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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好这次博览会他也来了，你一定采访采访他才是。”冯爱倩从那段难忘的回忆中恢复过来的第一句话对我这样说。
她说的谢书记，全名叫谢高华，是1982年7月调任到此的义乌县县委书记，任期至1984年底。谢高华在义乌只有两年多时间，但他是义乌历史上口碑最好的一位县领导。因为在60多万义乌人心目中，他们一致认为，是谢高华书记当时排除阻力，适应民心，果断地站出来砸碎了紧箍在人们手脚上的枷锁，之后才有了义乌飞速发展的商品市场和现代化建设，以及人民的富裕生活。
谢高华是义乌人心中的丰碑。
我来义乌便听说，前两年就有人自发起来集资，要为他们的谢书记立一座大理石碑，后来因为远在衢州过着退休生活的谢高华本人极力反对，才放弃了此事。1998年10月底，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成员，在义乌市参加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期间，有幸见到并采访了谢高华本人。
现今卸任颐养天年的谢高华，比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显得瘦小得多，然而谈起当年他在义乌的政治生涯，却是滔滔不绝——
“我是浙江衢州人，刚调任义乌时情况不了解，但对这儿‘鸡毛换糖’的传统却早有所闻。80多岁的老母亲听说我要到义乌工作，很心酸地说，儿啊，你干吗要到一个穷地方?就是老母亲的这句话，在我心头留下了阵阵隐痛。俗话说，为官一任，总得给百姓留点什么才是。义乌是个穷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后能有些什么作为呢?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下面‘左’的干扰还很严重，可是我到义乌后的感觉是，这儿的农民思想很活跃。外出经商，上街摆摊的不少。但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为此怨言很多，那天冯爱倩上我办公室论理，说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她走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既然义乌有善经商的传统，而且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时，我没想到大多数人沉默不言，这是为什么呀?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因为义乌自古以来有‘鸡毛换糖’做些小买卖的传统，‘文革’中的历任领导甚至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级的批评，原因是即便‘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岁月，义乌始终没断过有人摇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抓住一个这样的典型，肯定没好结果。但义乌的同志又告诉我，在咱义乌，‘鸡毛换糖’的事，就像野火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我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呗!冯爱倩和这些干部们的话，给我当时的心灵上触动巨大，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的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本人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干部坐在吉普车上跟我一起下乡，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我们下车便纷纷出门躲避。我对那位工商局干部开玩笑说：‘不行，一两年之内，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则连我都接近不了一个百姓!’”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以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有了这个调查依据，谢高华在县机关大会上就提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这话刚落音，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看得出大多数人是喜形于色，但也有人立即反问：“可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地割其尾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当时他内心也很激动，但还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别的县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就拿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来说，人家过大年欢天喜地，咱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没日没夜，一脚滑一脚撺地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用糖换鸡毛、换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来做地里的肥料，把鸡内金卖给医药公司，自己呢赚回一点利，这样利国又利民的经营，好还好不过来，怎么可以说成搞‘资本主义’呢，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呢?我在这里向大家表态，从今开始，我们要为义乌人‘鸡毛换糖’正名，不仅不准再把这类经营活动归为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且要大力提倡，积极鼓励!”后来的第一号《通告》就是在此次会后，谢高华敦促下面的人搞出来的。最先开办的稠城、廿三里小商品市场便名正言顺地由“地下”走到了“地上”，义乌人从此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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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警卫国家国家行动你也能过好日子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对，正好这次博览会他也来了，你一定采访采访他才是。”冯爱倩从那段难忘的回忆中恢复过来的第一句话对我这样说。
她说的谢书记，全名叫谢高华，是1982年7月调任到此的义乌县县委书记，任期至1984年底。谢高华在义乌只有两年多时间，但他是义乌历史上口碑最好的一位县领导。因为在60多万义乌人心目中，他们一致认为，是谢高华书记当时排除阻力，适应民心，果断地站出来砸碎了紧箍在人们手脚上的枷锁，之后才有了义乌飞速发展的商品市场和现代化建设，以及人民的富裕生活。
谢高华是义乌人心中的丰碑。
我来义乌便听说，前两年就有人自发起来集资，要为他们的谢书记立一座大理石碑，后来因为远在衢州过着退休生活的谢高华本人极力反对，才放弃了此事。1998年10月底，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成员，在义乌市参加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期间，有幸见到并采访了谢高华本人。
现今卸任颐养天年的谢高华，比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显得瘦小得多，然而谈起当年他在义乌的政治生涯，却是滔滔不绝——
“我是浙江衢州人，刚调任义乌时情况不了解，但对这儿‘鸡毛换糖’的传统却早有所闻。80多岁的老母亲听说我要到义乌工作，很心酸地说，儿啊，你干吗要到一个穷地方?就是老母亲的这句话，在我心头留下了阵阵隐痛。俗话说，为官一任，总得给百姓留点什么才是。义乌是个穷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后能有些什么作为呢?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下面‘左’的干扰还很严重，可是我到义乌后的感觉是，这儿的农民思想很活跃。外出经商，上街摆摊的不少。但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为此怨言很多，那天冯爱倩上我办公室论理，说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她走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既然义乌有善经商的传统，而且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时，我没想到大多数人沉默不言，这是为什么呀?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因为义乌自古以来有‘鸡毛换糖’做些小买卖的传统，‘文革’中的历任领导甚至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级的批评，原因是即便‘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岁月，义乌始终没断过有人摇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抓住一个这样的典型，肯定没好结果。但义乌的同志又告诉我，在咱义乌，‘鸡毛换糖’的事，就像野火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我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呗!冯爱倩和这些干部们的话，给我当时的心灵上触动巨大，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的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本人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干部坐在吉普车上跟我一起下乡，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我们下车便纷纷出门躲避。我对那位工商局干部开玩笑说：‘不行，一两年之内，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则连我都接近不了一个百姓!’”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以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有了这个调查依据，谢高华在县机关大会上就提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这话刚落音，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看得出大多数人是喜形于色，但也有人立即反问：“可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地割其尾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当时他内心也很激动，但还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别的县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就拿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来说，人家过大年欢天喜地，咱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没日没夜，一脚滑一脚撺地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用糖换鸡毛、换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来做地里的肥料，把鸡内金卖给医药公司，自己呢赚回一点利，这样利国又利民的经营，好还好不过来，怎么可以说成搞‘资本主义’呢，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呢?我在这里向大家表态，从今开始，我们要为义乌人‘鸡毛换糖’正名，不仅不准再把这类经营活动归为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且要大力提倡，积极鼓励!”后来的第一号《通告》就是在此次会后，谢高华敦促下面的人搞出来的。最先开办的稠城、廿三里小商品市场便名正言顺地由“地下”走到了“地上”，义乌人从此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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