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按照法律规定，商业银行的所有权关系应该完全公开化，但实际上其真正的所有人是很难搞清楚的。一家商业银行首先为其他商业银行所有，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相互之间都拥有对方的股份。以那些最大的商业银行为例，摩根保证信托公司是它的四个纽约姐妹银行，即花旗银行、汉诺威制造银行、化学银行和银行家信托公司，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银行的最大股东。反过来，花旗银行又是摩根保证信托公司的母公司，摩根公司的第一号股东，摩根公司的第二号股东是大通曼哈顿银行。
除了商业银行相互之间的这种互相占有关系之外，其他机构，诸如合股公司、保险公司、抚恤基金会等，也是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有一份提交国会的报告中指出，对七百个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调查表明，这些机构拥有二百七十家商业银行的股票，它们拥有的有价证券数量，占这些商业银行的9％－99％之间。
而且，由于现代银行高度资本化，股权分布极广，控制一家公司并不需要掌握绝大多数股份，甚至也不需要掌握多数股份，例如洛克菲勒仅以1％多一点的股份就成功地支配了大通曼哈顿银行。这种情况的存在，既使一个人可以以一份股权(不是一股)控制一家银行，也使得在其他主要股东的反对下，一个人的一份股权不足以控制一家银行。索尔·斯坦伯格就是由此而萌发控制化学银行的念头并付诸行动，又因此而失败的。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商业世界中异军突起了一家公司，利斯科数据程序设备公司。这是一家电脑出租公司，由一个才气横溢的圆脸犹太小伙子创办，他就是索尔·斯坦伯格。当时，电脑已经进入实际应用，各种资料处理技术和设备也已得到开发，但尚未进入薄片半导体和集成线路时期，电脑硬体设备庞大而且价格惊人，不像现在的微电脑。所以，一般用户虽然希望甚至迫切要求使用电脑，但在这庞然大物和高昂价格面前，只好止步不前。
索尔·斯坦伯格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机灵地想出了一个赚大钱的点子。他向父亲借了几千美元，办起了一家出租电脑和其他资料处理设备的公司，名为利斯科数据程序设备公司。斯坦伯格一炮打响，利斯科公司经营顺利，一时成为众人效法的对象。1964年，利斯科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为了筹集资金、扩大规模，斯坦伯格把利斯科公司由私营改为公营，上市推出。在以后的几年中，利斯科公司通过盘购其他公司，主要是资讯服务领域的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协同公司，其股票的价格也随之上涨。1968年，斯坦伯格成功买下了比利斯科公司大好多的永联保险公司。
永联公司是一家老牌企业，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主要从事财产和灾害保险，拥有7亿美元的资产，因此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斯坦伯格花了1.25亿美元，把永联保险公司连同其掌握的各类有价证券一起接管了下来。在这些证券中，有二十五家银行的股票，特别是其中有20万股化学银行的股份。斯坦伯格的机会来了，他决定想方设法把化学银行搞到手。
化学银行属于纽约市最大的五姐妹银行之一，是美国第六大商业银行，拥有76亿美元的资产，在全世界有一百四十所办事处和国外分行，还有九个代理处。化学银行建立于19世纪初，算得上一家有根基有势力的大银行。
事实上，对商业银行进行股权收购是绝少发生的，而对化学银行这样资产巨大的商业银行进行股权收购，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时人的心里，都没有想到过，化学银行会被盘购，只有初生牛犊的斯坦伯格会有此雄心。
不过，商业界人士对利斯科公司又要盘购企业倒是有准备的，因为在1969年1月底，节节上涨的利斯科股票从每股125美元又增加到了139美元。但当2月初化学银行向报纸透露了有关利斯科公司打算收购该银行股权的情况时，无论圈内圈外人士还是大感意外。
当时，化学银行并不是股权收购的最佳对象。它虽然没有多大作为，但赢利情况还可以，股东相互之间也没有不和，况且，这家银行还有自己的资源可以用来进行抗争，诚如其总裁伦查德在写给斯坦伯格的信中说的：“我们将以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手段进行抵抗，这些手段将证明是值得考虑的。”事情确实如此。
斯坦伯格显然设计了周密的股权收购计划，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但化学银行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手忙脚乱一阵之后，很快反应过来，并采取有效行动。不久，斯坦伯格就觉得有些烫手了。在种种压力下，利斯科公司的投资银行，韦尔德·怀特公司原为股权收购时的投标发起人，现在却通知他说歇手不干了，甚至利斯科公司的一些客户也威胁说要停止同它的业务往来。随后，化学银行又租下了华尔街上所有主要的代理投标的商行，使接管更不容易开始。
接着，化学银行使出了它的杀手锏，显示了属于既成体制的企业的真正威力。在向报界透露有关情况之后的几天内，银行总裁伦查德同尼克松总统、财政部长大卫·甘·迪、参议院银行通货委员会主席约翰·斯派克曼共进了午餐。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寻求以财政部政策或国会立法的方式来阻挠对商业银行的接管。紧接着，伦查德又赶去拜访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几天之后，州长要求以立法手段来防止一家商业银行被人接管。在这种情况下，斯坦伯格在同伦查德又共进了几次工作午餐后，意识到了自己的梦想不可能实现了。
