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熬过衰退期(2)

　　某些依然当全职记者的朋友会用惊恐的眼光看待我的发展轨迹。这一年在全美新闻出版行业，他们看到24000名记者丢了饭碗，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倒霉蛋。就像我一样，任何一个45岁以上、有着一份不错薪水的人，看到自己很快就被两个人力成本更低、处事更圆滑的25岁年轻人取代的时候，就感到心如刀绞。他们都承认自己越发感激现在的工作，不管这份工作是多么烦人。尽管如此，但上帝保佑……至少他们不用戴着塑料工号牌做着一些不需要动脑的重复性工作，他们还没必要来尝试做这种陌生、低级、乏味的工作。

　　“我绝对干不了你做的活儿！”一个人战战兢兢地承认道，“你真不赖。”我上班的时候忙忙碌碌，晚上踉踉跄跄地回到家，洗去一身汗水，倒到床上。乔斯会使劲地抱抱我。乔斯不是在富裕家庭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个小镇牧师，母亲是幼儿园老师。作为记者同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能像他一样，不仅知道我的辛苦，珍惜我为家庭赚下的这份收入，同时也清楚这份工作和我之前所有其他工作相比的差距有多大。我的脚累得火烧火燎，每个周二晚上的几个小时里我都不得休息——节假日每次加班的时候都是如此。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脚会多么疼，我也无法想象那些全职工作的人需要的是何种耐力和体力。

　　“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他低声说道，“你做到了。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正在做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他的尊重和认可正是我所需要的。

　　富尔茨、巴特利、利克和麦克法兰都在零售业找到了平静，他们能够接受将零售作为收入来源，同时享受其中的乐趣。但是52岁的辛西娅·诺顿并不这样认为，她之前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做行政助理。对于她来说，做售货员是个讨厌的死胡同，这个地方让她觉得压抑——现在她的收入只有之前的1\/3。

　　她喜欢之前做行政助理的工作，也很满意自己的那份收入。16岁起她就开始给自己的姨妈做助理，不过在自己的领域工作了几十年之后，2008年她被解雇，之后她再没办法找到一份助理技能派得上用场的工作。诺顿发出去了上百份简历，但始终没有好消息。有两次，她面试成功后，工作又被辞掉了，其中一次她才开始工作就被辞了。

　　诺顿就是《纽约时报》报道中所称的“新贫族”的典型，那些找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工作的人，除了一些低薪工作外，他们找不到其他可做的工作。这部分人群——由年龄较大的工人构成——将当前失业工人的平均待业时间拉到历史最高水平，到2010年4月为止，这个数字是33周。“有些人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还是找不到工作，这部分失业人群的比例达到45.9%，至少在60年里达到最高水平。”一家报纸报道。

　　像她这样的工人很快就会远远脱离中产阶层，滑向贫穷可悲的劳动阶层，有些人——收入急剧下滑——负债累累，孑然一身，惊慌失措。2010年夏天，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一个更加令人生畏的新生团体取代U6群体，这就是“99人士”，这些人花光了长达99周的失业救济金后，还是找不到工作。

　　这场经济衰退的洪流不仅重重打击了我们的经济来源，也颠覆了“美国梦”。这场危机摧毁了我们的斗志。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诺顿都在沃尔玛做兼职收银员，她是这样向《纽约时报》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的：“就连猴子也能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哪怕是只猴子也会觉得无聊的。”（2009年6月，我也曾对自己写下这样怒火朝天的话。）

　　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工作中的某种脑力要求，你就能够感觉出来做了几年低级销售工作后自己的大脑退化了。问问51岁的南希·施瓦茨就知道了。她在北卡罗来纳州雷利地区的贝尔克工作，贝尔克是家地区级百货商店。为了攻读非营利性管理硕士学位，她欠下了4万美元的学费，信用卡上还透支了两万美元，她觉得没有希望逃离零售业这个深渊了。

　　最起码，做一个时薪7.25美元的售货员是没办法还清债务的。

　　为了实现收支平衡，她81岁的母亲每月都会寄给她一笔钱，这让她极度沮丧、羞愧难当。2009年11月，她开始在贝尔克工作，那之前她在当地一家花店工作，当时她花了好大力气才让花店老板雇了她。

　　施瓦茨已经变得刻薄易怒，她早已远离中产阶层的舒适生活。每一天对她来说都是一种警醒，提醒她之前那些年的经历和教育现在变得一文不值，她的上一份白领职务是在佐治亚州阿梅里卡斯的人类家园国际组织总部工作。

