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寻求新的生活(1)

　　现在我已经52岁了，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自己曾经最得心应手的专业领域里，应该有一个属于我的位置，在大部分时间里，这里依然是我的乐土。

　　早在2009年6月的时候，我就想要放弃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商店后面的角落里给夹克安装袖筒的时候，我静静地对自己反复说：“到了离开的时候了，到了离开的时候了，到了离开的时候了。”我筋疲力尽，无聊透顶，深深地为自己感到不值。假如有一天我像继母一样，收到一份恐怖的判决书，在精准地熬过医生口中的18个月寿命期后悲惨地死去，我想象着自己那时该有多么悲伤。我的母亲曾受多种癌症困扰，她还是挺过来了，因此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想什么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也向我袭来。难道我真的希望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记忆还在拆箱子和脏兮兮的架子？我现在52岁了，对于我和乔斯来说，退休养老指日可待。但是如果我还困在这里的话，这一切肯定不可能发生。很显然我在这家公司不会获得晋升，我也没有心情再找家商店拿着同样微薄的薪水从头开始。

　　如果我没有早早离开，我猜测着自己何时才会离开。就像某个玩儿高空秋千神出鬼没的杂技演员一样，我现在开始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那个圈子上，而非之后的一跳。我开始依赖那份可怜巴巴的工资，开始放不下那个塑料工号牌，开始习惯于每个周二有一个温暖安全的去处，我割舍不下的不再是写作、编辑以及营销技能，这些曾在过去为我赚得大笔收入。我很快就丧失了对自己的耐心和信心。我要么重新拾起这些品质，要么将永远地失去它们。

　　2009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走向收银台，发现有个人在关切地望着我。她身材苗条，短头发，蓝眼睛，是个50多岁的金发女人。这个女人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条纹细布衬衫，和我们见到的大部分女人不同，她身上有一种嬉皮士的酷劲儿。我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但是我记不起来了。

　　“嗨！”她说。

　　“嗨，你好吗？”我欢快地回应，努力地想她到底是谁。

　　“你不记得我了，是吗？”

　　“是的，我不记得了。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她是萨莉，我结识的一位律师的妻子。

　　那天过得很慢，我们聊了会儿天。她告诉我的事情让我头脑清醒起来，提醒了我为什么自己还在做着这份工作，无论它是多么无聊。和我一样，两年前她在曼哈顿一家杂志社做编辑，在回归家庭当主妇之前做着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为了赚点儿零花钱，最近她在人口调查局工作，真令人羡慕，她每小时赚18 美元。

　　“你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过来上班，”她告诉我，“都是些首席执行官，真的都是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高管人员，这些人工作经验丰富。这个年代，无论能找到什么工作，人们都愿意做。”

　　当前劳动力市场吹来的这股强劲冷空气，哪怕是那些拥有光鲜简历和数十年经验的行业老手也是如此，很快就结束了我的自怨自艾。尽管我厌倦了这份工作，哪怕睡着觉也能做这份工作，但是至少这份工作稳定顺手，这是我的工作。2008年秋天以来，衰退期中的经济走势下行继续，每周的坏消息越来越多。截至2009年7月底，全美经济中有650万个工作岗位裁减员工，不得已做兼职的人（像我一样，更想做一份高薪全职工作的人）的数字翻了一番，达到900万。我每天都会阅读《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商业板块的报道。不过看报道是一回事，在当前形势下生存是另外一回事。

　　单从零售业来看，2008年以来已经削减了85万个工作岗位。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在残骸中漂荡；无论我的处境多么糟糕，至少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撑自己。

　　眼瞅着新闻业摇摇欲坠，我自己同样面临财务危机和债务危机，这让我惶恐不安。几个月前，我终于解决了一桩跨州诉讼案。一年前，一家刚刚起步的出版社和我定下了报酬两万美元的约稿合同，后来由于他们濒临破产，突然取消合同，让我猝不及防，费了好大力气也未能填补上这份收入空白。我们之间还有一份价值5600美元的合约报道，他们再次背信弃义。我聘请了一位律师负责催款，最终我只拿到部分稿费。整场事件过后，我在美国运通信用卡上透支超过6000美元（尚未讨回来的稿费就占了2000多美元）。几年来透支年利率都稳定在9.9%，现在年利率是12%，很快就会跳到15%。我为《纽约时报》写了另外一篇报道，正迫不及待地等待发表，只有发表之后我才能拿到稿费——这份报道是关于美国做小生意的人是如何努力挣扎着偿付账单的，已经没人重视他们开出的支票了。我替《纽约时报》做了不少自由报道，每周都在一个本土板块上撰稿，简单快速地就能获得一份稳定收入。不过现在这份稳定收入也没了，他们完全砍掉了这个版面，我立刻就损失了年收入的1\/3。

