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终点”以后，那么，无论从逆时针方向还是从顺时针方向，就都有可能对各个纵横交错的渠渠道道进行梳理；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大约知道这张大网上的所有曲里拐弯的线索分别最终会挽结在什么地方。这时候，你甚至还可以放心地心情地把这些线索抖弄得便“乱”一些，以致将读者引入“八卦”之阵，使其读不到最后就无法判断人物和事物的命运。如果有这样的大布局，再有可能处处设置沟壑渠道，那么，读者就很难大跨度地跳跃到书的全书结局部分。绝不能有广大的平坦让读者长驱直入。必须让我们不得不在每一个曲里拐弯来停下来细心阅览方可通过。
这些沟壑渠道曲里拐弯处就可能是作品断章断卷的地方。整体的衔接难，但要把整体断成许多“碎块”也许更难——因为这种所谓的“断开”正是为了更好地衔接。这是艺术结构机制中的辩证法。为了寻找总的“终点”和各种不同的“终点”，为了设置各种渠渠沟沟坎坎，为了整体的衔接，为了更好地衔接而不断“断开”……脑子常常是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走路、吃饭、大小便，甚至在梦中，你都会迷失在某种纷乱的思绪中。有时候，某处“渠道”被你导向了死角，怎么也寻找不到出路，简直让人死去活来，某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转机，你额头撞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也觉不得疼。你生活的现实世界实为虚幻，而那个虚幻的世界却成了真实的。一大群从思维的地平线渐渐走近了你，成为活生生的存在。从此以后，你将生活在你所组建的这个世界里，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你是他们的主宰，也将是他们的奴隶。
15
现在，动笔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开头呢？
真是奇妙！最后一个问题竟然是关于“开头”。
万事开头难，写作亦如此。这是交响乐的第一组音符，它将决定整个旋律的展开。长卷作品所谓的“开头”，照我的理解，主要是解决人物“出卖”的问题。在我阅读过的长篇作品中，有的很高明，有的很笨拙。最差劲的是那种“介绍”式的出场方法。人物被作者被动地介绍给读者。这种介绍是简历性的，抽象的，作者像一堵墙横在读者与人物之间，变为纯粹的“报幕员”，而且介绍一个人物的时候，其它人物都被搁置起来。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得由作者交待。等读者看完这些冗长的人物简历表，也就厌烦了。实际上，所有高明的“出场”都应该在情节的运动之中。读者一开始就应该进入“剧情”，人物的“亮相”和人物关系的交织应该是自然的，似乎不是专意安排的，读者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这一切。作者一开始就应该躲在人物的背后，躲在舞台的幕后，让人物一无遮拦地直接走向读者，和他们融为一体。
但是，在一部将有近百个人物的长卷中，所有的人物是应该尽可能早地出现呢？还是要将某些人物的出场压在后面？我的导师柳青似乎说过，人物应该慢慢出场。但我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比如《创业史》里和孙水嘴（孙志明）同样重要的人物杨油嘴（杨加喜）第二部才第一次露面，显然没有足够的“长度”来完成这个人物。与此相联系的问题，如此重要的角以，在第一部蝓蟆滩风起云涌的社会生活中，此人干什么去了？这个人物的出现过于唐突。
在我看来，在长卷作品中，所有的人物应该尽可能早地出场，以便有足够的长度完成他们。尤其是一些次要人物，如果早一点出现，你随时都可以东鳞西爪地表现他们，尽管在每个局部他们仅仅都能只闪现一下，到全书结束，他们就可能成为丰富而完整的形象。除过一些主要的角色，大部分人物都是靠点点滴滴的描写来完成的。让他们早点出现，就可能多一些丰满。怎样在尽可能少的篇幅中使尽可能多的人物出场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必须找到一种情节的契机。
我为此整整苦恼了一个冬天，在全书的构思完成之后，从哪里切入是十分困难的。某一天半夜，我突然在床上想到了一个办法，激动得浑身直打哆嗦。我拉亮灯，只在床头边的纸上写了三个字：老鼠药。后来，我就是利用王满银贩老鼠药的事件解决了这一难题。解决得并不是很好，但总算解决了。我把这个事件向前后分别延伸了一点，大约用了七万字的篇幅，使全部主要的人物和全书近百个人物中的七十多个人物都出现在读者面前。更重要的是，我基本避免了简历式地介绍人物，达到了让人物在运动中出现的目的，并且实初步交叉起人物与人物的冲突关系。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它能使我尽快自由而大规模地展开或交织矛盾，进入表现阶段，不必了为介绍某一个新出现的人物而随时中断整个情节的进程。
迄今为止，我大约觉得，写作之前的一些重大准备工作基本有了眉目。不是说一切都完备了。永远没有完备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工作，只有给未来的作品搞起一个框架，准备了一些建筑材料而已。旦进入写作，一旦人物真正活动起来，这个框架就可能有大变动，大突破，一些材料可能完全失去作用，而久缺的部分将不知要有多少。绝大部分问题要等进入写作才能暴露出来。需要一边写作，一边调整、变动、补充。
不知不觉已经快三年了。真正的小说还没写一个字，已经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想想即将要开始的正式写作，叫人不寒而粟。现在要利用这点空隙让脑子歇一歇，凉一凉。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我知道，要是忙起来，常常会顾不上吃饭或胡凑合着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时候，是足球运动员开赛前的几分钟，是战壕里的士兵等待冲锋的号声。按捺不住的激动。难以控制的紧张。
不管怎样，总得装着轻松几天。
接下来，怀着告别的心情，专意参加了两次较欢愉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组织了一次所谓长篇小说促进会，几十号人马周游了陕北，玩得十分痛苦。可是，其间一想到不久就要面临的工作，不免又心事重重，有一种争不可待投入灾难的冲动。在整个准备阶段中，有许多朋友帮过我的忙。有些是自动乐意帮的，有些是“强迫”他们帮的。记得为了弄清农村责任农村责任制初期阶段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我曾把两个当过公社领导的老同学关在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谈了一天一夜，累得他们中间不时拉起鼾声。
