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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短篇小说集》 作者:全集

雷蒙德·卡佛: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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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给我弟弟这笔钱是个错误。我不需要再有任何人欠我什么了。但当他打电话来说他付不出房子的分期付款了,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从来没在他的房子里待过——他住在一千英里外的加利福尼亚州,我连看都没有看过他的房子——但我不想让他失去它。他在电话里边哭边说,他正失去他挣来的一切。他说他会还我的,二月份,他说,也许会更早。但不管怎样,不会迟于三月份。他说他退税的钱已经快到手了。而且,他说,他有一小笔投资二月份就到期了。关于这笔投资他显得很隐秘,所以我没有追问细节。

“相信我,”他说。“我不会坑你的。”

去年七月,当他工作的单位——一个做玻璃纤维绝缘材料的工厂决定解雇两百个员工时,他丢掉了工作。从那时起他就靠失业救济金度日。现在他的救济金没了,存款也花光了。他不再有医疗保险。工作没了,保险也就没了。比他大十岁的妻子患有糖尿病,需要治疗。他只好卖掉一辆车——她的车,一辆旧的旅行车——而且,一周前他把电视机也送进了当铺。他告诉我他搬着电视机在当铺街走了好几个来回,从一家走到另一家,想当个好价钱,结果把背都扭伤了。最终有人给这台大的索尼电视机出了一百块。他跟我大讲这台电视机和怎样把背给扭伤的,好像这样就可以打动我,除非我的心比石头还硬。

“我已经彻底趴下了,”他说。“只有你能拉我一把。”

“多少?”我说。

“五百。当然,再多我也用得掉,谁不能呢?”他说。“但我想现实一点。五百块我还还得起。再多的话,跟你说实话,我就吃不准了。哥,我不想开这个口。但你是我最后的依靠了。我和厄玛•吉恩很快就要流落街头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他说。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些都是他的原话。

我们又谈了点别的——大多与我母亲和她的问题有关——但长话短说,我寄了钱给他。我不得不这样。我觉得我必须这么做,其实——不管我觉不觉得,结果都一样。我在寄支票给他时附了封信,说他应该把这钱还给母亲,她就住在他那个镇子里,她既穷困又贪婪。过去的三年里,不管刮风下雨,我都按月给她寄支票。但我想如果他把欠我的钱付给她,这就可以让我脱离困境,喘上口气。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两个月不用为那笔钱发愁了。而且,这是实话,我觉得他可能更愿意把钱付给她,因为他们就住在同一个镇子里,经常见面。我所做的这一切只是想保护一下自己。因为尽管他有还我钱的良好意愿,但意外总是存在的。它会妨碍良好意愿的实现。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不知不觉地。但他不会坑他自己的母亲。没人会那样做。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写信,试图让大家明白什么是要做的,什么是可以期待的。我甚至往我母亲那儿打了好几个电话,试图给她解释清楚。但她对整个交易持怀疑态度。我在电话里对此作了一番解释,但她还是很怀疑。我告诉她三月一号和四月一号的那笔本来该我出的钱将由比利出,他欠我钱。她会得到她的钱的,不用为此担心。惟一不同的是不是由我而是由比利来付这两个月的钱。他会付这笔通常由我寄给她的钱,而不必先把钱寄给我,再由我转寄给她,他会直接付给她。无论怎样,她都没必要担心。她会得到她的钱,但在这两个月里钱将从他那儿来——来自他欠我的钱。我的天哪,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来打电话。真希望我每写一封信就能挣五毛钱,告诉他我告诉了她什么,再告诉她可以从他那儿期待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我母亲不相信比利。“如果他拿不出来怎么办?”她在电话里对我说。“那怎么办?他的境况很糟糕,我很同情他,”她说。“但是,儿子,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他没钱给我呢?如果他付不出呢?那怎么办?”

