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声声繁密而响亮的爆竹，中间还有孩子们放的二踢脚，是地下一声、曳着残声又在天上发出一声巨响。薄纱的窗帘上还不时地映出火树银花般的粲然一亮，那是孩子们在放着各种各样的烟火呢。多么热闹欢畅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的心中为什么有一点惆怅呢？
我想起古人的两句诗，是“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现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客了思家的怅惘，我苦忆的是我的万里外的许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几乎占了一半；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占去大半。
我开始结识日本朋友，还是在万里外的美国。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留学，在同学中，和日本女学生更容易亲近。
大家拿起毛笔写汉字，拿起筷子吃米饭，一下子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那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权，中日关系相当紧张，但我们谈起国事来都有很坚定的信念，认为我们两个东方国家应该而且必须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来维持东亚和世界的繁荣和进步，只要我们年轻一代不断地为此奋斗，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崇高理想一定会实现。
在这些日本同学中，我特别要提到濑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楼。她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女孩子，敏而好学，沉静而温柔，我们虽不同班，下了课却常在一起。我们吃西餐吃腻了，就从附近村里买点大米，肉末和青菜，在电炉上做饭吃。一般总是我烹调，她洗碗，吃得十分高兴。这几十年来，除了抗战那几年外，我们通信不断。我每次到日本去都见得着她；她也到过中国，北京。前几天我还得到她的贺年信。
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战后的东京，结识了松冈洋子。她是一位评论家，又是一位热心从事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工作的人。她也在美国留过学，我们用英语交谈，越说越兴奋。此后我们不断地在北京或东京，或国际和平会议上见面。不幸她在七十年代末期逝世了。一九八○年，我们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巴金和我曾到她家吊唁；见到她的女儿——曾在中国上过学的松冈征子。前几天我得到她给我的一封贺年信，她说：“我要在今年为日中友好做出更多的贡献。”多么可爱的接班人啊！
这里应当提到女作家三宅艳子，她也是和松冈洋子一起搞和平友好运动的。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写了篇《尼罗河上的春天》，那里面的两位日本妇女，就是以她们为模特儿的。她们都曾分别单独访问过中国，我也曾分别陪着她们乘京广火车南下，一路参观游览，并一直送到深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在车中舟上，山光水色中的深谈，真有许多是值得好好地追记的。
谈到女作家，我还接待过有吉佐和子。她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只在北京陪她游览，日子不多，但我每次到日本都见到她。
还有漱户内晴美，也是一位女作家，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访问中，我同诗人李季曾到过她家。一九八○年春，我再到日本时，她已削发为尼，但谈锋之健，不减当年。
一路写来，提到的尽是些女性朋友！其实我的日本男姓朋友的数目，不在我的女朋友之下。现在索性把他们放过一边，谈谈他们的夫人吧。
中岛健藏自称为我的哥哥，中岛夫人就是我最敬爱的嫂嫂。每次我到东京中岛先生的府上，在四壁图书、茶香酒冽之中，总有中岛夫人慈柔的笑脸和亲切的谈话。一九八○年我生病以后，中岛夫人每次来华，必到医院或家中来看我。还有井上靖先生的夫人，也是多次在井上先生的书室里以最精美的茶点来招待我，也曾在我病中到医院或我蜗居来探问我。
她们两位的盛情厚意，都使我感激，也使我奋发，我愿自己早早康复起来，好和她们一起多做些有益于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的回忆潮水般涌来，我的笔也跑开了野马。在我勒住缰绳之先，我还必须提到一位在友谊桥上奔走招呼的人，佐藤纯子女士。我和日本朋友相见的场合，常常有她在座。仅仅一个多月以前，陪着井上靖先生到我新居来看我的，就是她！
窗外的爆竹声音更加脆亮，更多的烟火照得我的窗帘上一时浓红，一时碧绿。孩子们大声欢呼拍手跳跃，甲子之旦来到了！我这篇短文竟然写了两年，也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欢庆声中我祝愿我的日本朋友们（不论是女士，先生，夫人）健康长寿。我将永远和他们一起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努力到底！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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