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你的为政比较粗线条，比较宽松放手，你的老百姓也就比较淳朴忠厚。你的为政过于苛细，过严过死，无所不至，你的老百姓也就狡黠难管和怨声载道。
灾祸正是福祉的倚靠，福气正是灾祸的包藏。谁知道福气与灾祸的终极标准与运转的根本规律呢？这里并没有绝对的正解指标。正常会转化为奇——诡异、另类、非正常。善良或善（擅）长会转化为妖魔邪恶、怪力乱神。在何者为正、何者为奇，何者为善、何者为妖邪的问题上，人们感到困惑迷失，已经好久的时间了。
所以说，圣人方正讲原则，但是不伤害他人；清廉严肃，但是不刺痛谁；直截了当，但是不放肆；光明朗悦，但是不炫耀自身。
为政苛细，明察秋毫，包揽一切，干预一切，这其实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思路。是《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我们》这三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系列所描写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生活现象。《一九八四》中描写由老大哥通过电视机带领全国人民做体操，而且他们的电视接收机具有监控摄像功能，任何一个人不好好做操，都会被惩罚。《美丽新世界》中所有百姓的婚配都由政府按照优生原则掌握，包括做爱，也是按照规定的时间表与要求细则进行。这样的问题其实早在《老子》中，中国人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警告。
当然后两本长篇小说具有反苏倾向，其中的反共主义并不可取，但是作为小说，其不无夸张地描写一种其政察察的极端画面，是值得深思值得警惕的。
至于《美丽新世界》一书则描写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效率和科学都异化了，成了人生的对立物。它的时间采用“福特纪元”，即自福特公司发明的生产流水线为新纪元的开始，这样的流水线摧毁了人生人性人道的最后防线。
其政闷闷的国家，例子不好举。但是我们有一些说法做法，可以参照。如讲放手，讲抓大放小，讲放开一批。再如把计划改为规划，讲调动积极性，讲相信人，讲宽以待人，讲宽松的环境，讲意向协议，讲模糊数学，讲掌握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讲和稀泥、捣糨糊、协调一下、必要的妥协，讲先搁一搁放一放、冷处理、不了了之、宜粗不宜细??
还有我们最喜欢讲的“基本上”、“有一定效果”；还有“找他谈谈话”、“安慰一下”、“做点工作”、安排一个虚职??都不无其政闷闷的意思。相反，事必躬亲，事无巨细，无微不至，心细如发，对于修表、刺绣、精密仪器等行业的从业者也许是必需的品质，但是对于从政者、执政者、领导人来说，未必总是正面的特性。
按现代西方的行政理论，人们不仅应该懂得横向的分权，也应该懂得纵向的分权。该科长管的事，处长不要越俎代庖，局长与部长更莫不如此。胡适对蒋介石也提过类似的意见，他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打网球，手下送来了加急电报。一份电报看了，艾说，此事应由国务卿处理，照打球不误。又一份电报来了，他说应由五角大楼处理，仍然照打网球。据说胡适的此文使蒋大不高兴。
其政闷闷与其政察察的分析中，我还体会到并且也从百姓的所谓淳淳与缺缺中，发展引申到高调与低调的意趣。
闷闷，应该是粗疏的、相对低调的施政。作为施政者，你提出来的目标都应该是做得到的可操作的，即可兑现可检验的。所以正常情况下，施政者的目标应该集中在民生问题上，因为民生目标是最少争议、最可以通过实践达到的。
而其政察察，则摆出一副全能全知的姿态，摆出一副历史从今天开始的姿态，必然会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使执政施政过度地意识形态化、理想化、高调化、泛漫化、无边化。其结果只能造成过高的预期值，造成百姓的缺缺，或者解释为刁钻狡猾——这也是执政者教的。或者将缺缺解释为牢骚满腹，其原因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全民的言行不一、大言欺世的恶劣风气。
我去过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那里也有严重的贪腐问题，但百姓的反应并不十分强烈，原因是他们的其政闷闷，绝不察察。他们执政的调子本来就不高，社会期待的标准也不高。
人当然有私心，这是他们的逻辑。这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但是它从一个侧面给人一个启发：执政者的号召政策调门过高，如动辄要求大家牺牲自身利益，舍己为人，其结果是百姓未必按你的高调行事，却以你的高调来衡量你自身，反过来对你的表现严苛评判，认为你压根就没有做到那个超级高标准，只能使你诚信扫地。