“那样的话我会付给你,”我说。“就像从前一样,如果他不付,我付。但他会付的,别担心。他说了会付就会付。”

“我并不想担心,”她说。“但我还是担心。我担心我的儿子们,其次我担心我自己。我从没想到过会看见我的一个儿子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真高兴你爸不用活着看到这些了。”

在三个月里我弟给了她五十块钱,这钱是他欠我的,应该由他付给她。或许他给了她七十五块。有两种矛盾的说法——他的和她的。但这就是他该付给她的五百块钱——五十块或者七十五块,看你愿意相信谁的故事。我只好把剩余的给她补齐了。和过去一样,我不得不往外掏钱。我弟弟完蛋了。这是我妈打电话来要她的那份钱,我给我弟弟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时,他对我说的——他没戏了。

我妈说:“我让邮递员去他车子里查查,看看你的信是不是掉在座位后面了。然后我去问周围的邻居是否错拿了我的信。为这事我急得都要发疯了,宝贝。”她然后说,“一个母亲该怎么想这件事?”在这件事里谁会去关心她的利益?她想知道这个,她想知道什么时候她能收到她的钱。

我这才给比利打了电话,看看这只是个简单的拖延还是彻底的崩溃。但据比利说,他没戏了,彻底玩完了。他正在卖房子。他只是后悔没早点开始并希望能尽早脱手。房子里已没有能卖的东西了。除了用来吃饭的桌椅外,其他的东西都被他卖光了。“我希望可以去卖血,”他说。“但又有谁会买?就我这运气,我可能患有不治之症。”自然,投资这档子事没有成。当我在电话里问到这,他只说没能兑现。退税的钱也没到手——联邦税务局把退款给扣下了。“屋漏偏遇连日雨,”他说。“对不起,哥,我也不愿意这样的事发生。”

“我理解,”我说。我确实能够理解。但这并不让我好过些。不管怎么说,我没从他那儿拿到我的钱,我母亲也没有。我只好按月给她寄钱。

我很痛心,真的,谁不会呢?我为他难过,希望麻烦没找上他的门。但我自己的后背也顶到墙了。但至少,从今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他再也不会找我要钱了——考虑到他还欠着我的。没人会那样对你的。起码我是这么觉得的。但这只能说明我是多么的无知。

我卖力地工作。每天一早就起来去上班,一整天都在努力工作。回到家就一屁股坐进那张大椅子,动都不想动。费好大的劲才把鞋带松开。然后我就那么坐在那儿,连起身打开电视的力气都没有。

我为我弟弟的麻烦感到难过。但我也有我自己的麻烦。除了母亲外,还有另外几个人在我的薪水单上。我有一个要按月寄钱去的前妻。我必须这么做。我本不想这么做,但法庭说我必须这样做。我有一个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柏林罕的女儿,我每月都得给她寄点什么。她的孩子要吃饭,不是吗?她和一个连工作都不想找的卑劣家伙住在一起,一个你给他一份工作他也保不住的家伙。有一两次他确实找到份工作,但他要不睡过头了,要不就在去上班的路上车坏了,要不他干脆就不去了,就这样,连句解释都没有。

很久以前,有一次,当我还像一个男人一样想问题时,我曾威胁说要杀了那个家伙。但这是不相干的事。此外,那个时候我酒喝得很凶。不管怎样,这狗日的至今还在到处闲逛。

我女儿会写些这样的信给我,说他们怎样靠吃燕麦粥度日,她和她的孩子们。(我估计他也在挨饿,但她知道最好别在给我的信里提他的名字。)她说只要我稍稍帮她一把,到了夏天她的情况就会好转,她确信到了夏天她就能缓过气来了。实在不行的话——但她确信肯定行,她有好几个备用方案——她总可以在装鱼罐头的地方找份工作,那里离她住处不远。她将穿戴着橡胶套鞋、橡胶衣服和橡胶手套,把三文鱼往罐头里装。或者,她可以在路边的摊子上,向那些坐在车里在边界那儿排队等着进入加拿大的人兜售根啤酒[1]。大夏天坐在车里的人一定会口渴,对不对?他们会嚷嚷着要喝冷饮。不管是这份工作或那份工作,无论决定去做哪份工作,到了夏天就好了。她只需要度过这一段,这是需要我的地方。