化学银行还不甘休，把自己最后的武器也用了上来，非把利斯科公司打翻在地不可。化学银行及其同盟机构大批抛出利斯科公司的股票，造成股价急剧下跌，一下子从每股139美元跌到了109美元，从而彻底破坏了斯坦伯格盘购化学银行的货币基础。
在股权收购风波乍起的两个星期后，斯坦伯格作了如下一番说明：“虎视眈眈地想接管货币中心银行的人，是违背经济最高利益的，因为这危及了银行制度的稳定和声望，并会破坏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他彻底失败了。到年底，利斯科公司的股票下跌了一半，斯坦伯格暂时停止了盘购企业的活动，也许还永远打消了盘购化学银行的念头。
无论斯坦伯格在盘购对象、盘购策略上有没有出差错，他在盘购化学银行过程中所遭遇的一切，包括政治上的压力，再充分不过地说明，那些稳固确立的行业，至今仍然不是犹太人可以发挥其特长、施展其所能的地方。从70年代石油美元崛起和日本经济腾飞之后，阿拉伯王子和日本托拉斯来美国公开买下商业银行，并未在圈子中人物的身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便是一个明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坦伯格这次失败也可以看作一次探险，一次验看以今日犹太商人的实力，他们到底能将自由竞争的原则贯彻到何种程度的探险。
．“小”股东，大老板
股票及股票交易是现代商业世界中一套极为重要的机制，它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犹太商人参与其中，并且他们还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由犹太商人参与组建的，成立于1602年的这家公司，其股东中有25％是犹太商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市场——荷兰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市场，是由犹太人帮助组织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四十一个委员中，有三十七个犹太商人；同样，在英国，最早的股份公司之一——英国东印度公司中有犹太商人担任重要职务；而在17世纪末的伦敦股票交易所中，犹太人也占据了同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席位：共有十二个以上；后来的伦敦证券交易所则是由纳坦·罗思柴尔德创建的。
股份制对商业企业的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极为深刻而复杂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使金融方面的活动在企业经营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尤其是股份制导致所有权的分散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某种分离：在股份制企业中，并不是个个“老板”都有经营决策权的，也不是非得握有全部股份才有决策权，“小”股东也可做大老板。这种需要有点股权但又不需要全部股权，往往连理论上的51％也不一定必要(美国大通银行被称为洛克菲勒家族银行，实际上该家族及其托拉斯控制的股份，只占普通股的1.5％）的状况的“正常存在”，给从头就对股票以及股票交易的内在特点了若指掌、善于从金融上控制企业的犹太商人提供了充分发挥的余地。即使在旧上海这样尚未发育成熟的市场上，犹太富商维克多·沙逊也曾大大地施展过一番。沙逊集团在旧上海的经营历时百多年，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直到20年代前后，才开始投资实业，而其投资方式往往采取以少量资本收购股权借以控制股权的方式。
1923年，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成立，专营上海附近地区的公共汽车客运业务，已为沙逊集团控制的安利洋行以2500股股份掌握了经理权，实际上只占了实发股数的5.26％。以后沙逊集团各直属公司成立，大量收购该公共汽车公司股票，至1936年达总股数的57.34％，以此垄断市内公共交通。
沙逊集团进而收购上海英商电车公司股票，1936年沙逊集团拥有该公司股票只占发股数的2.48％，但已参与公司的董事会了。后在该公司五人董事会中占了两席，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该公司。用同样的手法，沙逊集团取得茂泰洋行四人董事会中的两个席位，垄断了上海很大一部分货运驳运仓库业务；在英商会律丰公司五人董事会中，占有两席；在正广和有限公司四人董事会中占有一席；拥有上海啤酒公司股票2万股，占实发股数的10.97％，但完全控制了该公司。
1930年，沙逊集团还与其他资本集团合资开办了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和扬子银公司。沙逊集团拥有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占这两家公司实收资本的比例都不高，由于股数的变化，多时占百分之十几，少时仅占千分之三多一点，但通过种种方法，如利用投资关系、债务关系、聘任董事关系等手段，拉拢其他股东，从而完全控制了这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通过投资又控制了约五十家企业。这样，沙逊集团只用了很少的资本便控制了一大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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