窃以为，还不妨将闷闷与难得糊涂的说法相联系。我们讲为政或管理要抓大放小，其意在于有精明也有糊涂，有管严管住的，也有其实管也管不了，不如适当放手的。
现代政治学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执政者要有一定的常规性。我不知其详。但我想，对于一个科学家、艺术家、明星来说，天才是大有助益的。而政治家过于天才型了，过于个性化、与众不同，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创意汹涌而来了，也许并不总是对于治国平天下有好处。政治是大家的事，是日常的事。其政闷闷，也许比其政惊雷闪电、其政鲲鹏龙虎更好。
从闷闷产生淳淳，察察产生缺缺，老子把论述引向哲学层面，提出了关于祸福转化的思想。
有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有趣故事。而在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某些错误后，毛主席多次引用老子的“祸兮??福兮??”的话来消除丧气，增加信心。
在我们的经典文化与民间中，表达类似内容的说法还有很多，如“满招损，谦受益”、“吃一堑，长一智”、“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多难兴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等，都是中国的先人在复杂诡谲的世事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它教给我们，看事物至少看两面，正面与负面，前面与背面，效果收益与损失危险。任何事物都不是只有一种解释、一种后果、一个方向的。
老子在这里是紧接着闷闷与察察的辨析而谈祸福的转化的。原因是闷闷看似不佳，却能使民淳淳。察察看似精明强悍，无敌于天下，却会使民缺缺。为政行事，切不可只看只想一面的理，而忘了另一面另一类另外的可能。下棋也是一样，越是不会弈棋的人越是只想着自己怎么走怎么出招怎么妙极，从不考虑对方会有什么回应棋局会不会逆转。
正化为奇、奇化为正的思想精彩。大清王朝自以为是正统，称孙中山等为乱党，后来民国成了正统，袁世凯、张勋等才是妖孽。蒋介石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为“匪”，而我们也曾称蒋为匪帮。斯大林曾称南斯拉夫铁托为叛徒、机会主义，我们后来又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后来又一阵风吹了，后来苏联垮台了??
再举个轻松些的例子，当我观看实力相仿的两个球队比赛时，一会儿你觉得优势在这边，一分钟后你又觉得优势是在那边，谁胜谁负，谁正谁奇，这里有什么规律吗？是偶然的吗？有规律你为什么闹不明白呢？是偶然为什么行家又看出了那么多道理，出现那么多评论？看乒乓球赛更是如此，一球之争，胜也胜得飞快，败也败得偶然，一会儿是甲方主动，胜劵在握，一会儿是乙方反败为胜，令你大跌眼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下一秒钟，小小的一个黄球会飞到什么地方去。
这不就是“人之迷，其日固久”吗？老子那么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这个局呀。事物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认识到这一点还不算是最困难的。困难在于你怎么样在你最困难、你被指责为“妖”的局面下，尽快扭转不利的局面，同时在你被认为是正是善的情势下，怎么样警惕与防止复化为“妖”、化为“奇”，怎么样防止至少是推迟再次进入逆境的时间表。
老子的这一段论述，同样包含着“道可道非常道”的含义，谁正谁奇，谁善谁妖，这都是可道的一时之道、权宜之道，不是常道。但同时，无常、人之迷日久、正化为奇、善化为妖??恰恰是常道——大道的体现，叫做认识其常者，非常道，认识其无常者，反而是常道。认定是绝对真理的人常常掌握不住绝对真理，而认识到真理的相对性的人，却稍稍接近了一下绝对真理。这个说法是深刻而且悲哀的。因为它有一种危险，颠覆一切判断、价值、造成
世界末日式的混乱与崩溃。
当然，我们也不妨与老子辩论，这样一来，会不会走入相对主义的泥沼呢？会不会我们再无是非真假美丑善恶之辨了呢？那样我们岂不更蠢、更没有希望、更没有活头了吗？
这里，同样有老子等着你，老子的辩证法是没有尽头的，是“其为正也，莫知其极，孰知其极”的。所以老子早就预告过了，预警过了，后面还要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还有“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用有限的文字语言讲说无限的大道，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用“可道”来讲说常道，包括著述《道德经》，这本身就包含着自相矛盾的契机。这里有一个语言的陷阱：真理一经语言文字的表述，就变成了有空子可钻的东西，就变成了用语言文字不难宣称驳倒至少是不难煞有介事、振振有词地予以驳斥的东西了。用语言驳斥语言，是天下最轻松的游戏。任何一种语言，说到东就漏掉了西，说到冷就漏掉了热，用语言与语言抬杠，这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遇到成心抬杠、成心找别扭的人，一加二等于三也可能被此人驳倒。所以禅要讲“不可说，不可说”，孔夫子也要讲“述而不作”。老子做了，他已经不知不善了啊。