我女儿说她知道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她想像别人一样自立。她再也不愿意把自己看成个受害者。“我不是个受害者,”有天晚上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只是个年轻女人,有两个孩子和一个跟我住在一起的婊子养的懒鬼。和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我不怕吃苦,只要给我一个机会。这是我对这个世界惟一的要求。”她说没钱对她自己倒是无所谓。但在转机和机会降临前,她最担心的还是孩子。孩子们总在问她姥爷什么时候来看他们,她说。就在这一刻他们正在画那个汽车旅馆里的秋千和游泳池,一年前我去看他们时在那儿住过。夏天是关键所在,她说。如果能坚持到夏天,麻烦就没有了。她的状况就会改观——她知道会。我的一点点帮助会让她熬过这一段。“没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爸。”这就是她说的。我的心差点碎了。我当然得帮她。我为自己差不多能帮上她而感到高兴。我有工作,不是吗?和她以及我家里所有人相比,我已是事业有成了。和其他人相比,我走在康庄大道上。

我寄去了她要的钱。她每次开口我都寄钱去。后来我对她说,如果我在每月的第一天给她寄一笔钱,不会很多,但毕竟是钱,事情就会简单得多。这是她靠得住的钱,不是别人,而是她的钱——她和她孩子的。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我真希望有个办法,让那个跟她住在一起的狗日的吃不到用我的钱买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桔子或一片面包。但我做不到。我只好把钱寄给她,不去担心他是否很快就会大吃特吃我买来的鸡蛋和点心。

我的母亲、我的女儿和我的前妻。不算我弟弟,已有三个人在我的薪水单上了。但我儿子也需要钱。高中毕业后,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他妈的家,去了东部的一所大学。那么多的地方,他偏偏选中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大学。有谁听说过新罕布什尔州?但他是这个家庭里(父母两方全算上)第一个还愿意去上大学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起先我也是这么以为的。我怎么会知道它最终会让我焦头烂额。他从银行东借西借地来维持生活。他不愿意在上学的同时再做一份工作。这是他说的。那当然,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甚至有点同情他。谁喜欢工作?我就不喜欢。但当他把眼前能借的都借了,包括足够去德国上大三的钱,我不得不开始给他寄钱,很多的钱。当我最终说我不能再寄了,他回信说如果那样的话,如果我真的是那么觉得的话,他就去贩毒或者去抢银行——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来挣钱为生。倘若他不被击毙或送进班房的话,我就该庆幸了。

我回信说我改了主意,我可以给他寄点钱。我还能做什么?我不想在手上沾上他的血。我不愿意老去想我的孩子被抓去坐牢了,或其他更糟糕的事。我的良心已经够沉重的了。

这已是四个人了,对吧?还没算上我弟弟,他还不是个常客。我眼看就要疯了。我不分白天黑夜地担心,睡也睡不着。每月付出去的几乎和我挣来的一样多。你不需要是个天才或懂经济学就会明白,这种状况不可能持续下去。我只好借了笔贷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成了我另一份按月的付款。

我开始削减开支。比如,我只好停止外出用餐。我因为一个人生活,在外面吃饭是我喜欢的一件事,但这已成为过去。想看电影时,我也得提醒提醒自己。我买不起衣服,不能去看牙医。车子眼看就要散架了。我需要双新鞋子,但还是忘了它吧。

过上一阵我会觉得受够了,我就给所有的人写信,威胁说我要改名换姓,告诉他们我将辞去工作。告诉他们我计划搬到澳大利亚去。是这样,我说去澳大利亚是认真的,尽管我连澳大利亚具体在哪儿都不知道。只知道它在地球的另一端,而这正是我想待的地方。