　　2007年，她提前一个月收到人类家园国际组织的通知，她将被裁员。施瓦茨发现自己不能领失业救济金，在非营利性领域这并不少见，但是对于一个既没有积蓄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单身女人来说，这是致命的一击。“我当时很无知，我还不知道他们不会在我身上花钱。”她觉得自己被一个广受推崇、以帮助他人为己任的机构背叛了，施瓦茨现在看待世界的态度已经变了。“对于任何事情我都不会轻下断言。”

　　和诺顿一样，施瓦茨热爱自己之前的工作，尽管年薪相对较低，只有35000美元，但是这份工作带给她无限光彩。她选择了这份工作。不像做零售这种麻麻木木、没有出路的工作，人类家园国际组织的工作让她在智力上、精神上和情感上都获得了满足感。同时工作提供了不少可观的特殊福利，比如可以环球旅行，周围的同事也很有趣。

　　施瓦茨的工作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情感上的满足感可以弥补薪水不高的遗憾。现在却不是这样了。她为才能无处施展而愤愤不平，她在学历上的大笔投资对她毫无用处，她觉得自己形单影只，远离其他那些专业人士，那些人同样受过高等教育，有相似的背景和兴趣。她的理念、她的能力、她的理想与低水准的零售工作之间相去甚远，她憎恨这一点。

　　“他们不在乎我能给工作带来什么，他们只想要结果。我非常非常失望。我从来没和社会的这一面有过这么多的接触。我不喜欢这一面！我不想做这一面中的一员！这不是本来的我。”

　　如果你曾经收入不错，曾经小小享受过一些奢侈生活，那么当你看着店家对顾客给予无限阿谀之势，并将一切实际上都建立在为顾客提供服务的员工的辛苦劳动基础之上时，你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大部分情况下，店家花在人力成本上的预算比例极低——8%~13%。乐斯菲斯花了不少钱将代言运动员送往中国，送往印度，运动员们在那里拍照，做成店内张贴的醒目海报。我计算了一下开销，我在想究竟有多少顾客会注意这些海报，究竟有没有人意识到这些代言运动员的存在，运动员富于冒险的大无畏精神本来是用来激励顾客向着同样高度迈进的——而不仅仅是些随意的模特。

　　他们是否会在意呢？

　　施瓦茨同样讨厌公司大肆花钱举办活动，力求将当地有钱的女顾客吸引到店内——在贝尔克的活动上，有乐队、食物和酒水提供，“这肯定得花上几十万美元”——而付给她的工资却少得可怜。“这种做法就是在打击雇员的积极性，对一个人的自尊心会产生很大影响。我现在只能将姿态放低，活在当下。我无法想象自己下个月甚至下下个月还在做着这份工作。”

　　“我甚至无法去想象下一年的情况。”

　　就像辛西娅·诺顿那样，施瓦茨觉得自己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看着世界在她眼前打转，变得模糊而失去方向。“实际上，我觉得这场衰退不会那么快就结束。我想人们的工作方式将会发生巨大转变。我们将何去何从？我不想学习新的技能。我也不想在高科技领域工作。我凭什么那么做呢？”

　　从拥有头衔、拥有特权、拥有一群受过高等教育同事的专业白领到售货员，这当中的重大转变不仅仅在于丧失了收入、地位，或是获得晋升的现实渴望。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人觉得困难重重，沮丧情绪挥之不去。如果这一切只是暂时的，那么零售工作能提供一个安全的栖息之所，但任何一个有雄心的人都不想待在这种地方，他们也受不了这种地方。

　　工作定义了我们中的许多人，工作给予我们身份认证。对于一个没有孩子的单身女人来说，工作更是会成为自我价值的首要核心来源。一份稳定的中产阶层收入对女人来说尤为重要，女人的寿命比男人要长，如果结婚的话通常会比她们的另一半活得更久，唯一能够确保安度晚年的方法就是多多赚钱，攒钱养老，而非仅仅做个低薪劳动力，像只仓鼠一样不停地踩着轮子转。

　　一份收入体面的工作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将之从我们身边夺走，我们的灵魂之花就会开始凋谢。

　　2009年春天，经济衰退持续恶化，每周哪怕只有一个晚上可以待在乐斯菲斯灯火通明的卖场里，我也觉得安心。无论我是多么无聊烦躁，我依然在做这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仍然在经济危机的风暴中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过去的6个月里，这场经济风暴已经演变成一场恐怖咆哮的5级飓风。我渴望分工明确、直来直去的工作任务，我对工作驾轻就熟，我也喜欢友善温和的工友和经理，他们了解我、喜欢我、信任我。哪怕是我们店内糟糕透顶的助兴音乐也改腔换调了。一天晚上，在美食街吃饭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不知道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花了一分钟时间才定位出声音来源——那是基督慈善团的摇铃声，摇铃声在2009年7月盛夏之际响起。慈善团的教众头一次如此迫不及待，他们甚至等不到圣诞节。

