任何由我们的竞争制度带来的其他无用的事情。如果每个工业行会对于他们的新发明或他们引进的新方法享有全部或部分的专利特权，那么对技术上的进步，大家一定大力加以鼓励。发现者和发明家的生活，也一定是非常愉快的：就现在情况而论，处于这种生活中的人很少为经济动机所驱使，而多半是由于对工作的兴趣和对荣誉的期望。这样的动机将来会比现在更广泛地起作用，因为被经济上的必要强制的人更加稀少了。并且在一个世界中，如果人的本能不像现在这样被横加干涉，生活充满了更多的乐趣，人们的生气也因此更加旺盛。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才思将更加敏捷，而且更加富于创造性。
现在还剩下一个人口问题，自从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以来，这个问题就是那些认为一个较好的世界不可能存在的人的最后庇护理由。但这个问题和100年前是大不相同了。文明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而且很显然，无论采取何种经济制度，这种趋势都会继续下去的；若再将战争的影响考虑进去，那么西欧国家人口似乎不会比目前的状况多多少，而美国人口的增加似乎仅仅因为移民的关系。热带地区的黑人人口将继续增长，但这对于温带地区的白人居民似乎并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当然，还有黄种人的灾祸，但是在人口问题成为重大问题之前，亚洲各民族的人口出生率也很可能会下降。如果不是这样，还有其他手段用来对付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将这件事看作我们希望的严重障碍，未免缺乏事实根据。我的结论是，对于人口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得到准确的预测，但认为人口的可能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严重障碍，是找不到任何恰当的理由的。
我们的讨论已经使大家相信，由特别教义构成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关于土地和资本公有制，对于现今世界所遭受的邪恶，对于创造仁人志士所希望实现的社会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步骤。但是，这种步骤虽然必要，而单靠社会主义是决不行的。社会主义有许多形式：那种国家是雇主、所有工作的人从国家那里领取工资的社会主义，存在着专制和阻碍进步的危险，这种危险甚至可能比现在的社会制度还要坏。反之，无政府主义虽然避免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然而有它自己的危险和困难，因此，即使在一个适当时机中它可能得以实现，也难以维持长久。不过，这种主义仍是我们希望极力趋近的理想，而且希望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完全实现它。工团主义也有许多与无政府主义相同的缺点，因此也同样是不稳固的，因为它一旦建立，就会立刻觉得中央政府还是必要的。
我们所拥护的制度，是一种行会社会主义形式的制度，它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程度或许要比正式行会人员所完全认可的更大。政治家们一般忽略的事情——科学、美术、人与人的关系、还有生活的乐趣——正是无政府主义所最重视的。并且那些我们多少提到的无政府主义的提议，如“流浪人的工钱”之类，主要就是为了这些事情的缘故。只有对那种在其他方面的影响效果至少等同于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效果的制度，我们才应加以评判。假如社会主义一朝实现，人们重视并自愿从事于非经济的事业，社会主义的有益之处才会得到证实。
在我们所必须追求的世界上，创造精神是有生命力的。生活是一种充满快乐和希望的冒险活动，这种活动是基于建设的愿望，而非保持自己的所有财产或是获取他人的财产的欲望。在这种世界上，情感必然有自由的活动余地，爱情不再含有专制的本能，在已将残暴和妒忌驱走、铲除之后，幸福的生活和去创造那种生活，并赋予生活中追求知识的快乐将本能地得到自由的发展。这样的世界是可能实现的，只等着人类愿意去创造它。
与此同时，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还有其他目的。但它将焚毁消亡于自己热烈的欲火中，而从它的死灰里，必将诞生出一个充满新希望、阳光明媚的新的年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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