但具体到这件事上,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会搬去澳大利亚。他们拿定了我,他们知道这点。他们知道我很绝望,为此很难过并告诉了我。但他们断定到了月初,当我不得不坐下来写支票时,心中所有的火气自然都会烟消云散的。

在收到一封我说要搬到澳大利亚的信后,我母亲来信说她不再想成为我的累赘了。等她腿上的肿一消,她说,她就去找工作。她今年七十五岁,但她也许可以再回去做女招待,她说。我给她回信,叫她别说傻话了。我说我很高兴能帮助她。我确实是。我很高兴能帮她。我所需要的是中个大奖。

我女儿知道去澳大利亚只是我告诉大家我受够了的一种方式。她知道我需要喘口气,需要些鼓励。所以她写信说她将把孩子让别人看着,自己季节一到就去装罐头。她年轻有力气,她说。她觉得她可以一周工作七天,每天上十二到十四小时的班。她要做的就是告诉自己她能行,让脑子兴奋起来,身体自然就会响应。她需要做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看护。这是件大事。了解到工作时间会有多长,和孩子们开始时会有多亢奋(这是由于他们每天吃那么多的冰棍、巧克力棒和巧克力豆之类的东西。孩子们就是喜欢吃这样的东西,不是吗?)就知道这需要一个非常特殊的看护了。尽管如此,她觉得只要不停地找下去,就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但她需要买工作用的套鞋和衣服,而这是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我儿子来信为他在这件事里应负的责任道歉,觉得如果他把他自己的事一次性地彻底了结了,对他对我都更好。就说一件事,他发现他对可卡因过敏。它让他流泪,也影响到他的呼吸。这意味着做毒品交易时他无法亲自品尝。所以他经销毒品的职业还没起步就已经夭折了。不活了,他说,最好在太阳穴那儿来一枪,当场死掉。或者去上吊。这样就可以免去借枪的麻烦,也可以把买子弹的钱省下来。这些是他在信里说的,如果你能相信的话。他在信里附了一张他去年夏天在德国上学时的照片。他站在一棵大树的下面,粗大的树枝就在他头上几尺处悬着。照片里的他面无笑容。

我前妻在这件事上没说什么。她没说的必要。她知道每个月的第一天她会拿到钱的,哪怕它不得不来自遥远的悉尼。如果没拿到,她只需要拿起电话,打给她的律师。

以上是我弟弟在五月初的一个下午打电话来时我的处境。那天我开着窗户,宜人的微风穿过屋子。收音机响着。屋子后面山坡上开满了花。但我在电话里一听见他的声音就开始冒汗。自从我们就那五百块钱发生争执后,我一直没有他的音讯,所以我不相信他会试图打动我,好从我这儿得到更多的钱。尽管这样我还是冒开了汗。他问我的情况怎样了,我就滔滔不绝地说起薪水单和所有其他的东西。我说了燕麦粥、可卡因、装鱼罐头、自杀、抢银行,以及我怎样无法去看电影和下馆子。我说我的鞋子上面有个洞。我说了自己无止境地给前妻寄钱。当然,这些他都知道。我说的一切他都知道。尽管这样,他说听到这些让他很难过。我不停地往下说,反正话费是他的。他说话的时候我在想,比利,你怎么来付这次通话的钱?最后我明白了是我将为这次通话付费。用了不到一分钟,谁付电话费的事就定了下来。

我看着窗外。天空是蓝色的,有几片白色的云彩。几只鸟儿附着在电话线上。我用袖子擦了擦脸。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突然停了下来,呆望着窗外的群山,等着。这时我弟弟说:“我不想求你,但——”他说到这里时,我的心往下一沉。紧接着他就提出了请求。

这次是一千块。一千块!他的状况比上次打电话来时更糟了。他给了我一些细节。要账的就在门口——大门口!他说——他们用拳头砸门时,窗户哗哗地响,房子在晃动。砰、砰、砰,他说。没有地方可藏。他的房子眼看就要被掀掉了。“帮帮我,哥,”他说。

我到哪儿去弄这一千块钱?我使劲握住话筒,离开了窗口,说,“但是你上次借的钱还没还我。这怎么说?”

