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在购物中心，找到安身之所(1)

　　和做新闻一样，做零售会让我见到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我知道如何与陌生人相处，我喜欢和他们打交道，我也十分擅长做这件事。在我曾经涉足的领域之外，零售业是一片全新的天地、一个零风险的全新起点。

　　到了改变的时候了，我需要进行一场大的改变。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几年来我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魅力》等报刊撰稿，但我并没有一份稳定持续的收入，我厌倦了讨价还价、追讨稿费的日子。30年来，这一行的薪资水准始终没有提高，因为有太多的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作家，但是由于拿不到钱，作家梦也就成了泡影。

　　我需要迎接一个新的挑战。

　　几年来都是一个人在家工作，我同样觉得孤单。我独自住在纽约郊区的一栋公寓里，没有孩子或宠物让我分心。从公寓向北望去就是哈得孙河，在那里蒸汽从一家核电站飘出来，看着不怎么让人安心。

　　2001年起，我和未婚夫乔斯一起生活，他是名职业记者。就在“9·11”恐怖袭击发生的那天，他正式搬了进来，卡车满载着他的东西从布鲁克林驶进我居住的小镇。我们都热爱环球旅行，都是法式小酒馆的常客，都疯狂地热爱着新闻业。我在为一本杂志就网恋话题撰写文章的时候遇到了乔斯，他在我的一张“任务一览表”上回复了我。

　　2007年我的年收入只有20000美元，还不及我收入最高年份所赚的1\/3。我赚钱不多是因为我开始讨厌新闻业。我抵触的不是写作，不是采访，不是同芸芸众生——从监狱重犯到伊丽莎白女王——见面交谈，我热爱新闻业的所有这些方面。每个人都有梦想的事情和讨厌的事情，无论他们是谁，对于将他们的故事重组而生成一篇报道，我乐此不疲；但是做了十多年的自由职业者后，看似自由的工作与无休止的赶稿现实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让我感到厌倦。

　　尽管我喜欢看着红尾鹰从我的窗前凌霄直上，还有暴雨像纱幕一般划过水面，但是我实在不能忍受就这样又过去一年，我无法忍受每天一个人的日子。我想尝试点新鲜的工作，但是又希望是简单安稳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否存在呢？），最好是那种我马上就能定期获得收益的工作。我需要买天然气的钱，我需要去杂货店买东西的钱。写作赚的钱可以用来解决一些大笔开销，比如偿还贷款和养老储蓄，许多年来一直如此。

　　我需要找份兼职。

　　我真正迫切需要的是在家的外面有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场所，那里的老板、工友和公司都信赖我，有人想要了解我、喜欢我、问问我周末去了哪里，我们彼此之间可以开开玩笑、有段共同的经历。

　　但是做什么呢？

　　我不想去加油站加油，不想做电话推销员，不想在杂货店里填货上架，不想在熟食店里切肉，也不想做家政保姆。我也不想学习那些时下热门的赚钱手艺，比如编程语言、制图软件或是表格操作一类，因为我想找份远离电脑的工作。我也不愿再去做个服务员或是打杂的，大二的时候我就干过这两样工作了。同时，我拒绝帮人遛狗、照顾小孩或是给人辅导功课——和小孩子打交道挑战太大了。

　　我缺少的是活生生的交谈以及其中的无穷乐趣，我希望自己除了掌控起居室的沙发外还能控制别的什么东西。

　　2007年9月，我在读本地报纸的时候，看到全国性高端户外服饰连锁店乐斯菲斯的招聘广告。乐斯菲斯公司在附近的一个高端购物中心内开了一家新店，该购物中心位于纽约附近的一个富裕小镇上，里面都是范思哲（Versace）、蒂芙尼（Tiffany）以及尼曼（Neiman Marcus）一类的高端品牌。

