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从外地出差回北京，一个同事开车来接我。从北京机场回城里的路有两条——机场高速和第二机场高速，走机场高速到我家是最方便的，但同事一不留神就上了第二机场高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没想过，只是习惯性地上第二机场高速了。原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路，而且不假思索就会踏上这条路。
这种情况跟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一样，公司在高速发展的时候，没有人争辩、没有人讨论、没有人去想事情时，它就会顺着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路走下去。大家觉得完全不用思考，就凭着习惯行动。企业文化就是这样，它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公司在运营、处理对外关系、对待客户、对待股东的时候不假思索就采用的做事方式，有时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个人身上也存在这种文化，在完全不思索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作出的选择是最真实的。那是一种路径依赖，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路。
在沟通过程中，常常是一方觉得自己讲清楚了，另一方完全没有听懂。有的记者就算采访了一万个人，也都是在用别人的话来讲自己的故事，表面上是在采访别人，其实是“用他人杯中酒来浇自己心中块垒”。采访对象成了记者的传声筒，或者说只是记者导演的那一幕剧中的演员或道具而已。人们聊天时也是这样，永远是在别人的故事里讲自己的八卦。
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也是人们常常觉得彼此间难以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病。
这种心理病可以从越南战争说起。摩立特咨询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马克·福勒写了一篇关于越战的文章，名为“战争与商业”，认为越战中美国人赢得了每一次战役，却输掉了整场战争。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只打了三年半，越战打了将近十年。而且，最失败的地方在于，打了那么多年以后，美国人突然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了。谁都回答不上来。在目前军方已经解密的档案里，我们发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有陆军作战部甚至连这场战争到底怎么样才算胜利都没有定义。
就是说战争就这样在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打的情况下打起来了。当时的情况可能确实比较危急，然后就出兵开始打。就像两口子吵架一样，打起来了以后就有了理由，你打了我，所以我要打你，意义只是在打的过程中产生的。吵了半天以后，有一方突然问“为什么要吵”，这个就是天问了。
一连串的正确之后却是一个错误的结局，这叫作合成谬误。局部都是有意义的，可是一合起来完全没有意义，或者说完全是朝一个事先根本没有想过、没有设计、没有计划的方向发展。
人们每天都在进行各种沟通，有商务交往、商务沟通，还有公司内部、家庭内部的人际沟通等等。只要有人、有组织，沟通就必不可少。沟通的顺畅与否关键在于一个组织信息流动的带宽如何、信息的丰富程度，从而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好坏。一个人的理所当然和另一个人的理所当然，很多时候并不是同一个理。一个人觉得非常明白的事情，到另一个人那里就未必是清楚的，后者会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和解读。
作家王蒙的小小说《雄辩症》中也描述了这种心理病，当然“雄辩症”是作家创造的一个词。小说里讲到，有一个人去看医生，医生主动打招呼说“你好”，他马上就说：“我好什么呀，我要是好还来找你干吗？”医生一愣，于是换了个话题：“今天天气不错啊。”这个人立刻纠正医生说：“你只能说我们这儿的天气还不错，南极和北极的天气好不到哪儿去。”医生还想打破僵局，于是说“你请坐”。这个人就立刻反应说：“难道你能剥夺我站着的权利吗？”这个医生心想，看来他是一个不喜欢客套话的人，于是直接问：“你有什么病？”没想到这个人更上火了：“你只能说我身体的哪个器官有什么病，你不能说我这个人有什么病！”
这下医生终于明白这个人得的是什么病了。这个故事虽然有一些夸张和极端，但是很典型、很有代表性，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不过，在生活中还有一种非典型性雄辩症。有一本中医书中讲人的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之间是有联系的，人心里有上百种病，这上百种病可以导致身体上的上百种病，其中有一种病叫“语欲胜人”，就是说话的时候总是想胜过别人。
这类人说话的目的不像普通人那样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实现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别人是错的、自己是对的。这就跟上面说到的记者一样，有一些人不管采访谁，最后都是写他自己的故事。这是心理上的路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这种心理路径往往会伤害别人，但对自己的伤害更大。因为他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怪诞的游戏，他的生活被细分成无数个由他自己发动的口头战役。