“我没有吗?”他说,做出很惊讶的样子。“我还以为我还了。不过,我想还来着的。我努力来着的,老天爷,帮帮我吧。”

“你本该把那笔钱付给妈的,”我说。“但你没付。我不得不按月给她钱,和过去一样。这事没完没了,比利。你听着,我每往前走一步,就后退两步。我会沉下去的。你们都会沉下去,你们拉着我和你们一起往下沉。”

“我付了一部分给她,”他说。“我确实付了她一点。为准确起见,”他说,“我付了她一点。”

“她说你给了她五十块钱,就这些。”

“不对,”他说,“我给了她七十五块,她忘掉了另外的二十五块。有天下午我在那儿,我给了她两张十块的和一张五块的。我给她的是现金,她忘记了。她的记忆力在衰退。听着,”他说。“我保证这次说话算话,我对天发誓。加上过去欠的和这次要借的,我寄张支票给你。我们交换支票。把我的支票放两个月再兑现,这是我惟一的请求。两个月后我就熬出来了。那时你就会拿到你的钱。七月一号,我保证,不会晚,这次我可以发誓。我们正在卖厄玛•吉恩从她叔叔那儿继承来的一小块地。已经和卖掉一样了。交易已经结束,只需要解决几个次要的细节问题,然后签字就可以了。此外,我还有个工作等在后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我每天上下班要开五十英里,但这没什么——见鬼,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开一百五十英里。我是说两个月后我银行里就有钱了。你将会拿到你的钱,所有的钱,七月一号前,你可以放宽心。”

“比利,我爱你,”我说。“但我有自己的负担,近来我的负担非常重,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这正是我这次不会让你失望的原因,”他说。“有我这句话,你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我。我保证我的支票两个月后就可以兑现,不会迟。我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哥,我不知道我还能去找谁。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当然,我寄给了他。我在银行里居然还有点信用,这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借了点钱并寄给了他。我们用信件交换了支票。我用一枚图钉把他的支票钉在厨房的墙上,紧靠着日历和那张我儿子站在树下的照片。然后我就等上了。

我一直等着。我弟弟来信请求我别在同意的那天兑现支票。他说请再等一段时间。出了点问题,答应他的工作在最后一秒钟出了问题。这是其中之一。属于他妻子的那块地根本就没卖。在最后一秒钟,她改了主意。这块地已经在她家传了好几代了。他能做什么?是她的地,她不听劝,他说。

我女儿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说有人闯进她的活动房子,把她洗劫一空。房子里面所有东西都被拿走了。这是她上的第一个晚班,当她从罐头厂下班回到家时,家里连条家具腿都没剩下。一张能让她坐下来的椅子也没有,床也被偷走了,他们得像吉普赛人那样睡在地上了,她说。

“这事发生时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人在哪儿?”我说。

她说他一早就外出找工作去了。她估计他待在朋友那儿。实际上,那事儿发生时她并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甚至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要说的话。“我希望他在河底下待着,”她说。洗劫发生时孩子们正和看护待着。不说别的了,如果她能从我这儿借些买二手家具的钱,她会还我的,她说,当她拿到第一张支票后。如果她能在周末前从我这儿得到点钱——也许我可以电汇给她——她就可以去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有人侵犯了我的空间,”她说。“我感到像是被人强奸了一样。”

我儿子从新罕布什尔州给我的信里说,返回欧洲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的生死存亡取决于此,他说。他夏季学期一结束就毕业了,但毕业后他不想在美国多待哪怕一天。这是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他真是忍受不下去了。在美国,人们不提到钱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对话,他对此深恶痛绝。他不是个雅皮,也不想成为一个雅皮。这不对他的口味。他会从我身边消失,他说,如果他能,最后一次,问我借够买一张去德国的机票的钱。