要掂量老子的某些论述的含金量，不能仅仅从语言文字的释义上斟酌，还要从实践、从经验、从悟性、从审美上去寻找探索对照。
至于“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句式不能不让人想起孔子的诗教，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所谓“温柔敦厚”、“尽善尽美”。“某而不某”的造句句式，就是在提倡一种美德的同时防止它的过分，防止它极端化、极而反，走向反面。这也是一种道德理想，也是不能抬杠的。其实，方正了自然会伤害坏人小人伪君子；清廉了自然会刺痛腐败者行贿者市井庸人无赖；直截了当了自然会在得到欣赏赞美的同时受到反对。就一个掌权者来说，没有不提倡直言而提倡曲意奉承者的，然而翻开历史，到处是直言者们的血迹斑斑与阿谀奉承者们的飞黄腾达。说不定正是老子看到了上述的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例才提醒方正的人注意不割——不割伤旁人，清廉者要注意不刿——不刺痛什么人，直言者不肆——别忘记了分寸。
光而不耀，则更重要啦。因为即使是圣人，也有不能免俗的时候，也有光耀一番的场合与场面出现，也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表现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圣人应该是不耀的、没有光环的，也不可能经过认证与公民投票确认。
不应该有光环的圣人，结果一不小心有了一点点光辉，必然有人受不了。你已经伤害了旁人，你已经引起了厌烦至少是嫉妒了。不是吗？
同样是：孰能无过，孰能免祸？
因此，儒与道就都更加主张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庄子的享受王蒙作品集荒诞小说选这边风景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半生多事老子的帮助一辈子的活法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你的为政比较粗线条，比较宽松放手，你的老百姓也就比较淳朴忠厚。你的为政过于苛细，过严过死，无所不至，你的老百姓也就狡黠难管和怨声载道。
灾祸正是福祉的倚靠，福气正是灾祸的包藏。谁知道福气与灾祸的终极标准与运转的根本规律呢？这里并没有绝对的正解指标。正常会转化为奇——诡异、另类、非正常。善良或善（擅）长会转化为妖魔邪恶、怪力乱神。在何者为正、何者为奇，何者为善、何者为妖邪的问题上，人们感到困惑迷失，已经好久的时间了。
所以说，圣人方正讲原则，但是不伤害他人；清廉严肃，但是不刺痛谁；直截了当，但是不放肆；光明朗悦，但是不炫耀自身。
为政苛细，明察秋毫，包揽一切，干预一切，这其实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思路。是《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我们》这三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系列所描写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生活现象。《一九八四》中描写由老大哥通过电视机带领全国人民做体操，而且他们的电视接收机具有监控摄像功能，任何一个人不好好做操，都会被惩罚。《美丽新世界》中所有百姓的婚配都由政府按照优生原则掌握，包括做爱，也是按照规定的时间表与要求细则进行。这样的问题其实早在《老子》中，中国人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警告。
当然后两本长篇小说具有反苏倾向，其中的反共主义并不可取，但是作为小说，其不无夸张地描写一种其政察察的极端画面，是值得深思值得警惕的。
至于《美丽新世界》一书则描写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效率和科学都异化了，成了人生的对立物。它的时间采用“福特纪元”，即自福特公司发明的生产流水线为新纪元的开始，这样的流水线摧毁了人生人性人道的最后防线。
其政闷闷的国家，例子不好举。但是我们有一些说法做法，可以参照。如讲放手，讲抓大放小，讲放开一批。再如把计划改为规划，讲调动积极性，讲相信人，讲宽以待人，讲宽松的环境，讲意向协议，讲模糊数学，讲掌握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讲和稀泥、捣糨糊、协调一下、必要的妥协，讲先搁一搁放一放、冷处理、不了了之、宜粗不宜细??