　　我自身财务状况的方方面面，比如未来做新闻有望获得的收入、我的债务、缩减必要的开支都不理想。从任何岗位离职都不是明智之举。

　　一年前，全美范围内48000名记者失业，其中24000人此前从事纸质出版物工作。这里面的许多人同我一样，居住在纽约城或是附近，现在正在为越来越少的自由撰稿机会竞争。无论是那些拥有悠久历史、备受大众喜爱的杂志，还是新近的一些杂志，基本上每周都有倒闭的：《投资组合》、《美食家》、《乡村之家》、《村社生活》、《多米诺》以及《财富》杂志小企业版，可是成百上千名员工和自由撰稿人都还指望着这些杂志社赚钱。哪怕是新闻业的教父，拥有108年历史的贸易杂志《编辑与出版商》也倒下了。

　　我不想因为这份工作不尽如人意而放弃，我不想因为某位糟糕顾客让我一时沮丧而放弃工作。我那么努力地工作，我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我喜欢乔，我喜欢我的工友，我想在局势好转后再离开。我不管工资多么低，也不管工作多么无聊。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会需要一份推荐信，不知道哪一天我甚至还会再回来做零售赚点儿稳定的收入。上份在《每日新闻》的工作惨淡收尾，这次我想自己作决断。

　　秋天来了，店里面也发生了不少重要的变化。现在安杰拉已经挺着大肚子，预产期是“黑色星期五”前一天——零售业全年单天成交额最大的日子。她本来不想选这么一个糟糕的日子临盆，不过，她也没的选。尽管大家都期待着这个婴儿的降生，但是这个孩子，这个男孩的出现完全是场意外。彼得妻子的预产期在安杰拉之后的几周。他还会待在店里，但是安杰拉至少要离开3个月。现在是我们最忙碌的季节，乔需要雇个新人接替安杰拉“钥匙保管员”的职位，这个人将负责开关店门。

　　他需要一位助理经理接替安杰拉的工作，直到（如果她还回来的话）她休完产假。安杰拉现在年薪是45000美元，按照这个收入水平，我想如果可以接替安杰拉的职位的话，我每个月就能固定攒下2000美元或是更多，哪怕是份临时工作，这也不错。于是，我告诉乔自己想应聘这一职位：我在店里已经两年多了，我了解所有的员工，我了解产品、了解公司，也了解我们专卖店，我的销售业绩始终很高，这已经证明了我的价值。乔向我保证他会考虑我。那个秋天菲尔来店里的时候，我也告诉了他。以他一贯的和蔼方式，他也向我保证他们会考虑。

　　当然，他们从来都不会考虑我。我承认自己没有进一步推动，不过我认为我没必要这么做。他们都很了解我了。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没有人问过我，也没有人开始对我进行漫长的忠诚度调查，忠诚度调查是晋升的必要环节，显然我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相反，布赖恩出现了，这是一个26岁的大学生，淡淡的金色卷发，白皮肤，蓝眼睛，以前在别的地方做过助理经理。他就是接替安杰拉职位的人，我完全不在竞争范围之内。

　　我没有对乔或菲尔说什么，但是他们处理这件事的态度真的激怒了我，我诚恳而严肃地申请一个临时岗位，他们却忽略我的申请。我感觉玛丽埃尔身上发生的事情又重演了，她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女员工，同样在晋升助理经理的竞争中被淘汰。玛丽埃尔之前在别的地方有相当多的工作经验，她的条件要胜于那个从外面找来的比她年龄还小的小伙子——乔在业内另外一家商店里认识的一个人。两个雄心勃勃的女人，两个经验丰富、在公司内拥有良好销售记录的女人，面对一份合情合理的晋升却惨遭淘汰，公司完全没和我们探讨过，为什么我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还需要什么技能才能获得晋升。光这两件事就已经让我看清楚了。

　　一切都进行得悄无声息、顺顺当当。乔不喜欢意外事件发生，这也是我喜欢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是通过几个工友以及我自己的观察，我同样知道乔不喜欢正面冲突。安杰拉很温顺，不是一个会和他找茬儿打架的人，无论她是多么沮丧（她告诉我，她沮丧到了顶点）。乔知道，和他对着干的时候我绝不会有半点儿迟疑，大家都清楚这一点，尤其是乔。我曾当面和他对着干过，就在每月例会上，哪怕以非常礼貌的方式，那时基本上没人敢说话。我对他说：储藏室的照明不好，我们手头的工具不够，比如说钩衣竿，只有用钩衣竿我们才能够到那些高高挂在我们头顶上的商品。开张以来，哪怕是在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我们店的销售业绩在30家连锁店中始终位列前三或是前五名，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表扬过我们？

　　如果乔打算找个人装聋作哑，他的行为也清楚地表明他想找这种人，那我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8月份我请了一周的假去多伦多探望父亲。两年前继母逝世后，我们有许多栅栏修缮工作要做。