我没从前妻那儿听见任何话。我不需要。我俩都知道该怎么做。

我母亲在信里写道,她没钱去染发,连双袜子都穿不起。她原以为今年可以存点钱以备将来的不测,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她命中注定不会有这笔钱。“你怎么样?”她想知道。“其他人都怎样?我希望你没事。”

我寄出更多的支票,然后屏住气等着。

在我等待的期间里,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其实是两个梦,都出现在同一个晚上。在第一个梦里,父亲又活了过来,他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还是个小孩子,五六岁的样子。上来,他说,抓住我的手,把我悠上了他的肩膀。我高高地离开了地面,但我并不害怕。他抓住了我。我们互相抓住了对方。然后他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我把手从他的肩膀上拿起来,抱住他的前额。别把我的头发弄乱了,他说。你可以放手了,他说,我抓着你呢,你不会摔下去的。听了他的话,我才意识到他的手把我脚腕抓得有多紧。我放开了手。我不再紧张,把手臂向两边伸展开。像在保持平衡一样一直那么伸着。父亲扛着骑在他脖子上的我继续往前走。我假装他是一头大象。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也许我们是去商店,或者是去公园,这样他就可以推我荡秋千。

我醒了过来,下床去了趟卫生间。天开始发白,离该起床的时间只剩下一小时。我考虑是否要烧上咖啡和穿好衣服。后来我决定回到床上去。可我没计划再睡下去。只是想在那儿躺一会儿,把手放在脖子后面,看着天亮起来。既然我已很久没想父亲了,或许可以想一会儿他。不管是醒着还是在睡梦里,他都不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总之,我回到了床上。但还不到一分钟我就又睡着了,睡着后我进入到另一个梦里。我的前妻在里面,但是在梦里她不是我的前妻,而是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也在梦里。他们都很小,在吃土豆片。梦里我觉得我闻到了土豆片的味道,也听得见吃土豆片的声音。我们在离水很近的地方,坐在一块毯子上。梦里的景象祥和美满。突然,我发现身边多出一些人——我不认识的人——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我踢掉了我儿子的车窗并威胁他的生命,像很久以前我干过的一次,当我的鞋子穿过破碎的玻璃时,他正在车子里面。就在这时我睁开了眼睛,醒了过来。闹钟响了起来。我伸手按了一下开关,又躺了几分钟,我的心还在狂跳。在第二个梦里,有人给了我威士忌,我喝了。是喝威士忌这件事吓坏了我。这是所能发生的事情里面最糟糕的。真是掉到了谷底。和这相比,其他都算不上什么。我又躺了一分钟,试图平静一下自己,然后就起床了。

我烧好咖啡,坐在窗前的餐桌旁。我前后推着手中的杯子,在桌上画着小圈圈,又认真地幻想起去澳大利亚的事。突然,我想象出了家人在我威胁他们要搬到澳大利亚时的反应。他们刚开始肯定很震惊,甚至有点害怕。后来,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了,他们很可能开始大笑起来。想着他们的笑声,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哈,哈,哈。我在桌旁发出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哈,哈,哈——好像我在哪儿读到过应该怎样笑似的。

去澳大利亚我又能做些什么?实际上,就像我不会去廷巴克图[2]、去月球和去北极一样,我不会去澳大利亚。见鬼,我根本就不想去澳大利亚。但当我想明白这个后,想明白我不会去那儿——或任何其他地方——以后,我一下子觉得好多了。我点着一根烟,又倒了些咖啡。掺咖啡的牛奶没有了,但我不在乎。喝一天不掺牛奶的咖啡没什么,这不会要了我的命。我很快地装好午餐,给保温杯加满咖啡,再把保温杯放进午餐盒里,然后我就出门了。