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的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此刻天乐已自动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些负担。为我专心写作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另外，他一直在农村生活到近二岁十岁。经历了那个天地的无比丰富的生活，因此能够给我提供许多十分重大的情节线索；所有我来不及或不能完满解决的问题，他都帮助我解决了。在集中梳理全书情节的过程中，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紧张而激奋的日子；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沉浸在工作之中，即是他生病发高烧也没有中断。尤其是他当过五年煤矿工人，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在以后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由于隐入很深，对于处理写作以外的事已经失去智慧，都由他帮我料理。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连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赁天乐帮助我渡过了这些严重的阶段。的确，书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是个白痴或没世面的小孩一样紧跟在他后边。我看见，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敏。我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
有关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眼下，当我正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
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它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村桩宿愿，起先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经毫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中央委员。为了方便工作，我在铜川矿务局兼了个宣传的副部长。很对不起这个职务。几年里，我只去过宣传部一次，“上下级”是谁都不清楚。我兼此职，完是为了到下面的矿上有个较长期的落脚地方，“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起码的方例条件。
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头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头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
我来之前，矿上已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沙发。
陈家山是我弟弟为我选的地方。这是铜川矿务局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煤矿，也面设施也相当有。最重要的是，这里有我弟弟的两个妻哥，如我有什么事，他们随时都可以帮助我。
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旱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班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颤粟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传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旁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工，坐下来。心绪无比的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
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18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以令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
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是，它将奠定全书的倒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展道路。
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象雨点般落在纸上。可是一页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
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页未完，却以感动可笑和蹩脚。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过纸篓撕下一堆废纸，仍然是一片空白。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地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定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
晚是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
完全可能有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世大的事业？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乘势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热迷不悟，为实现一种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这际的事。少年时，人还梦想我当宇航员，到太空去知捉一上“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唐·吉诃德？
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
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过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为纸处，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第三天重蹈覆辙。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开始在记谙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的一头驴。