　　我去过37个国家，可以说流利的法语和不错的西班牙语。从滑冰到壁球，我参加过多项运动。我乐于同他人分享我对探险旅行和户外运动的热情。看起来乐斯菲斯非常适合我。

　　从大学一年级起我就开始做记者。那曾经是我唯一想做的职业，我曾在三家主流日报做过专职记者和特稿作家。我没有小孩，也从来没想过要小孩。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驻外通讯员，从阿比让或利马发回特别报道专辑。记者工作给予我的不只是一份工资，更使我有机会体验前所未有的冒险经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穿越冰山中部为《蒙特利尔大公报》报道发生在北极某村落里的故事。一位比我大10岁的法国卡车司机载着我跋涉8 天，从佩皮尼昂来到伊斯坦布尔。23岁的时候，我作为临时演员在林肯艺术中心参演芭蕾舞剧《睡美人》，和鲁道夫·努里耶夫同台表演。我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上品着杜松子酒和奎宁水，并在那里见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我甚至在一艘澳大利亚高桅船上待了5天，每天数次爬上100英尺高的帆缆，每晚都躺在狭窄的睡袋内，在摇摆中入睡。

　　我不在《纽约每日新闻》做记者和特稿作家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这是全美第六大报纸。2006年7月，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3点，转瞬之间我就被扫地出门。

　　彼得·麦吉利夫雷在《纽约每日新闻》任职数十载，是位根基稳固的高级经理。同事们曾警告过我，只有在被炒鱿鱼的那一天才有机会和他说上话。确实如此，去见彼得·麦吉利夫雷的通知就像传票一般通过电子邮件寄给了我。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我走进了彼得·麦吉利夫雷阴暗狭窄的办公室。乔·坎帕内利——当初拍板确定雇用我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斜靠在沙发上，他看着我，眼中透着轻蔑。而我的直接上司比尔·哈里森并未到场，当时他患了重病，那场重病后来恶化成不治之症。

　　麦吉利夫雷是一个看上去面色苍白的家伙，就像所有的高级经理一样，他像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残片中走出的人物。他前倾着身子，长在一边的头发刚好盖住光秃的头顶，他的旁边放着一盒克里内斯克纸巾。

　　“我们得让你走人。”他黯然说道。

　　我笑了：“为什么？”

　　“因为你的成果不多。”

　　“你开玩笑吧？和谁比？”

　　11个月以来，我报道了60多条消息，其中有些是全美独家报道。就在两周以前，我还抢了“头彩”，我的报道占据了报纸头版的整个篇幅——这是每个记者都想要打赢的一场大胜仗——除此之外，我还有一条关于前新泽西州州长吉姆·麦格瑞维的独家报道。

　　我在报社的第一份在编工作是在曼哈顿的一家日报社——也可以说是一个花边小报社——做全职记者，从一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就腹背受敌。雇用我的是一个无人待见的报社主编，不出10个月他就离职了。从1990年起我就在《纽约时报》做自由撰稿人，像《每日新闻》这种喜欢抛“重磅炸弹”的花哨报纸并不适合我。一周又一周过去了，我的报道始终被弃而不用，与此同时我沮丧地看到《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以及《60分钟》的报道和我的视角相同，但在完成报道或是准备开始撰写报道的时间上有时比我还要晚，尽管如此，日报社还是没有一个编辑打算发表我的这些文章。

　　我需要报社发的薪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潇洒地离开，他们要么信心十足，要么攒了足够的钱，要么有份新工作在等待他们。我只能坚持下来，忍受着这一切。

　　那个夏日的午后，我静静地同五六个同事告别，看上去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我的离开感到震惊和难过。我沿着《每日新闻》狭长的门厅走了出去，门厅两侧贴满了与暗杀、死刑和竞选相关的大幅图片和新闻头版。我曾经作为主流报社的一员，辗转于纽约五区寻觅新闻，我将深深怀念这段经历。我会想念那些风趣友善的同事的。

　　我未能有幸在新闻业再找一份工作，起码我没办法找到一份比我穿着运动裤在家做自由撰稿人赚得多的工作。我确实怀念那种成为某个机构一分子的感觉——那种刺激感、那种关注度、那种信赖感，知道自己有一技之长可用，而其他专业人士也懂得欣赏我的专长之处。

　　看到我的朋友们以及未婚夫——《纽约时报》的摄影编辑——拿着丰厚的报酬，享受着自己的工作，这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我从朋友圈中退了出来，与日俱增的嫉妒心正蚕食着我们之间鲜有的短暂交谈。

　　50岁的时候，我迫切想学点新东西，说不定我还能做得不错。我不想像是为了还清研究生学费贷款似的，在缺乏清晰规划的情况下就变更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