还有我们最喜欢讲的“基本上”、“有一定效果”；还有“找他谈谈话”、“安慰一下”、“做点工作”、安排一个虚职??都不无其政闷闷的意思。相反，事必躬亲，事无巨细，无微不至，心细如发，对于修表、刺绣、精密仪器等行业的从业者也许是必需的品质，但是对于从政者、执政者、领导人来说，未必总是正面的特性。
按现代西方的行政理论，人们不仅应该懂得横向的分权，也应该懂得纵向的分权。该科长管的事，处长不要越俎代庖，局长与部长更莫不如此。胡适对蒋介石也提过类似的意见，他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打网球，手下送来了加急电报。一份电报看了，艾说，此事应由国务卿处理，照打球不误。又一份电报来了，他说应由五角大楼处理，仍然照打网球。据说胡适的此文使蒋大不高兴。
其政闷闷与其政察察的分析中，我还体会到并且也从百姓的所谓淳淳与缺缺中，发展引申到高调与低调的意趣。
闷闷，应该是粗疏的、相对低调的施政。作为施政者，你提出来的目标都应该是做得到的可操作的，即可兑现可检验的。所以正常情况下，施政者的目标应该集中在民生问题上，因为民生目标是最少争议、最可以通过实践达到的。
而其政察察，则摆出一副全能全知的姿态，摆出一副历史从今天开始的姿态，必然会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使执政施政过度地意识形态化、理想化、高调化、泛漫化、无边化。其结果只能造成过高的预期值，造成百姓的缺缺，或者解释为刁钻狡猾——这也是执政者教的。或者将缺缺解释为牢骚满腹，其原因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全民的言行不一、大言欺世的恶劣风气。
我去过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那里也有严重的贪腐问题，但百姓的反应并不十分强烈，原因是他们的其政闷闷，绝不察察。他们执政的调子本来就不高，社会期待的标准也不高。
人当然有私心，这是他们的逻辑。这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但是它从一个侧面给人一个启发：执政者的号召政策调门过高，如动辄要求大家牺牲自身利益，舍己为人，其结果是百姓未必按你的高调行事，却以你的高调来衡量你自身，反过来对你的表现严苛评判，认为你压根就没有做到那个超级高标准，只能使你诚信扫地。
窃以为，还不妨将闷闷与难得糊涂的说法相联系。我们讲为政或管理要抓大放小，其意在于有精明也有糊涂，有管严管住的，也有其实管也管不了，不如适当放手的。
现代政治学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执政者要有一定的常规性。我不知其详。但我想，对于一个科学家、艺术家、明星来说，天才是大有助益的。而政治家过于天才型了，过于个性化、与众不同，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创意汹涌而来了，也许并不总是对于治国平天下有好处。政治是大家的事，是日常的事。其政闷闷，也许比其政惊雷闪电、其政鲲鹏龙虎更好。
从闷闷产生淳淳，察察产生缺缺，老子把论述引向哲学层面，提出了关于祸福转化的思想。
有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有趣故事。而在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某些错误后，毛主席多次引用老子的“祸兮??福兮??”的话来消除丧气，增加信心。
在我们的经典文化与民间中，表达类似内容的说法还有很多，如“满招损，谦受益”、“吃一堑，长一智”、“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多难兴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等，都是中国的先人在复杂诡谲的世事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它教给我们，看事物至少看两面，正面与负面，前面与背面，效果收益与损失危险。任何事物都不是只有一种解释、一种后果、一个方向的。
老子在这里是紧接着闷闷与察察的辨析而谈祸福的转化的。原因是闷闷看似不佳，却能使民淳淳。察察看似精明强悍，无敌于天下，却会使民缺缺。为政行事，切不可只看只想一面的理，而忘了另一面另一类另外的可能。下棋也是一样，越是不会弈棋的人越是只想着自己怎么走怎么出招怎么妙极，从不考虑对方会有什么回应棋局会不会逆转。
正化为奇、奇化为正的思想精彩。大清王朝自以为是正统，称孙中山等为乱党，后来民国成了正统，袁世凯、张勋等才是妖孽。蒋介石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为“匪”，而我们也曾称蒋为匪帮。斯大林曾称南斯拉夫铁托为叛徒、机会主义，我们后来又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后来又一阵风吹了，后来苏联垮台了??