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
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
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扁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应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该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
现在，平静地坐下来。
于是，顺利地开始了。
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己快到凉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不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
19
工作的列车终于启动，并且开始缓慢而有节奏地向前运行。既然有能力走向前去，就应该不顾一切堆往前走。
第一个音符似乎按得不错。一切都很艰难，但还可以继续进行。写作前充分的准备工作立刻起到了作用。所用的材料和参考资料一开始就是十分巨大的。即使这些材料、资料、素材大都不会直接进入作品，但没有它们，就很难想象有具体的产品产生。把所有的资料都从箱子里拿出来，分类摆满桌面，只留够放下两条胳膊写东西的地方，桌面摆不下，有些次要的退在旁边的窗台上、柜头上。更次要一些的放在对面的沙发上。紧张的写作有时不能有半点停顿。不允许外来的干扰，也不允许自己干扰自己。需要什么，甚至不需要眼睛寻找，靠意识随手就可拉到面前，以便迅速得到利用。
五六天过后，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五十三章，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这么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自己又前进了一步。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那个目的地；只要求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无法形容的艰难。笔下出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不仅要在这个具体的地方是适当的，还要考虑它在第一部是否适当；更远一点，在全书中是否适当。有时候眼下的痛快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无穷灾难，但又不能缩手缩脚。大胆前进，小心前进，在编织的每一天细线挽结每一个环扣的时候，都要看见整个那张大网。工作进展已经在量上表现了出来。这方面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十三万字。这是《人生》的字数，迄今为止自己最高的横杆。突破这个数字带有象征意义。在一个庞大繁荣的工程中，这种小小的情绪刺激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处于创作状态中的心理机制是极其复杂的，外人很难猜度。有些奇迹是一些奇特的原因造成的。
十三万字的数量终于突破。兴奋产生了庄严。庄严又使人趋于平静。这是一个小小的征服。接下来，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豪迈了一些。最少在表象上看，下一步将从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发了。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部的二分之一处。
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情绪为之而亢奋。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
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
20
在狂热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要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什么？
那就是认定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你就得这样来认为。你要感觉到人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地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这是不狂妄。只有这各“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树起自己的标志。每一个思想巨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揭示这个世界的奥妙，为什么你不可以呢”你估且认为你已经发现了通往华山的另一条道路。
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词”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
把一切伟人和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都统统赶出房子。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没有样板，所谓的样板都诞生于无样板中。当然，绝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伟大感”。困难会接踵而来。你一时束手无策。你又感动自己是多么可笑和渺少。抬头望望桌边上那十几座金字塔，你感动你像儿童在河边的沙地上堆起了几个小土堆。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
难言的羞愧与窘迫。不会长期颓丧。因为你身处战场。
停下笔来，离开作品，想想其它的事。
这时候，来到眼前的常常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记得经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骂一通，理由是为什么去招惹别人的打骂？三四岁你就看清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别想指靠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地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中学时期一月只能吃十几斤粗粮，整个童年吃过的好饭几乎能一顿不拉记起来。然后卷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而今，你坐在这里从事这样崇高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收获，怎么对得起自己？
