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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要耐得住寂寞》 作者:陈建瑞

第31章 古来圣贤皆寂寞 (1)

  现代人的寂寞,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多少有些无病呻吟;古人也寂寞,但古人的寂寞,却是那么厚重深沉,那么纯粹而自然。

  屈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感前途渺茫之寂寞;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叹人生苦短之寂寞;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发无人共醉之寂寞;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是说相思之寂寞……

  古来圣贤皆寂寞

  寂寞就像空气,无孔不入。

  现代便捷的通讯事业让远在天涯的人们可以相视而言,但是,却无法摆脱人们心中的寂寞。都市生活喧嚣而浮躁,人们每天来去匆匆,追逐种种名声、地位、实惠。但是,当他们静静地坐下来,面对内心的时候,仍是被空虚和寂寞包围。然而,没有人愿意放下眼前的一切,回归大自然,静下心来,不慌不忙地欣赏绚丽多彩的湖光山色。

  其实,生命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过程,而抛却那一点繁华与热闹,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寂寞里度过的。寂寞或许是难以言说、难以排解的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一种心境,但寂寞不一定孤独,不一定苦涩,不一定无助。懂得寂寞、拥抱寂寞,进而享受寂寞,或许是人生难得的境界。

  古人也有寂寞,那些文人高士们因仕途落魄、怀才不遇、理想受挫、战乱纷争、逃避政治等等因素而孤独、寂寞。古人的孤独、郁闷,多关乎家国命运,远非因一己之利害,那种忧国忧民的文人情怀,足以令现代人仰望。

  古人之寂寞,往往付之笔端,或纵情山水,或借酒消愁……古人是很懂得寂寞的,寥寥五言七言就把说不清道不明的寂寞吟成了千古绝唱。

  屈子“登石峦以远望兮,路渺渺之默默”,是寂寞;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寂寞;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寂寞;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寂寞;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是寂寞……

  勾践是寂寞的。国家破败,一身受辱;一朝为囚,数年困顿;十年休养生息,十年厉兵秣马,卧薪尝胆,苦不堪言。在会稽之巅,他也曾惶恐无助;在姑苏城中,他也曾几欲寻死。然而,倘若不能用决心和毅力淡化心中的寂寞,告诫自己勿忘会稽之耻,发愤图强以驱走那寂寞无助之感,怎会有日后令四方俯首称臣的霸主呢?淡却寂寞,孤境崛起,并吞吴国,真霸主也!

  荆柯是寂寞的。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易水河边,流水呜咽,长空阴霾,秋风萧瑟。高渐离凄凉和悲切的击箸声,荆轲高亢而哀伤的歌咏,让志士们流下了眼泪。荆轲已经知道此行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然而,他还是引吭高歌,大步前行,头也不回。秦王殿中,图穷匕见,刺而不中,惨遭杀戮。从他眼中,你可以看到捐躯报国的寂寞。

  王昭君是寂寞的。只因不愿行贿,花容月貌成了画师笔下的寻常姿色。当她终于远离故土,身赴大漠,反弹琵琶的怨曲,夕阳斜下的大漠风沙,演绎了一场“独留青冢向黄昏”的和亲孤独。水是家乡甜,月是故乡明,寂寞像大漠风沙,日夜笼罩在她的心中;抬头遥望,那一轮孤月当空,令她想起了那古道长安……

  嵇康也是寂寞的。“《广陵散》于今绝矣!”这是嵇康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当年,翠竹林中,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竹林七贤,隐逸竹林,饮酒作对,觥筹交错,令人羡慕。乱世之中,你无法独醒;帝王面前,你不愿底下高贵的头颅;于是,那一曲《广陵散》便成了遥远的绝响。

  岳飞是寂寞的。少怀精忠报国之志,壮年横刀立马杀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然而,正当可以挥师而上,直捣黄龙之时,一日奉诏十二道金牌,仰天长啸,十年之功,毁于一旦。皇帝不察,奸臣当道,以莫须有之罪名,惨死于风波亭。千载而下,岳武穆流芳千古,大奸人长跪西湖。岳飞的眼中,是为国尽忠、至死不渝的寂寞。

  寂寞是相同的,寂寞也是不同的。

  时间如长河,一次次漫过历史的沙滩,湮灭一个个曾经辉煌的时代,无数帝王将相如沙砾般被大浪淘去了,而这些寂寞的吟唱却流传千古。

  【人生感悟】

  当你在寂寞中找到快乐时,你就成熟了。享受寂寞是一种本领,一种幸福,一种乐趣。

  司马迁的孤独人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无数的文人墨客、贤人圣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自己的大名镌刻于中国古典文化的长卷之上。其中,西汉司马迁绝对是一颗璀璨的明星。

  自古文章憎命达,这句话也应在了司马迁身上。中年司马迁曾遭受宫刑,此后,他满身的光辉化为了彻骨的心寒,只在孤独、寂寞中挥洒自己的才情,为后世留下了皇皇巨著《史记》。

  司马迁,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公元前145年生于龙门山下(今陕西省韩城县),卒于公元前87年,他的一生,大约和汉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的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朝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聪明、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古文,后来,又跟着大儒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和《古文尚书》。

  为了搜集史料和开阔眼界,二十岁那年,司马迁开始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过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过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