　　我从纽约坐火车北上，路上花了24个小时。我在父亲的公寓里待了一周，睡在一张狭窄的单人床上，那间屋子曾经用来装继母设计的衣服，衣服一排排挂在滚动衣架上。我使用她曾经用过的浴室和壁橱，壁橱里曾经装满了昂贵的化妆品，现在已经人去橱空。这个地方让我感觉有些诡异，从父亲为她画的那幅巨幅肖像上始终能看到她的存在，她正从墙上向下看。父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每间屋子里都摆着他的绘画、素描、蚀刻画、版画，还有银器。画架上立着一块巨大的画布，那幅油画父亲已经画了几个月了。油画有幸放在工作室的正中央，我没办法忽略它，但是我简直不忍看这幅画。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我不知道说什么，这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一个长着翅膀的裸体人跌倒在地，他的翅膀烧焦了，黯然神伤的伊卡洛斯。 我的父亲和继母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漫长、健康而美满的生活，一直到最后。他

　　雅典的伊卡洛斯是墨提翁的儿子、厄瑞克透斯的曾孙，也是厄瑞克族人。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位建筑师和雕刻家。——译者注

　　我们曾在地中海的一艘船上生活了很多年，之后在爱尔兰乡间拥有一栋200年历史的豪宅，他们用现金买下了那栋豪宅。他们环球旅行，吃着精致的食物，喝着优质的葡萄酒，穿着可人的衣服。父亲的电影和电视作品赢得了不少重要奖项，既有加拿大政府颁发的，也有业内颁发的。继母同样在那个高度竞争的领域做着弄潮儿，地位权势蓬勃发展。父亲在70多岁高龄的时候，也从来没在医院过过夜，也没做过大手术，更不需要任何药物来维持自己过人的精力和体魄。他们有广泛的交际圈子，有一群彼此喜爱的挚友。

　　似乎不幸从来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她的癌症，她急转直下的突然死亡可能是第一次如此猝不及防，像场飓风一样席卷了他们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家。现在我父亲一个人生活，80岁了，正试着通过艺术创作这一他最熟识的方式来诠释这一切。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周。我们都热爱自己几十年的老传统：每天早上从暖壶里倒出浓浓的黑咖啡，听着厨房里放着的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广播，每天晚上在后院小花园里吃晚饭，看着市内有轨电车鸣笛而过。我们和卡利一起慢慢地散步，卡利是只小狗，是继母送给父亲的70岁生日礼物。我们沿着安大略湖走了很久，对着鸬鹚、白鹭和苍鹭赞叹不已。我们甚至去看加拿大国家展览，这是多伦多131年之久的夏日传统，是加拿大最大的博览会，会上到处都是山羊、黄油雕塑和骆马，还有巡回表演艺术团。我有好几年没去看过展览了。这里是平民大众聚集的地方，难免会显得粗俗，我很难想象父亲会去看展览。不过我们真的去了。我们去坐摩天轮、吃烧烤，还玩儿了几个小时的游戏，在游戏中途还耍着小聪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打赌，我们嘲笑彼此的傻气，居然去拍模糊的快照。我们都需要疗伤，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如此亲密地说话。我们全家都是专业传媒人士，几十年来我的言语、我的形象传递给了上百万陌生人，但是我们从来不善于向彼此吐露私人情感。我们会为了一份报道在任何社交圈子内无所畏惧地大谈特谈，但是面对心灵深处的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我终于看到了零售生涯的出口。

　　2009年7月，我开始在一家名为“真言\/ 偏见”的新兴网站上写博客，尽管报酬不高，但11月份的时候写博客的收入已经和店内收入相当。我期望这个博客能够带来一些其他机会，也许哪一天还会为我带来另外一份全职工作。

　　2月初，我参加了人口调查局的考试，他们提供了一些工作岗位，时薪在14~21美元之间，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可能一直工作到2010年春季。100分我得了95分，评分员充分肯定了我的表现，我很有可能接到他们的录取电话。不过我只是一个绿卡持有者，这类工作通常优先考虑美国本土市民。好在我有管理经验，我还会说西班牙语——这一点让我很吃惊，我们镇上参加考试的人里，20个应聘者中只有1个会说西班牙语。和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胜出的机会很大，应该会有个职位留给我。

　　几个月来，未婚夫乔斯都很紧张，因为圣诞节前报社要裁掉100个职员，他担心自己会丢掉《纽约时报》摄影编辑的工作，他在那里已经工作了26年。到了2009年12月17 日，他还是安全的。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到2010年1月，前一年里许多雇员薪水中5%的减薪也取消了，我们的收入又增加了一些。在那个月，我们重新申请公寓抵押贷款，贷款利率比信用卡还款利率要低很多，我们使用贷款偿还日常债务，避免每月使用信用卡透支额度乱花钱。签署了新的抵押贷款文件后，我们每月背着巨额信用卡欠款的日子也就结束了，我们将债务转移到了低利率的分期付款上面，这同样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

　　也许我可以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