为什么此刻停顿下来？记着，你没有权利使自己停顿不前。你为自己立下了森严的法度，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别指望逃脱。重新拿起笔。既失去了“传大感”也没有渺小感。变为一个纯粹的兢兢业业的工匠，仔细认真检查停顿下来的原因，穿不过去的原因。不断地调整思考的角度。大量在应用“逆向思维”。开始有了振奋人心的新思路，一潭死水再一次激荡起澎湃的涛声。精神随之便进入新的巨大。
每一次挫折中的崛起都会揭示你重温那个简单的真理：一次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中。想想看，面前的那些金字塔的建告者，哪一个不是历尽艰难挫折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从开始一直顺利到最后说不定是一种舒舒服服的失败。
伟大感与渺小感，一筹莫展与欣喜若狂，颓丧与振奋，这种种的矛盾心情交织贯穿整个写作过程中。这样的时候，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形象；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
写作是艰苦的。与之相伴的是生活的艰苦。
一般地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如前所述，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因此，除过忌讳大肉（不是宗教原因）外，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但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多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这是矿医院，医生职工都回家吃饭，几乎没有几个住院的，伙食相当难搞。
如果不工作，这伙食也可以。只是我一天通常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伙食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河对面的矿区也许小卖部什么的，但我没有时间出去。
没有时间！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敢耽搁。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都限制的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工作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定了严厉的“狱规”，决不可以违犯。每天中午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就像丢下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匆忙地赶回工作间。在准备当天工作的空挡，用电热杯烧开水冲一杯咖啡，立刻就坐下工作。晚上吃完饭，要带两个馒头回来，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就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
后来，晚饭后得多带一个馒头，原因是房音里增加了“客人”。不速之客是老鼠。煤矿的老鼠之多实在惊人。据说是矿工们经常乱扔吃剩的馒头，因此才招惹来如此多的老鼠。
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天知道它们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它们在地上乱跑，嬉闹追逐，发出欢快的“吱吱”声，简直视此地为它们“迪斯尼”乐园。它们甚至敢跑到我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目不转睛盯着我工作。有时候，竟放肆地跳上我材料的窗台，在与我咫尺之间表演奔跑技巧。我手脑并用十分紧张之时，根本顾不上下逐客令，有时实在气急了，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撵着追它们。它们当然立刻就会消失得无踪无影。我刚坐下，这该死的东西便又故伎重演。尤其是晚上，我一拉灭灯，这两人家伙就大闹起来，有几次居然上了床，在我的头边上跑来跑去。
没办法，只好叫医院几个职工，堵住门窗，终于消灭了一只。但是另一只仍然如期地来我这里作客。
我于是才“灵机一动”，干脆由黩武主义变为犬儒主义，每天晚上多拿一个馒头放在门后边供其享用。这样，老鼠晚上便不闹了。每天中午起床后，我先习惯性地向门背后投去一瞥：那里会一无例外地有一滩吃剩的馒头渣。
后来，我和这只老鼠一直和平共处到我离开这里。它并且成了这个孤独世界里我唯一的伙伴。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它蹲在我对面，怎样用一双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工作的神态。我感动内疚的是，我伙同别人打死了它的伙伴——那说不定是它的丈夫或妻子。越过第一部分二分之一处时，感动自己似乎征服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对数字逐渐产生了一种不能克制的病态的迷恋。不时在旁边的纸上计算页码，计算字数，计算工作时，计算这些数字之间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用心算也是简单而一目了然的。只有自己明白，这每一个简单的数字意味着已经付出了什么代价或将要付出什么代价。每一个数字就是一座已翻越的大山或将要征服的大山。认真地演算这些算术的时候，就像一个迷信的古卜师和一个财迷心窃的生意人。这也是紧张写作过程中一种小小的自娱活动。
是的，紧张的思维和书写所造成的焦虑或欢快已经使精神进入某种谵妄状态。上厕所后，发现一只手拿着笔记本，一只手拿着笔；赶忙又一呼小跑回到工作间放下“武器”，再一路小跑重返厕所，惊动了这里的长期的住户——老鼠，则立刻又有一番大动乱，惊恐地立在便池旁反应不过来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一直要五六分钟才能恢复正常。以后进厕所时，为了免受惊吓，就先用脚在厕所门上狠狠踹几下，以便让那些家伙提前“回避”。
白天，矿医院的院子里正的高基建，各种机器人声嘈杂成一片。进入工作，这些声音似乎就不存在了。这时最怕外来人的干扰。好在医院的人很懂规矩，我工作时，从没有人进我的房间。可是某一天，我的黄金时间里，突然闯进来一个手执某新闻单位临时记者证的人要采访我，我一再给他解释，但无济于事，他反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准备和我“长期作战”。我已经失去了理智和耐心，站起来粗暴地抓住他，将他推搡着送出房间。我坐回桌边，心在乱跳。我后悔我的无礼行为。但没有办法。如果我让他满意，我这一天就要倒霉了。我将无法完成今天的’生产任务”。今天完不成任务，将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那演算的数字方程式将全产打乱变成为另一张图表，这要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每一个人进行类似工作的时候，的确像进行一处神对的宗教仪式，不允许有任何的骚扰出现，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破坏这种情绪都不能原谅。
