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成长之路都是全新的，除了你自己，从未有人走过，这条路上既有坦途，也有崎岖；既有收获，也有诱惑。你要学会分辨，慎重选择。
贵人哪里来
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贵人，这些贵人不一定真的尊贵，他可能是陌生人，也可能是一面之缘的过客，乃至你的敌人！
“贵人”这个名词，相信你早就知道了，因为三年前，有一次家里请客，我事先对你说，受邀的客人是我以前的贵人，因为他的帮助，使我有后来的成功。你当时虽然并不十分了解，却在餐桌上对客人说：“我爸爸讲，你是他的贵人！”
我当时看得出来，那人听了有多么高兴，因为他知道我没忘记他以前的好处。但我后来也听说，他的太太回家跟他大吵一架，说他自己连个固定的工作都没有，怎么会是别人的“贵人”？
他的妻子错了！因为能做贵人的，自己不一定多么尊贵。当我们要找自己生命中的贵人时，也不见得要到世俗所谓荣华富贵的阶层去寻觅。许多贵人，都出奇的平凡。而平凡的我们，也随时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贵人”，甚至当我们成为别人的贵人时，自己还不知道。
从前有个人写信给燕国的丞相，因为光线太暗，就叫仆人举烛，一不留意，把“举烛”两个字，也写入了信中。等到燕国的丞相收到信，读到举烛两个字，竟然大为感动，说举烛的意思是追求光明，也就是要拔擢贤才，并以此呈请君王采用，使得燕国强盛起来。
传说李白起初做学问很没有耐性，直到某日，看见一位老妇，居然想将一根粗铁条磨成绣花针，才顿时醒悟，回头苦学，成为诗仙。
米开朗琪罗在画西斯廷教堂时，有些不满意自己的成绩，却又因为完成大半而舍不得重画，直到有一天去喝酒，看见老板毫不犹豫地把新开的一大桶酸酒倒掉，终于下定“重新画过”的决心，成就了不朽的作品。
以上写“举烛”的郢人、磨针的老太太和酒店的老板，可知道自己无意中的行为，竟能造就别人？而他们何尝不是燕国、李白和米开朗琪罗的贵人？
又譬如我有位朋友外出旅行，临上飞机发现旅行社的小姐竟把他最重要的身份证明资料遗失了，他起初大发雷霆，要求赔偿损失，但是后来又跑去向旅行社道谢，说犯了错的小姐是他命中的贵人。原来他没赶上的那班飞机发生了空难。
你想想，由犯错，到成为别人的救命恩人，这当中有多大的转变，岂是当事人预先能知道的？
再拿我最近的遭遇来说吧！当我的《点一盏心灯》写到中途的时候，有位朋友来访，看了我写好的稿子说：“这些东西太软，缺乏吸引人的力量！”
虽然你母亲说，那位朋友可能是嫉妒我的成绩，讲出酸葡萄的话，我当时也有些不悦。但细细检讨之后，发现确实有许多篇可以改变写作角度，以形成更大的戏剧性和说服力，所以将三十多篇全部抛弃重写，使《点一盏心灯》成为畅销而且常销的作品。
由此可知，到处都可能有自己的贵人，他们不一定是直接提拔你的尊长，反而可能是毫无关系的陌生者、一面之缘的过客，乃至你的敌人。只要你能从他们的身上有所领悟，并引导自己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或由于因缘，使你免于原本可能发生的厄运，他们就都是你的贵人。
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人，也不要轻视自己，因为那平凡人可能是你的贵人，你也可能成为别人的贵人！
刘轩的话
微妙的人际关系
这是一篇写给有人生历练的读者看的，现在的我，在阅读时也比以前更有体会。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常会发现有许多原先不喜欢，或相处不睦的人，最后却可能成为自己的贵人。例如我刚回到台湾工作时，有一次接办活动，被某夜店老板坑了一笔钱。当初几乎跟对方翻脸，但后来有一天，那个老板在他店里介绍了一位唱片制作人给我，那制作人又介绍了好几个业界朋友，让我很快打入台湾的音乐圈。没有那位老板牵线，我可能很不容易认识这些人，看来那老板岂不成了我的贵人？
据理力争
有道德的人不少，有道德勇气的人不多。如果由于你在课堂上据理力争，得罪了老师，而被“死当”，我仍然要对你竖起大拇指！
这两天看你的神色不对，猜想一定在学校有了什么麻烦，而当你在我的逼问之下，说是因为跟新的英文老师辩论评分方法，老师词穷之后，似乎对你不满意，而不太理会你，甚至当你有疑问举手，都装作没看到时，我不得不说：“好极了！年轻人，我支持你！”
你一定十分惊讶我这个看似老古板的人，会有如此表示。但是你也要知道，向一切不合理的事务抗争到底，为维护真理绝不屈服，是我一贯的处事态度。我相信这种精神，是民主社会人人应该有的，而对于自己信仰和真理的坚持，更是每个成功者必备的条件。乡愿可以成功，但那成功必不够伟大；狂进的人可能失败，但那失败往往壮烈。所以只要你的态度和缓，做有风度的君子之争，即使是向威权不可侵犯的老师争，我也支持。
记得我在高中时，虽然考试成绩不错，作业也极佳，一个数学老师却以我经常去办校刊，或代表学校外出参加比赛，以上课缺席为由，给我很低的分数，当时我甚至气得想把实验解剖的青蛙放到她的抽屉里。