再举个轻松些的例子，当我观看实力相仿的两个球队比赛时，一会儿你觉得优势在这边，一分钟后你又觉得优势是在那边，谁胜谁负，谁正谁奇，这里有什么规律吗？是偶然的吗？有规律你为什么闹不明白呢？是偶然为什么行家又看出了那么多道理，出现那么多评论？看乒乓球赛更是如此，一球之争，胜也胜得飞快，败也败得偶然，一会儿是甲方主动，胜劵在握，一会儿是乙方反败为胜，令你大跌眼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下一秒钟，小小的一个黄球会飞到什么地方去。
这不就是“人之迷，其日固久”吗？老子那么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这个局呀。事物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认识到这一点还不算是最困难的。困难在于你怎么样在你最困难、你被指责为“妖”的局面下，尽快扭转不利的局面，同时在你被认为是正是善的情势下，怎么样警惕与防止复化为“妖”、化为“奇”，怎么样防止至少是推迟再次进入逆境的时间表。
老子的这一段论述，同样包含着“道可道非常道”的含义，谁正谁奇，谁善谁妖，这都是可道的一时之道、权宜之道，不是常道。但同时，无常、人之迷日久、正化为奇、善化为妖??恰恰是常道——大道的体现，叫做认识其常者，非常道，认识其无常者，反而是常道。认定是绝对真理的人常常掌握不住绝对真理，而认识到真理的相对性的人，却稍稍接近了一下绝对真理。这个说法是深刻而且悲哀的。因为它有一种危险，颠覆一切判断、价值、造成
世界末日式的混乱与崩溃。
当然，我们也不妨与老子辩论，这样一来，会不会走入相对主义的泥沼呢？会不会我们再无是非真假美丑善恶之辨了呢？那样我们岂不更蠢、更没有希望、更没有活头了吗？
这里，同样有老子等着你，老子的辩证法是没有尽头的，是“其为正也，莫知其极，孰知其极”的。所以老子早就预告过了，预警过了，后面还要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还有“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用有限的文字语言讲说无限的大道，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用“可道”来讲说常道，包括著述《道德经》，这本身就包含着自相矛盾的契机。这里有一个语言的陷阱：真理一经语言文字的表述，就变成了有空子可钻的东西，就变成了用语言文字不难宣称驳倒至少是不难煞有介事、振振有词地予以驳斥的东西了。用语言驳斥语言，是天下最轻松的游戏。任何一种语言，说到东就漏掉了西，说到冷就漏掉了热，用语言与语言抬杠，这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遇到成心抬杠、成心找别扭的人，一加二等于三也可能被此人驳倒。所以禅要讲“不可说，不可说”，孔夫子也要讲“述而不作”。老子做了，他已经不知不善了啊。
要掂量老子的某些论述的含金量，不能仅仅从语言文字的释义上斟酌，还要从实践、从经验、从悟性、从审美上去寻找探索对照。
至于“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句式不能不让人想起孔子的诗教，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所谓“温柔敦厚”、“尽善尽美”。“某而不某”的造句句式，就是在提倡一种美德的同时防止它的过分，防止它极端化、极而反，走向反面。这也是一种道德理想，也是不能抬杠的。其实，方正了自然会伤害坏人小人伪君子；清廉了自然会刺痛腐败者行贿者市井庸人无赖；直截了当了自然会在得到欣赏赞美的同时受到反对。就一个掌权者来说，没有不提倡直言而提倡曲意奉承者的，然而翻开历史，到处是直言者们的血迹斑斑与阿谀奉承者们的飞黄腾达。说不定正是老子看到了上述的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例才提醒方正的人注意不割——不割伤旁人，清廉者要注意不刿——不刺痛什么人，直言者不肆——别忘记了分寸。
光而不耀，则更重要啦。因为即使是圣人，也有不能免俗的时候，也有光耀一番的场合与场面出现，也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表现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圣人应该是不耀的、没有光环的，也不可能经过认证与公民投票确认。
不应该有光环的圣人，结果一不小心有了一点点光辉，必然有人受不了。你已经伤害了旁人，你已经引起了厌烦至少是嫉妒了。不是吗？
同样是：孰能无过，孰能免祸？
因此，儒与道就都更加主张适可而止，见好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