无比紧张的工作和思考一直要到深夜才能结束。
凌晨，万般寂静中，从桌前站立起来，常常感动两眼金星飞溅，腿半天痉拳得挪不开脚步。
躲在床上，有一种生命既将终目的感觉，似乎从此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想想前面那个遥远得看不见头的目标，不由心情沮丧。这时最大的安慰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通信录，五十多万字，厚厚一大卷，每晚读几页，等于和这位最敬仰的老人进行一次对话。不断在他的伟大思想中印证和理解自己的许多迷惑和体验，在他那里录找回答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想想伟大的前辈们所遇到的更加巨大的困难和精神危机，那么，就不必畏惧，就心平气静地睡。
长卷作品的写作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老验。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要么你将猝然倒下。
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出发。
23
连绵的秋雨丝丝线线下个不停。其实，从节令上看，这雨应该叫冬雨。天很冷了，出山的人已经穿戴起臃肿的棉衣棉裤。
透过窗玻璃，突然惊讶地发现，远方海拔高的峰尖上隐约出现了一抹淡淡的白。那无疑是雪。心中不由泛起一缕温热。
想起童年，想起故乡的初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冰冷的雨雾中蓦地发现由尖上出现了一顶白色的雪帽。绵绵细雨中，雪线在不断地向山腰扩展。狂喜使人由不得久久呆立在冷风冻雨中，惊叹大自然这神奇的造化。
对雨，对雪，我永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深夜，一旦外面响起雨点的敲击声，就会把我从很深的睡梦中唤醒。即是无声无息的雪，我也能在深夜的床上感觉到它能降临。
雨天，雪天，常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我最爱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作；灵感、诗意和创造的活力能尽情愤涌。
对雨雪的崇眷恋，最早也许是因为我所生活的陕北属严重的干旱地区。在那里，雨雪就意味着丰收，它和饭碗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和人的生命相关。小时候，无论下雨还是下雪，便地看见父母及所有的农人，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喜悦的笑容。要是长时间没有雨雪，人们就陷入愁容苦，到处是一片叹息声，整个生活都变得十分灰暗。另外，一遇雨雪天，就不能出山，对长期劳累的庄稼人来说，就有理由躺倒在土炕上香甜地睡一觉。雨雪天犹如天赐假日，人们的情绪格外好，往往也是改善一下伙食的良机。
久而久之，便逐渐对这雨雪产生了深深的恋情。童年和少年时期，每当一雨或下雪，我都激动不安，经常要在雨天雪地里一远遮拦漫无目的地游逛，感受被雨雪沐浴的快乐。我永远记着那个遥远的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颤抖的手握住我初恋时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着厚厚的冬装在雨雪迷漫的山野手拉着手不停地走啊走，并仰起头让雨点雪花落入我们嘴中，沁入我们的肺腑。现在，身处异乡这孤儿的地方，又见雨雪纷纷，两眼便忍不住热辣辣的。无限伤感。岁月流逝，物是人物，无数美好的过去是再也不能唤回了。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的遏止的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感，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
愿窗外这雨雪构成的图画在心中永存，愿这天籁之声永远陪伴我的孤独。雨雪中，我感受到整个宇宙就是慈祥仁爱的父母，抚慰我躁动不安的心灵，启示我走出迷津，去寻找生活和艺术从未涉足过的新境界。
雨雪天由于情绪格外好，工作进展似乎也很顺利。有许多突然发的奇妙。有许多的“料想不到”。某些新东西的产生连自己也要大吃一惊。大的思路清楚以后，写作过程中只要有好的心绪，临场发挥就有超水平的表现，正如体育运动员们常有的那种情况。面前完成的稿纸已经有了一些规模。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刺激，它说明苦难的劳动产生了某种成果。好比辛劳一年的庄稼人把批一摞谷穗垛在了土场边上，通常这时候，农人们有必要蹲在这谷穗前抽一袋捍烟，安详地看几眼这金黄的收成。这时候，我也会面对这摞稿纸静静地抽一支香烟。这会鼓舞人更具激情地将自己浸泡在劳动的汗水之中。
在纷飞的雨雪中，暖气咝咝地来了。真想在声地欢呼。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工作环境。房里里干燥温暖，窗是雨雪组成的望不断的风景线。每天的工作像预选安排好那样“准时”完成，有时候甚至奇妙到和计划中的页数都是一致的。
墙上那张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
情绪在猛烈地高涨，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扁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此间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笔赶不上手，手赶不上心。自认为最精彩的地方字写得连自己都辨认。眼睛顾不上阅读窗外的风光，只盯着双水村、石圪节、原西城；只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物和他们的喜怒哀乐；窗外的风光只感觉中保持着它另外的美好。分不清身处陈家山还是双水村。
这时候，有人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秦兆阳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西安了。这消息使我停下了笔。
几乎在一刹那间，我就决定赶回西安去陪伴老秦几天。当名胜古迹，在当时的状态中，即使家里的老人有什么事，我也会犹豫是否要丢下工作回去料理。但是，我内心中对老秦的感情却是独特而可替代的。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地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他，他都海阔天空给我讲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精神素质。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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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九七八年，我二十八岁，写了我的中篇外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斩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