当我进入师大美术系的第一天，看见教室后面挂着一幅相当好的作品，问教授那张画在系展中得了第几名时，教授说画是可以得第一，但因为这个学生总逃课，所以给他第二。我立刻表示，如果比赛是就作品来论，画得好就应该给他第一，当场使教授不太高兴。当我初来美国，有一次在南方坐长途客运车，位子被划在最后面，上车却发现前面有许多空位时，曾立刻去售票处询问，是不是因为种族歧视，把我这个黄种人放到厕所旁边，于是获得了前面的位子。
当我暑假回台湾发现我们住的大楼在管理上有许多不合理之处时，曾立刻邀集了两位住户，分别拜访一百多家，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其间遭遇许多阻力，连同楼住的亲戚都反对，认为我多管闲事。
正如你所说，老师评分方法不公平，虽然同学们都不服，却不敢说，只有你提出来，并逐项与老师辩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有道德的人不少，有道德勇气的人却不多。问题是如果没有人敢挺身抗争，不公的永远不公，委屈的永远委屈。所以我支持你做一个有风度的抗争者。
在此你要注意，我说“有风度的抗争者”，那“风度”是极重要的。当我们看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时，评论员往往把辩论者是否从头到尾面带笑容这件事列为优先。也就是说，即使在你激动而义正词严的时候，也要维持思路的清晰冷静，而且对事不对人，尊重那些与你抗争的人。因为你争的是理，不是去毁损对方的人格。
当然我也必须告诉你，作为一个带头的抗争者，往往也是最早牺牲的。我曾经在学校里因为跟两位教授辩论而失去做全A 毕业生的机会，也曾经被“死当”而几乎无法毕业，我还是小学六年级班上两个被美术老师打手心的学生之一。但我并不恨他们，因为如果我自己理直，他们没有风度接受，是他们的错；如果我理屈，则我自己应该反省。在强烈的抗争之后，冷静地思考一下，作为改进或激励自己的一种方法，总是会有收获的。而我自己今天做教授，常被学生气得里面冒火，却不得不压下来，并回家自己思索，何尝不是由学生时代的经验中，得到了“同理心”。
我自己绝不会因为学生据理力争而扣那个学生的分数。我可能一时不高兴，但不会一直不高兴，尤其当我知道学生对的时候，更得感谢他的指正，甚至佩服他的勇气。我确实可能不喜欢他，但不能否定他，因为在未来的茫茫人海中，放出异彩的，往往不是书呆子，而是这种具有风骨与胆识的人。
所以只要你能心存恭敬，以学生应有的礼貌，举出自己坚信的道理，就算这一科“死当”，我也为你竖起大拇指，并希望你由愤懑不平中激发力量，未来在这一科有出人的成就。相反，如果因为老师不讲理，就使你意兴阑珊，放弃努力，你只好成为一个真正的失败者。
露出开朗的笑容！或许那老师明天也会对你这个不平凡的学生笑了。
刘轩的话
原则之争
我老爸这篇文章应该是为台湾地区的读者写的。我记得刚回来时，发现台湾地区与美国存有很大的文化差异。美国人会主动争取权益，可是台湾人常不会，也许是怕浪费时间、怕麻烦，或怕因为争论而惹祸上身。
我最近在纽约收到法院寄来的通知，因为我使用的美国信用卡公司有一项隐藏的费用，造成消费者不满而告上法院。上诉人愿意花很多时间与精神为所有的信用卡会员争取权益，即使最后只是几块美金。但是争的人说：“It’s a matter of principle.”（这是原则之争。）我相当认同这样的态度。
在美国社会，你要据理力争。我老爸在我小时候常教导我要争取自己的权益，甚至会当他跟对方理论时，叫我站在一边看。这种以前让我脸红的事，现在显得很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要争取的是大原则，而非个人权益。
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有句名言：“邪恶胜利的唯一关键，就是当好人袖手旁观的时候。”道德很重要，但是有道德而没勇气，道德常是没用的。
悲悯的情怀
我曾在初中的早会里直挺挺地晕倒，醒来时发现自己上下排的门牙全摇动了，嘴唇肿得几乎遮住鼻孔，鼻子和额头也皮开肉绽。
昨天你因为长针眼（睑腺炎）开刀，而没去上学。今天早上，听说你在头上绑了一块红头巾，打算扮成海盗的样子。我清楚地听见你与母亲争执：“既然左眼被医生蒙了这么难看的一块东西，好像独眼龙的样子，何不干脆扮成海盗，否则坐在地铁上，走在学校里，会多奇怪！”
那么我要问你，当你绑上大红头巾，岂不是更怪吗？人家要以什么眼光看你？你是参加化装舞会，眼睛真正受伤，还是故意打扮成这个样子的小太保？昨天你缺考的那门课的老师，又会怎么想？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出门。因为那个医生给你蒙上肉色纱布，又粘贴上层层的黄色胶带，确实看来奇怪，但是难道你能为这么一个几乎完全无碍于你行动和学习的针眼，就几天不出门吗？