  通过对众多历史遗迹的实地调查,司马迁不仅开阔了视野、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也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这些都为他后来著《史记》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职位,当上了太史令。这份工作让他可以从皇家藏书馆中阅读到很多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所以,尽管当时的藏书杂乱无序,甚至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还是几年如一日费尽心血地整理史料。

  与此同时,司马迁还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官,跟随汉武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司马谈在世时曾打算编写一部通史,但还没有开始写就死去了,临死前,他嘱托司马迁一定要写出一部规模空前的历史巨作。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在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后,大约在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此时的汉朝,正值汉武帝在位时期,这是整个汉朝的巅峰时期,经过前几朝的积蓄力量之后,汉朝终于有实力和匈奴正面交锋。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汉朝也在进行对匈奴的反击战争。公元前9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后世称为李陵事件——这是司马迁一生的转折点。

  在那一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李广利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自己逃了回来。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也奉命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山,准备与其他几路大军会合,合兵攻打匈奴。后来,李陵孤军深入浚稽山,被匈奴单于率领八万骑兵团团围住。李陵本人英勇善战、箭法超群,手下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死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汉朝军队深陷重围,孤立无援,而匈奴兵却越来越多,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汉军虽然斩杀了一万多匈奴兵,但终因寡不敌众,除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外,其余全部被杀,李陵本人也不幸被俘。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传到长安后,震动了朝廷。汉武帝听说李陵投降,愤怒万分,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商讨李陵的罪行。

  尽管满朝文武官员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但看到汉武帝龙颜大怒,他们便见风使舵,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群起指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

  当问到司马迁时,耿介正直的他说了如下这番话:“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又深入到敌人的腹地,以五千步兵抵抗几万敌人,还斩杀了一万多敌军。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自古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这一段话,应该被历史永远铭记。在此之前,李陵和司马迁并没有见过面,只是相互敬佩罢了。然而,在满朝文武群起指责李陵之时,司马迁却为他说了一番公道话。

  但是,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没有哪个皇帝愿意看到有人跟他唱反调。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而贬低战败而归的李广利,这显然是他所不愿意听到的,因为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于是,汉武帝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交给廷尉审问。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受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但是,他始终不屈服,不认罪。

  不久,有传闻说李陵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下令处死了李陵全家老小,司马迁被判死刑。

  但是,据汉朝的刑法,死刑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减免: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于是,他只能在腐刑和死刑上作选择。

  死还是生?

  有尊严地死去还是卑微地活下去?

  这个在一千多年后困扰了哈姆雷特的问题,也困扰着监狱中的司马迁。

  中国古代的高人志士们,在求生不能的时候,也很重视死亡的权利和方式。他们将死亡看做是一种意志和尊严的使命,倘若不能保持自己的信念和意志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就像乌江自刎的项羽。

  但是,当这个残酷的选择降临在司马迁头上时,他选择了生,即接受腐刑——一种令肉体和精神、自己和家人都极度痛苦不堪的生存方式。

  历史已经尘封了两千多年,然而我们打开那些泛黄的纸张,翻到司马迁在孤灯囚室中作出选择的那个夜晚,依然可以从中看到司马迁当时是怎样的孤独和徘徊、勇迈与伟大。

  腐刑不如杀头那样痛快,它既残酷地摧残受刑者的肉体和精神,也污及先人,见笑亲友。而从历史的刀光剑影中一路看过来的司马迁,如何会不知道“引颈就死”更有尊严呢?然而,假如他就此死去,也无非落一个直谏烈臣的称号,但是司马迁给自己的定位、他的人生使命不是如此——他要完成一部千古流传的史书。

  司马迁最终选择了活着——卑微而屈辱地活着。死固然可以明志,但是,生却可以践志。司马迁选择腐刑,表明了他对自己人生的定位从一个朝臣变成了史家,从一个匍匐于帝王的奴才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从此,监狱中的司马迁忍受着无边的寂寞和空虚,发愤自强,专注于自己的著作之中。

  公元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也被赦出狱。这时,司马迁已经五十岁了,朝廷依然令他担任中书令。但是,残缺之身的司马迁看透了封建王朝的本质,于是毅然将自己从这个体系中分离出来,像自缚的蚕蛹,用孤独紧紧地将自己密封,一头扎进了《史记》的写作中。

  《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我国史学上的地位无与伦比。然而,司马迁的著书过程却是孤独寂寞,凄凉无比。忍辱偷生的他,面对的是家人的不解、族人的唾骂以及同僚大臣的耻笑。但也正是因此,他对历史,对政治,对人性,对社会的深邃而精准的见识,远远地超出了他那个时代。他写尧舜禹,写桀纣厉;他歌颂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他赞颂项羽的英勇刚毅,揭露刘邦的无赖嘴脸……他的立场不是去取宠某位帝王,他的观点不是沿袭于某朝某代,而是站在更高的人性、人文、正义等价值之上。他的见识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因此,也轻易地超越了政治变迁而得以流传后世。

  公元前91年,司马迁基本上完成了《史记》的编撰工作。这部光照后世、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的著作共计52万余字,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这部抒愤传名之作完成后,他本以为可以洗刷耻辱,但统治者的漠视与禁止,让他的愿望变成了绝望。公元前87年,司马迁郁郁不乐地死去,终年58岁。直到他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终于,寂寞后半生的司马迁不会再寂寞了,他的名字和他的著作一起在中国历史的星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

  【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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