这是个晴朗的早晨。太阳躺在镇子背后的山坳里,一群鸟儿从峡谷的一侧飞向另一侧。我懒得去锁门。我记得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但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偷的东西。屋子里没有一件我赖以生存的东西。我有台电视机,但我厌烦看电视。他们进来把它拿走的话,算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我感到一切都很好,决定走着去上班。路没那么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省下点汽油钱,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夏天,要不了多久,夏天就会过去。夏天,我不禁想到,是大家运气好转的季节。

我沿着路边往前走,就在这时,不知怎么搞的,我想起了我儿子。不管他在哪儿,我都祝他好运。如果他现在还没到达德国——他应该已经到了——我希望他快乐。他还没写信告诉我他的地址,但我相信不久就能听到他的消息。还有我女儿,愿上帝爱她并保佑她。我希望她生活得好。我决定今晚就给她写封信,告诉她我支持她。我母亲活着,身体还可以,这也让我感到庆幸。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她还能活上几年。

鸟儿在欢叫,公路上有些车子从我身边开过。也祝你交好运,兄弟,我想。我希望你的幸运之船早日到来,有了钱就还我。还有我的前妻,这个我曾经深深爱过的女人。她活着,生活得也很好——起码就我所知是这样的。我希望她幸福。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可我认定情况完全有可能比现在糟得多。当然现在每个人都有困难,大家的运气都很背。但情况很快就会好转。也许到了秋天就会好起来。有很多可以期望的东西。

我一直往前走。我吹起了口哨。我觉得如果想吹口哨的话我应该有这个权利。我一边走一边甩胳膊。但午餐盒老在碍我的事。我在里面放了三明治、一个苹果和一些饼干,还有保温杯。我在一个停车场上铺着碎石子、窗户上钉着木板、名叫斯密迪的旧餐厅前停住脚。我都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这地方就被木板封上了。我决定把午餐盒放下一会儿。我放下了它,然后我抬起我的双臂,抬得和肩膀一样高。当有人按了声车喇叭,从公路上拐进停车场时,我正像个傻子一样那么站着。这个家伙名叫乔治,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开到我跟前,打开乘客一侧的车门。“嗨,进来,哥们,”他说。

“你好,乔治,”我说。我进了车并关上车门,车子快速开起来,轮胎下石子飞溅。

“我看见你了,”乔治说。“是的,我看见了。你在练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他看看我又看着前方的路。他开得飞快。“你总是像这样张开胳膊在路上走?”他大笑——哈,哈,哈——猛踩油门。

“有的时候,”我说。“不一定,我猜的话。实际上,我是站在那儿,”我说。我点了根烟,靠在了座位上。

“有什么新鲜事?”乔治说。他把一根雪茄放到嘴里,但没有去点它。

“没什么新鲜的,”我说。“你呢?”

乔治耸耸肩,稍后他咧嘴笑了笑。他现在开得非常快,风扑打着车子,发出呼呼的声音。他开得就像我们要迟到了。但我们没有,我们有很多时间,我告诉了他。

尽管如此,他还把速度往上加。我们过了出口继续往前开。我们现在已开过了上班的地方,径直向山里开去。他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放回到衬衣口袋里。“我借了点钱,把这个宝贝彻底翻新了一下,”他说。他说他想让我看看。他使出全身的劲,猛踩油门。我系好安全带并坐稳了。

“快开”,我说,“乔治,还等什么?”这时我们真的飞了起来。窗外的风在怒吼,他把油门一脚踩到底,我俩竭尽全力往前冲。我们坐在他那辆欠款尚未付清的大车里向前飞奔。

[1]一种味道有点像啤酒但不含酒精的饮料。

[2] 廷巴克图,非洲国家马里的一个城市。是当年强盛的马里帝国与欧洲、北非乃至中东的惟一连结点,也是撒哈拉商路的终点。它以高大的清真寺闻名。在英语里,廷巴克图常用来表示“遥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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