他在自己发动的每一个口头战役里都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他认为把别人驳倒了，其实只是别人不愿意理他而已，所以他每次都能体会到这种虚拟的、自我陶醉式的胜利。但是最终，他的整体生活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从失败走向失败，因为他的沟通能力完全丧失了。可是这种人还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们似乎总能找到别人的漏洞。其实他们只是举轻若重的能力很强，他们取得了每一个“胜利”，最后换来了一个众叛亲离的人生。
在现实生活中，患典型性雄辩症的人并不多，但患这种非典型性雄辩症的人却很多，甚至随处可见。有时候一个人的嘴特别碎，或者他的视野特别碎，他在每一件事上都能看出毛病，他就会不断去纠正别人，他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是一种对正确感的强迫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样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不看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后的东西，只看眼前的这一秒钟。
他要的是战役的胜利，而不是一场战争的胜利。战役是点，战争是面。患非典型性雄辩症的人没有定义他的胜利是什么，所以就会抓住别人每一句话的漏洞来反驳，但是他又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为什么要跟别人说话，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都不清楚。这种人没有远见，他只朝近处看，只能看到某一个点上。这时，胜利和失败就很难区分了。他获得了无数个碎片的胜利，就以为真的胜利了，但这恰恰是一场合成谬误。
《庄子》的开篇为什么是《逍遥游》？因为庄子首先要给出一个相当的高度，要想象自己“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从那里来审视，才发现眼前的格局是多么可悲。就像人类看蚂蚁，一只蚂蚁在努力地搬一颗五倍于自己体重的米粒，我们会觉得它是那么可怜。庄子讲大小的变异：“以大观小，则有不见；以小观大，则有不明。”如果你从事的是一个很小的事业，米粒大的一点事就会变得跟天一样大，反过来看也是一样的。所以，人需要的是一种胸怀、一个视野，用佛学的话来说就是心量要大。
有一个富有禅意的故事。徒弟问师父：“为什么我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苦恼？”师父说：“你拿一勺盐来，放在一杯水里，尝尝是什么味儿。”徒弟照做之后，一尝太咸了。师父又让他把盐放到一盆水里，徒弟尝了一下，发现没那么咸了。最后把盐倒在湖里，徒弟从湖里捧起水的时候，没有盐的味道，只有湖水的味道。这个故事就是心量大小的问题，师父用这种方式告诉徒弟可以把心量放得很大。
所谓“海斗量福祸”，用海一样的斗来量，有多大的福和多大的祸呢？有的人很容易就一惊一乍的，是因为心量太小。视野太小的时候，就埋头于每一场战役了。巴菲特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因为他并不盯盘，如果他的股票总额是100亿美元，那1％的涨跌就是1亿美元，这种冲击太大了，一般人丢了100块钱还会郁闷半天呢。佛家、道教乃至整个东方哲学都很强调这一点。
人要想具有某种智慧，就要有相应的视野，或者说是有相应的愿景。愿景和愿望不一样，愿望是一个具体的、结果性的东西，愿景是一个清晰的场景，是可以作为考虑事情和采取行动的背景用的。在紧急关头，比如说IBM要破产了，郭士纳认为这个时候最不需要的就是愿景，而应该着力解决眼前的问题。但在非紧急状态或日常状态下，愿景是必不可少的，需要用一种更广大的视野来看待当下所处的局势。否则我们就会陷入蚂蚁战争的状态，为琐事和小事所累。
路径依赖和心智模式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惯性，只是因为人们习惯了它们。如果跳出来看，你会发现那其实是很荒唐的。很多失恋的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女孩子会问自己当初怎么会爱上他，还那么要死要活的。不过，从习惯的路径中走出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起码第一步是要有大视野。比如，我们看电子地图，不知道某个地方在哪里的时候，只要把地图缩小一些，让视野更大一些，就知道确切位置了。
斯蒂芬·柯维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开着父母送的跑车，很拉风。有一次，他看到了路边农场里犁地的拖拉机，突然想也许自己拖拉机也能开得不错。于是，他跟开拖拉机的农夫说要试一下，农夫表示怀疑，他就说：“我跑车都开得这么好，这个慢腾腾的拖拉机有什么难的？”结果他还真不会开，他看着自己犁得歪歪斜斜的地，问农夫为什么会这样。农夫告诉他：“你老是看着眼前的地，而我犁地的时候一直看着远方那棵树，那样拖拉机就走直了。”
《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曾经很流行，但它没有把事情说完。强调细节并没有错，但它必须有一个前提：方向是否明确，是不是知道要往哪里去。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再讲细节与成败的问题。那个年轻人只盯着眼前的地，所以他是犁不好地的，只有以远处的大树为方向才能犁好。也就是说，更远的视野对当下的行为是大有好处的。“愚”这个字中，“禺”就是角落的意思，指狭隘地考虑问题、钻牛角尖。“蠢”就是春天的虫子没有方向感地乱动。所以说，没有战略眼光、没有愿景的人生和事业是愚蠢的。人生和事业的重点不在于你是从哪里出发的，而在于你将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