朋友写信问我怎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根本我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作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同时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愿意必，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茵大姐带我在北池子他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他。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各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
秦兆阳是中国当人的涅克接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的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
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现在他来西安，他必须回去。
赶快联系回西安的车。
令人焦急的是，连绵的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路都中断了。
众人帮忙，好不容易坐上一辆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拒七个小时不能越过，只好返回。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我立在窗前，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乞求老秦的原谅。
因此原因，以后去过几次北京，都鼓不起勇气去看望这位我尊敬的老人。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到今天。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
不知哪一天起，晚饭后增加了一项新活动——到外面去散步半小时。暮色苍茫中，从矿医院走出来，沿着小溪边的土路逆流而上，向一条山沟走去。走到一块巨型岩石前立刻掉过头，再顺原路返回来。第一次散步的路线和长度被机械地固定了下来。那块巨型岩石就是终点，以后从不越“雷池”半步。这种刻意行为如同中了魔法，非常可笑。
整个散步的沿途，黄昏中几乎碰不见一个人。加之这地方本来就荒僻，一个人出没于其间的旷野，真像游荡的孤魂。如果碰上另外一个人，双方都会吓一跳。
最大的好处是，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不必装腔作势，完全可以放浪无形，随心所欲。大部分时里，我都是一路高歌而行，并且手舞足蹈。自己随心编几句词，“谱”上曲调，所复吟唱，或者把某首著名的柯恣意歪曲，改变成另一种自己乐意的曲调。记得唱得最多的是一首毛泽东诗词改编的歌贡《沁园春·雪》。接下来，发生了两个“危机事件”。
首先是刮胡子刀片。我一脸“匈奴式”胡须，每天早晨都得刮脸，但只带了一个刀片——原想煤矿肯定能买到这类生活日用品，没想到这里缺这东西。可把人整苦了。这个刀片勉强用了十几次后，每刮一次都很艰难，非得割几道血口子才算了事。只好停止了这种痛苦。
但是几天不刮，胡须长得很长，不考虑美观，主要是难受。后来只好每个星期抽点时间，串游着河岸边摆摊的剃头匠那里专意刮一次胡须。另外，我的纸烟眼看就要抽完了，原来安顿好买烟的人却迟迟不能把烟捎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
对我来说，饭可以凑合着吃，但烟绝不可以凑合抽。我要抽好烟，而且一个时期（甚至几年）只固定抽一个牌子的烟。我当时抽动南玉溪卷烟厂出的四盒装“恭贺新禧”牌。
任何意志坚强的人都有某种弱点，都有对某种诱惑的不能抗拒。烟就是一种专门征服人意志的强大武器。
我记得当年和柳青接触时，严重的肺心病已经使他根本不能再抽烟。但坚强的老汉无法忍受这个生活的惩戒，他仍然把纸烟的烟丝倒出来，装上一类似烟叶的东西，一本正经地在抽。每次看见他貌似抽烟的神态，都忍不住想笑。
另一位作家杜鹏程（写此文时他刚逝世——愿他灵魂安息），当时也因病而停止了抽烟，并且受到了老伴的严密监视。但他有时忍受不了，会跑到我的宿舍来偷偷抽。正抽着，突然发现老伴走来，赶忙给我做个鬼脸，把烟在鞋底下擦灭，嘻笑中一脸惊慌地对我说：“文彬来了！”
作家王汶石我认识他时，他已经真正戒掉了烟（也是患肺气肿）。但据说戒烟时所下的决心之大，几乎待于是一次和命运的搏斗。另人戒烟是把扔掉或藏起来，听说王汶石当年戒烟是把所有的好涸都拿出来放在显眼而且随手可取的地方，看自己能不能被烟引诱。有一次危险到下意识中已把一盒烟剥开了，但还是忍住没抽。对于一个半夜起来小便后还要抽几支烟才能入睡的人，此等折磨的严重就可想而知了。一个半夜起来小便后还抽几支烟才能入睡的人，此等折磨的严重就可以想而知了。我最少在目前还没意志皈依不吸烟者的行动。
没有烟，我会“一事无成”。
眼看烟已到山穷水尽的程度，慌乱惊恐如同一只将要丧家的犬。好在最后关头，烟终于捎来了。当时的心情就像一句弹尽粮绝的士兵看到了水、饼干和弹子同时被运到了战壕里。
写作中最受折磨的也许是孤独。
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体。为了不受于干扰地工作，常常要逃避世俗的热闹；可一旦长期陷和孤境，又感动痛苦，又感动难以忍受。一般情况下，我喜欢孤独。
我的最大爱好是沉思默想。可以一个人长时间地独处而感动身心愉快。独享欢乐是一种愉快，独自忧（模糊的）也是一种愉快。孤独的时候，精神不会是一片纯粹的空白，它仍然是一个丰富多采有世界。情绪上的大欢乐和悲痛往往都孤独中产生。孤独中，思维可以不依照罗辑进行。孤独更多地产生人生的诗情——激昂的和伤感伤痛的诗情。孤独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脘更深邃的地方伸展，也能使你对自己或环境作更透彻的认识和检讨。
当然，孤独常常叫人感到无以名状的忧伤。而这忧伤有时又是很美丽的。我喜欢孤独。但我也惧怕孤独。现在，屈指算算，已经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没和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白天黑夜，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这间房子里，作伴的只有一只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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