我当然能了解你的感觉，因为我在初中时，曾在早会里直挺挺地晕倒。由于站在第一排，前面没人挡住，所以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上下排的门牙全摇动了，嘴唇肿得几乎遮住鼻孔，鼻子和额头也皮开肉绽。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转两班公车回家时，人们奇异的目光和你祖母惊讶心疼的表情。
但是，我能因此不上学吗？过去总被人赞赏为美少年的我，瑟缩在公车的一角，我尽量把脸转向窗外，转得脖子都酸了；我试着不去看人，因为对上的总是惊异的目光。
受伤之后没有几天，一个不认识的同学主动与我接近，问我出了什么事。他跟我搭同一班车，上车时，我才发现他居然有一条腿出奇的细，鞋子也特别，当时是夏天，大家穿短裤，每次坐着，他总是把书包尽量向前推，挡住那看来像根枯骨的膝头。
于是我们成了相怜的朋友。但是，我脸上的血痂一块块脱落了！嘴唇消了肿，牙齿也奇迹般地康复。每天当我们下课时相遇，他都先盯着我看，接着把眼神闪开，仿佛没见到；我的脸渐渐又扬了起来，他膝头上的书包，却推得更靠前面了！
我们的距离日远，渐渐发现他居然有些避着我。
我开始了解残障人士内心的痛苦。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一个彼此同情的世界，一个难为外人体会的世界。而今想起来，我甚至庆幸自己曾有那样的遭遇，使我知道在这世界上有那么一大群我们应该去了解、去帮助的人。
我也反省到，一个在公共场合不易见到残障人士的社会，绝不表示残障人的比例低，反而显示了人们道德的层次低。因为大家以特异的眼光看残障者，甚至指指点点，加上缺少为身心障碍者考虑的设计，使他们躲在阴影中。所以，残障人士的隐藏，是社会之耻、国家之耻。
说到这儿，你想想自己的伤，是否远不如我少年时，而且没几天就能把眼上的纱布拿掉，跟那些真正残障的人相比，岂非幸运？你不过几天，就难以忍受，而他们是几月、几年，甚至一辈子啊！
我们常在失去时，才知道“有”的美好。希望在你失而复得时，一方面感觉“得”的可贵，一方面纪念失的痛苦，更因此了解失者的心境，产生悲天悯人的情怀。
刘轩的话
向黑暗伸出手
绑头巾？回头想，还蛮蠢的！还好我不住洛杉矶，因为那里有两大帮派分别是绑蓝色和红色头巾的，穿错颜色、走错地方，只怕会吃两颗子弹！
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德国有家餐厅，所有服务生都是盲人，而客人必须在完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用餐。在黑暗中吃东西，想必是特殊经验，但这正是盲人天天过的日子。除了借此体会视障人士的生活，也有不少饕客发现这样更能细腻地尝出食物的美味。
据心理测验统计，残障人士并不会比正常人不快乐。一般人潜意识下会有种错觉，认为生理有障碍，心理想必也是，而因此用“可怜”的眼光来看待残障人士。但其实，大部分残障人士只是生理构造异于常人罢了。所以我认为“悲悯”不如“尊重”，我们应该协助他们过正常生活，也给他们应有的尊重。
基本礼貌
有一只狗在人群间打了一个喷嚏，居然好几个美国人不约而同地说“：保佑你！”（Bless you！）接着才发现打喷嚏的是狗，而笑了起来。
记得吗？当我们搬来湾边（Bay side）之前，每个夏天的傍晚都要跑好几条街，到一家杂货店去打电玩。那个店门口总聚集着许多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剃着奇怪的庞克或光头族（skin head）发型，在一起打打闹闹。我们还看过他们在街角的阴影里吸大麻烟，甚至扭打成一团。
但是，我们居然毫不在意，一次又一次地去那里打电玩。原因很简单——我们发现，他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居然都有着不错的礼貌。
当我们进去时，如果他们正堵在门口，必然会立刻让开，还说声：“对不起！”（Excuse me ！）又总是为我们拉着门。
当我们玩到一个段落时，尽管他们早已将硬币放在机器上排列着，表示在等待，仍然会礼貌地问：“你是否不玩了？我能不能接手？”（Are you finished？May I take it？）起初我有点怀疑，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好的礼貌，会不会因为我们是东方人？对远来的比较客气？抑或因为我已三十好几，你又才不过十岁，与他们不属同一层次，而礼让三分？
但是经过长久观察，我发现他们对每个客人都有同样的礼貌。
有一次我跟美国朋友提到这个情况，终于获得答案。朋友说：“必定因为那些孩子的家庭从小就教导他们应有的礼节，大人们之间也都举止优雅，所以礼貌成为他们自然的回应，不必经过大脑就会产生，即使到叛逆期，也不会改变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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