　　我在这份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不过不是零售业中那些错综复杂的高深东西——商品的设计、外包、运输或定价。我们从来不会接触那么宏观的东西。但是每个周二的晚上，戴上我的红白塑料工号牌走进卖场，我赚着工资学到一门关于人性的课程，包括他们的人性和我的人性。

　　“我们从好工作中获得幸福感。”《神奇百忧解》一书的作者彼得·D·克莱默是一名理疗师，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工作场所和家一样，针对如何应对个人挑战，工作场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日益增多……当（工作）进展顺利的时候，它教会我们大家什么时候要脚踏实地，而什么时候要讲究策略……面对工作，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学会了谦恭……好的工作可以增强个人感知感。”

　　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我从未如此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喜欢做新闻。我喜欢写作，喜欢挖掘新的题材，也喜欢讲故事，但是我真正喜欢的是和形形色色的人接触、交流。零售让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更加清晰地强化了这一点，因为零售首先要求的就是关注他人的需求，而不是仅仅为表述他们的观点或是解释他们对某件事的态度而在那里倾听。我以前从未涉足新闻界以外的圈子，之前一直做新闻，这让我没有机会掌握一份和新闻界不相关的新技能。现在我也看到了，自己花费30年时间磨砺的某些技能可以转化成为其他类型的工作，并且带来收入。

　　在新闻界，只有做老板喜欢的事情——切入主题，拿到引言，迅速离场——才能获得奖赏，我的个人发展变得失去了平衡，就像是一位舞者只用身体的一边跳舞或是一个举重运动员只加强训练他的腿部肌肉。从大学开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将重心放在自己的智力能力上，还往往以此为傲。

　　这份新工作要求的是更加复杂的情感能力，最后也终于迫使我将自己的圈子和其他人紧密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记记笔记，然后满腹轻蔑地逃回新闻工作室。

　　新闻界推崇的某些做法为其他领域所不屑，会被视为有伤风化而惹人厌恶：为抢先挖到消息，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挖到消息之后，我们又会大肆报道，这样所有人才会对你和你的老板肃然起敬。我们会去敲别人的家门，将相机对准人家的脸，冲着悲伤的亲属大声问道：“你现在感想如何？”

　　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你要摒弃那些友善温柔的特质——如果你拥有这些特质的话——只有在这些品质能派得上用场的时候，比如搞定一场采访或是挖出消息来源时才能表现出这些特质。尽管我热爱新闻界对脑力的挑战，但是我并不喜欢我的同事，也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我总是觉得他们太冷酷苛刻、自私自利、野心勃勃。周围都是一群举止不端的人，这让我自己也变得极其好斗。我在想什么时候自己身上的那些好品质——幽默诙谐、悲悯之心，以及真诚与人打交道的欢愉之感——能够在一份工作中得到体现。

　　在这里，在零售工作中，这些品质最终得到了体现。

　　在卖场，每周我都会碰到几十个陌生人，有外科医生也有飞行员，有智利人也有芬兰人，有指甲斑驳的清贫老人也有去哈佛读书的金发预科生。我拿着钱听着他们的故事，为他们营造舒适之感。这些都是我在新闻界工作数十载获得的技能，不过现在新闻界的工作总感觉像是一场无望的战役：编辑们削减了报道的数量和预算，我接触的受访者都谨小慎微。

　　那些没上过学的平民百姓通常不信任我们这些记者，他们会信誓旦旦地认为我们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歪曲他们的言论或形象。

　　我曾经采访过不少首席执行官、首相和名人，这些公众人物的到场通常如众星拱月一般，一群随从确保我的问题在掌控之内，确保受访者的言论不会受到篡改和歪曲。因为担心会错误引用这些公众人物的话，许多采访也都变得平庸而没了棱角。

　　在卖场，我全然不受任何威胁。我在那里提供服务和帮助，让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因此那些心情舒畅的顾客们通常会感激我、欣赏我。你很容易就能立刻知道自己可以在几分钟内让一个人高兴起来。一个好的售货员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一点真不错。有谁不想知道自己是有用的人呢？

　　有一次，终于有人看到了我的价值，我心中十分感动。那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顾客寄给我和我的经理的信中写道：

　　通常来说，雇主只能从顾客那里听到负面言论。不过这封信旨在嘉奖我和

　　我的女儿得到的服务……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21岁，一个17 岁。自从我的大女儿去纽约州北部上

　　大学后，我需要经常购物，尤其是需要购买既时髦又“温暖”的衣服，因为纽

　　约州北部非常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