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陪护的第一天，我的第一个“约会对象”只有一条腿。他告诉我，为了暖暖身子，他去了同志聚集的三温暖——也许是为了性爱。他在蒸气室里睡着，他离加热器太近。他昏迷四小时后才被人发现，左大腿上的肉全都熟透。
他没法走路，可他妈已从威斯康辛出发来看他，收容所需要人开车载他们俩游览当地景点。去市区的购物中心。看沙漠。蒙诺马瀑布。假如你不是护工、不是厨子、不是医生，作为志愿者你只能干这活儿。
你是陪护，这里是没有保险的年轻人跑来等死的地方。我甚至记不起收容所的名字。标志无处可见，他们要求你悄悄来悄悄走，因为社区居民不知道这所大房子里发生着什么。房子建在他们的街道上，这是一条屋舍凋敝，杀手在车里放冷枪后呼啸而过的街道。但是，没人想和它毗邻而居：四个人在客厅等死，两个在餐厅。楼上每间卧室里至少躺着两个垂死的人，楼上有许多卧室。这些人里至少有半数患艾滋病，但这栋房子一视同仁。你可以来这里，随后，死于任何死因。
我的工作是我到这儿来的理由。我的工作意味着仰面躺在减速传动器上，200磅重的八级柴油卡车驱动杆压在胸口从两腿间延伸到脚边。我的工作就是当卡车缓缓降下组装线时，我得在一辆辆卡车下打滚，将这些传动器杆装上去。每八小时装二十六根传动杆。干活速度和卡车移动的速度一样快。工作将我拽向就在流水线几尺之下的一座座熊熊燃烧的烤漆炉。
靠我的新闻学学位每小时挣不过五美金。几个有同样学位的人在车间里工作，我们开玩笑说文科学位应当包括焊接技巧，至少你还能挣到车间多付给会焊接的民工的两块美金。
有人邀请我去他们的教堂，我绝望到足以应邀。他们在教堂里摆了棵盆栽无花果树，他们管它叫“奉献树”，树上点缀着纸制装饰品，每个装饰品上都印着一件好事，你可以选来做。我的装饰品上印着：与一位收容所内的病患约会。
这是他们的字眼：“约会。”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我选了独腿男人，然后带着他和他妈跑遍当地。去风景名胜，去博物馆。他的轮椅折起来塞进我十五年车龄的福特平托后备箱。他妈一直默默抽烟。她的儿子三十岁，她有两周假期。晚上，我送她回紧挨高速公路的连锁旅店。她坐在我的车前盖上抽烟，谈到儿子时已经用上过去式。她说，他会弹钢琴。在学校里，他拿到音乐学位，最后却在大卖场的店铺里装配电子元件。
这是我们再无感情留存后会进行的交谈。
我二十五岁，明天我要回到卡车底下，也许只有三到四个小时睡眠。唯有此时我的问题似乎才不那么糟糕。只要看看自己的手脚就好。我能举起重物，我能冲着车间的轰鸣大吼，我感到惊异，我的整个生活感觉像是一个奇迹而不是错误。
两周后，母亲回到家。又过了三个月，他儿子走了。死了，走了。
我开车带患癌症的人最后看一次大海。我开车带患艾滋病的人去胡德山，趁还有时间，让他们一览世界。
我坐在床边，护士告诉我死亡那一刻要寻找什么。某些人会喘着气无意识地挣扎，因为肾衰竭，他们肺里充水，他们在睡梦中溺死。将吗啡注射进病患体内时，监视器每过五或十分钟蜂鸣一次。病人的眼睛向后翻转，肿胀起来，完全变成白色。你将他们冰冷的手握上几个小时，握到下一个陪护过来援助，或是握到再也无关紧要。
住在威斯康辛的母亲给我寄了块她织的红紫二色的阿富汗式毯子。另一位母亲或是祖母给我寄了块蓝绿白三色的阿富汗式毯子。另一块是红、白和黑。方格子、之字形。它们在我的沙发椅的一头堆积起来，直到我的室友们提出是否能将它们放去阁楼。
他——那个女人的儿子——独腿男人——临死前，就在他失去意识前，他求我去他的旧公寓。那儿有个装满性玩具的柜子。杂志。假阳具。皮衣。他不想让妈妈找到的东西。于是我答应他会把那些都丢出去。于是我去了那里，去了那间小小的公寓兼工作室，关了几个月后，那儿空气污浊。我曾说它像地窖，可“地窖”这个词不对。听上去太戏剧化。就像是恶俗的管风琴奏乐。但事实上，仅仅是悲伤。性玩具和肛塞仅仅是更悲伤。鳏寡孤独。这个词同样不对，却是进入我脑海的第一个字眼。
那些用盒子装好的毯子一直放在我的阁楼里。每个圣诞节都会有个室友去阁楼找装饰品然后发现它们。红与黑，绿与紫，一块毯子，一名死者，一个儿子或女儿或孙子。无论是谁找到它们，都会提出能否把它们铺在床上要不就送给慈善机构。每个圣诞节，我都会说，不。我说不清自己更怕哪个：丢弃所有这些死去的孩子，或是和他们一起入睡。
我告诉人们，别问我为什么。我甚至拒绝谈论这个话题。都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在1989年卖掉平托。我放弃当陪护。也许是因为经过独腿男人的事情后，在他死后，在用垃圾袋装好他的性玩具之后，在它们埋入垃圾车之后，在打开他公寓的窗户让皮革乳胶与粪便的气味散尽后，那间公寓看起来很棒。沙发床是有格调的紫色，墙壁和地毯，乳白色。小小的厨房里有拼木灶台。纯白的浴室很干净。
我坐在那里，坐在有格调的寂静里。住在里面的人可能是我。住在里面的，可能是任何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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